(提交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演讲提要，2010.9.10)

王雷泉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主任)

“都市佛教”古已有之，释迦牟尼成道在山林，弘化在城镇。在政教关系和谐的年代，山林佛教与都市佛教形成良性对流，典型如佛陀时代的灵鹫山与王舍城、中国盛唐时代的终南山与长安。禅宗走入山林，是应对统治者灭佛的自我保存举措，并非佛教发展通例。可见，佛陀把佛教托付给国王大臣和长者居士，具有深刻的历史智慧。政商这两股力量运用得好，是佛教发展的强有力助缘，否则只是加速佛教的腐败和衰落而已。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都市佛教”，兴起于辛亥革命之后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化打破了古代宗法性村社自治的社会结构，培育起现代市民社会结构。强势的西方文化介入，使佛教面对基督教、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和现代科学，在思想、组织和活动方式等方面产生变革。百年来，上海是“都市佛教”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华佛教总会、世界居士林、上海佛学书局、佛学电台、上海佛教青年会乃至“佛化婚礼”等传播方式。上海的地理位置，交集着印度、中国、日本、欧美四波佛学。

 宗教必须建立在社会之中，而破碎的社会有赖健康的宗教加以整合。僧侣与乡绅集团作为价值规范和民众教化的主导力量，维系着传统社会的稳定发展。当今“都市佛教”的发展，如何在宗教、学术与政治的三极关系中，真正成为社会的良心系统。关键是如何在神圣化与世俗化之间取得平衡。“都市佛教”要有神圣的山林气，而不要有庸俗的市井气。需要的是中道智慧，转世俗而不被世俗所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