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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夏年教授:谛闻法师的教育人才观


 2024/5/20    下载DOC文档    

谛闻法师的教育人才观
       
  传佛教传入丽江是在元朝,但已无可考。明朝是汉传佛教对纳西族影响最大的时期。当时纳西族上层热衷于学习汉文化,送子弟到成都、昆明等地学习深造,这些人最后都通晓汉文,能用汉文吟诗作画,丰富了纳西文化的内容。也有一些内地的工匠、僧侣、文人等在中央王朝的移民政策下,加入到纳西族行列,他们在丽江地区修建寺庙,出家为僧,土司木增就皈依过佛教,隐居芝山的福国寺。木增撰《修建祝国悉檀禅寺感应记》曰:“惟是精诚至极,而后能格神明;泰运将兴,必预为垂祯瑞。是以情至郁则殒霜,志至坚则贯日。化之成则庆云结,德之洽则景星现。故如来之将成道也,海涌青莲,天雨众宝,林木舒五色之光,山川摇六种之动,斯皆往事昭著,理所必著者。……予于鸡足山建悉檀禅寺,专以祝国崇道,兴善化物,一念之诚,自信真实。” [1][1]
  到清末,汉传佛教再次传入丽江,正修和尚就是纳西族的汉传佛教著名的高僧。正修和尚1869年生,12岁出家,跟从丽江金山寺学渊和尚学佛。24岁在鹤庆龙华山受戒,法名传杰,法号真空。出家后曾经游历了五台山、峨眉山、九华山、普陀山,以及天台山和武当山等地,又与近代著名高僧虚云和尚同在北京龙泉寺参禅。1900年回昆明协助筇竹寺梦佛大和尚请虚云来云南讲经,担任僧值;又在禄丰县倡办念佛会,在大理请虚云讲经,之后回到丽江维修金山寺大殿,倡筑戒坛,在丽江举行了第一次传戒仪式。正修聘请丽江文化名人唐尚贤讲授文化课,1907年协助虚云修建鸡足山祝圣寺,人称“佛门栋梁”、“滇南高僧”。20年代末,金山寺失火坍塌,正修又在文笔湖边重建正觉寺,1948年圆寂于此。正修一生弟子众多,其中以两大弟子最为有名,一是谛闻法师,一是普霖法师。
  一、生 平
  谛闻法师,俗名蒋又凡,云南省丽江县龙蟠乡岩羊村人,纳西族。谛闻是自号。 [2][2]1895年2月2日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01年随正修和尚离家到寺院生活, [3][3]1917年被选送北京法源寺弘慈佛学院学习数年,后转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佛典数年,1929年至1931年,受聘为北京中华佛学院任国文教师3年。1932年至1935年,受聘为福建闽南佛学院教员3年。1936至1939年应宁波七塔寺报恩佛学院邀请任教务长。1940年至1941年从宁波到湖南,先后在常德、洪江、芷江等地讲经,并继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1940年元月就职嵩云寺住持。是年冬天,谛闻法师在洪江丛林主持护国息灾弥陀佛七法会,游嵩云山并摄影留念。1939年谛闻在宁波出版了谛闻法师所著的《尘影集》,此书除论述佛典外,还以大量篇幅号召佛教徒抗日救国,有《敬告今日之僧伽》、《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僧界书》、《为抗日救国再告全国佛教徒书》等篇章。1940年秋,在洪江十方嵩云山举行传戒期会,并摄影留念。1941年春末,由洪江回滇。谛闻在芷江逗留时,被芷江县以“有共产党嫌疑”之由逮捕,押送回洪江(专署所在地),经各界皈依弟子多方营救,才具保释放。1942年谛闻法师入川到重庆,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毅然脱掉袈裟还俗,取名又凡, [4][4]从事教育工作,在太阳沟 [5][5]小学教书。1943年到川南古蔺县,先后受聘在古蔺兴仁中学、古蔺中学、古蔺女子中学任教。解放后在古蔺的东新小学、德耀小学、彰德小学教书,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中止教书生涯。1979年人民政府进一步落实政策,政治上为其恢复名誉,经济上恢复原工资待遇,同年退休。1980年,当选为古蔺县政协委员。在此前后,他把平时写成的诗、文、楹联并自祭文汇编成《又凡鳞爪集》自费印出,赠予诸位好友。1983年12月去世,遵其生前遗嘱,政协古蔺县委员会把悼念会改为座谈会,生前亲友与学生,以祭文挽联、诗作等来赞颂蒋公爱国爱民的业绩,并按其意愿在沪州火化,将一半骨灰撒于长江,另一半由县政府派人会同家属护送至丽江老家安葬。
  谛闻于88岁逝世,他在87岁时撰写了《自述》 [6][6]对自己的一生道路和性格作了总结,其中云:
  百岁光阴,一弹指耳。忽生而老焉;忽病而死焉;慨白驹之易逝,叹人生之几何!余生年八十有七矣。幼习东鲁,长研西竺;咀国学之神髓,嚼梵典之精华。然皆一知半解,不得升堂入室,引以为憾矣!
  嗜为文:一任灵机触发,心有所感,辉毫落纸,率性成章,固不计其工拙也。
  好远游: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奇决壮观,与夫姿观宫室城池之巍峨巨丽,梵宇琳宫之庄严幽静,文物艺术之博大精微,能为绝壑古木,珍禽异兽,无一不令人而叹为观止焉。至于扩吾之思想境界,广吾之视听野域,犹余事耳。
  喜交游:人生于霄壤之间,不能离群索居,遗世独立。人与人之间,往来接触,在所难免,交游之道于是乎生焉。然吾之所交游者,并有异于寻常者。听其书,观其行,果其德学优于吾者,则吾示与其从交游,固无论其年代之先后生于吾也。
  至于吾饱食终日,言不及义,喜嬉游戏相徽逐以为交游者,则吾默而摈之,近而远之,不屑与之从交游也。凡吾之举一善,成一艺,而终生受用不尽者,皆得之于良师益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游之道,不可不慎。古之君子,友以三友,良有以也。
  爱吟诗:暮年闲无事,辄吟咏以娱日,籍以发抒幽情,用代心声,亦即以涵养性灵,消遣有生之年耳也。
  ……
  二、平民教育观
  谛闻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工作,先是在中国各地的佛学院学习与教学,还俗之后又在四川古蔺县的学校教书育人,因此,他对教育有着深深的认识,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看法。1929年他在北平法源寺内中华佛学院任国文教师,时值法源寺成立平民学校,为此写下了《北平法源寺设立平民学校感言》 [7][7],论述了自己对教育与国家关系的看法,全文如下:
  国家之势力,视乎人民之知识。人民之知识,又视乎学校之教育,教育普及,则人民之知识发达,而国以强盛。教育不普及,则人民之智识不发达,而国以衰弱。故国之强,非国之自强也。人民智识发达,有以使之强也。国之弱,非国之自弱也,人民知识不发达,有以使之弱也。人民知识既如是之重要,则于国家之势力,欲求其所以强盛,不得不于人民之知识。先求其所以发达,不待言矣。且吾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物产之丰,缘足以冠全球。而国势竟如是之衰弱者,实于人民之知识未曾亟亟然求其发达故耳。近年以来,吾国内受专制之束缚,外被列强之压追(引者案,应为迫),于是一般知识之士,翻然而醒,释然而悟。竞竞焉咸知注意于学校教育之一途,进步非不甚速,然以云普及,则犹未也。盖普通学校,所费不赀,大都取偿于受教育之人。此种教育之利益,仅及于富家之子弟,而不能及于平民之子弟。平民之子弟,因境遇之关系,欲入学校而无力以入之,欲受教育而无力以受之,欲求知识而无力以求之,唯有仰屋而嗟,向隅而叹,而莫可如何者也。夫所谓平民者,平等之国民也。民之于国,既立于平等之地位,国之于民,即应有平等之待遇。今以境遇之关系,致使国中一部之民,不入学校,不受教育,不求知识,其不平等孰甚。而以国民不能平等之结果,知识不能发达,教育不能普及,则国势之日超(引者案,应为趋)于衰弱,有可断言者。故于今日而谋国势之强盛,非先发达人民之知识不可。发达人民之知识,非先提倡平民教育不可。空也法师有见于此,特于北平法源寺,设立平民学校一所,专收平民子弟,教以人生必需之知识。所有书籍纸笔及诸杂费,概由寺内支给。对于学生,不取分文,俾一般贫苦子弟,得有此求学之机会,而不致为境遇所阻。谋教育普及者,诚不可不注意及此也。抑更有进者,我佛设教,以平等为原则,故谓之平等大教,提倡平民教育,实是以贯彻平等之宗旨,而发扬平等之精神,此于各寺庙分内之事,而责无旁贷者也。吾国寺庙不为不多矣,主持各寺庙之人,皆能如法师之热心提倡,学校教育未有不普及,人民智识未有不发达,国势未有不强盛者。吾辈僧伽本国民之一分子,岂可于国家之强弱漠然而不顾耶?深愿各寺庙继起而速图之。
  一个国家离不开教育,“教育者,所以教人之所不知,育人之所不能,换言之,即示人所以为人进取之道也,语曰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又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人之所以为人,禽兽之所以为禽兽,即视教育之有无以为区别。人无教育,非特受人之侮,被人之辱,乃至近于禽兽,而不齿于人类,耻孰甚焉。故无士者而无教育,则不知所以为士之道,而不成其为士也。为农者而无教育,则不知所以为农之道,而不成其为农也。为工者而无教育,则不知所以为工之道,而不成其为工也。为商者而无教育,则不知所以为商之道,而不成其为商也。其他种种,莫不如是。” [8][8]人民的受教育程度可以反映出国家的整体实力,因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说明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程度越高,但是旧中国一直处于弱国的地位,经济与科学技术与西方列强国家相差甚远,即使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值得我们引以自豪,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就是一个有实力的强国。谛闻的文章的中心就是想说明这一点。他把教育作为国家强大的基础,整个国家的受教育程度决定了国家的强大与衰弱,认为“教育普及,则人民之知识发达,而国以强盛。教育不普及,则人民之智识不发达,而国以衰弱。故国之强,非国之自强也。人民智识发达,有以使之强也。国之弱,非国之自弱也,人民知识不发达,有以使之弱也。”这在当时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但是教育需要投入,没有钱不能受教育,所以在旧中国,受教育成了有钱人家的专利,没有钱的人就只能不受教育,念不起书成为穷人子弟的普遍现象。谛闻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6岁时就被父母送到寺院里,他对无钱上学的人非常同情,痛恨那种有钱才能受教育的不平等制度,所以他要抨击这种现象,为没有钱而失去学习机会的人们鸣不平,强调穷人的孩子仅仅“今以境遇之关系,致使国中一部之民,不入学校,不受教育,不求知识,其不平等孰甚。”其最终结果,只能是“知识不能发达,教育不能普及,则国势之日趋于衰弱”,发展平民教育是国家强大的唯一出路。“平民”本是指与拥有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权贵相对的一般人,但是谛闻在这里却赋予了另一种意义,认为“所谓平民者,平等之国民也。”强调由于是平等国的国民,就应该有享受教育的权利,这个思想与资本主义“天赋民权”的含义是相通的,同时也体现了佛教的平等思想,因此空也法师创办了平民学校,谛闻为之击节叫好,视为“各寺庙分内之事,而责无旁贷者也”,“僧伽本国民之一分子”,寺庙办平民教育,就是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三、佛教教育观
  谛闻在佛教教育的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一直认为,“然曰衰微曰险危者,乃僧伽之问题,非佛法之问题也。”也就是说,佛教是伟大的,是有用于社会的,但是它之所以在中国大地不能兴起,其重要原因并不是佛教本身有问题,“非佛教之咎,而僧伽之咎也”,即是代表着佛教三宝之中的僧宝出现了问题,这是由于佛教内部的原因所致。所以他说:“呜呼今日之佛化,极衰微之佛化也。今日之僧伽,极腐败之僧伽也。佛化之所以衰微,非由于僧伽之腐败乎,僧伽之所以腐败,非由于教育之不振乎。以教育之不振,而致僧伽腐败,以僧伽之腐败,而致佛化衰微,是吾之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者。” [9][9]要根本改变这种现象,他提出要在培养人才上下功夫。“方今民生凋敝,世道凌夷,欲利之而无其方,欲救之而无其术,唯有兴学育才,代佛宣化,庶足以作中流之砥柱,而挽既倒之狂澜。” [10][10]谛闻根据在多所佛学院学习或教书的所见所闻,看到了佛门在办教育方面的缺陷,如“我们中国佛教僧教育的产生,大约肇始于有清光绪三十年间。日人水野梅晓,在湖南长沙开办僧学校,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其间国内继此而办的,前前后后,一齐综计起来,几有百余处之多。可是办得有点成绩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到现在人才依然感觉希少,佛教依然感觉衰颓。而外界的压迫,犹是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在在处处都表示着悲观,没有使人可以乐观的地方。我以为这些都是僧教育失败的写真。而僧教育所以失败的原因,虽各有其种种之关系,但是以我观察所得的,约有下列的几点:(一)办学宗旨之不正大。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僧教育,除了在家居士办的少数佛学院,真实为宏扬佛法,培植人才为宗旨外,其他出家佛徒办的,多数佛学院,大半都是为抵御外侮,保护寺产起见,很少有昌明佛化,造就人才为宗旨的。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抽提寺产侵占庙宇,以及驱逐僧尼等问题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闭起山门,盘着腿子,敲几下木鱼,念两声佛的这种主义,是不能抵御外侮。又审今之势,察今之情,非打教育的旗帜,喊教育的口号,是不足以应付潮流,左思右想,无可奈何之中,勉强的挂起一块佛学院的招牌,照例的组织几条森严紧密的章程,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宣言,请一两位法师教员,招收几十名学僧,讲讲说说,写写作作,借办学之名,抵外侮之实,所以到了事过境迁,风平浪静的时候,为抵御外侮而办的学院,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随即把他拿来宣判死刑,送他往生去了。这是中国过去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一点。(二)办学经济之不充足。世间上无论做任何巨细的事业,都要以经费为先决条件,如果经济的问题不能解决,那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办成功的,就是侥幸的办成功了,但是他的前途,也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希望,及有什么成绩的表现。所以经济为一切事业成功之母。例如民国以来的僧教育,除了一部分办的宗旨不正外,其他有多少热心教育的、为法为人的住持长老及护法居士们,以限于经济,对于教育,实在有心无力,想办而不能办,终于望洋兴叹的。有些是办了一年半载的教育,觉得颇有兴趣,很想为佛教做番事业,为僧伽谋点福利,鼓着勇气,一直干下去的。然而到了中途,发生经济的恐慌,虽竭力挣扎,实在无法撑持,终于忍痛停办的。总而言之,就是办学的经济不充足,因此僧教育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日就衰颓,到现在真是直等于零了。这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二点。(三)住持长老之无公益心。中国二十二省的大小丛林,一齐综计起来,为数实在不少。其中有一部分丛林寺院,每年的收入,只够自给自足外,其余有一部分的丛林寺院,实在寺产殷实,收入丰裕,很可以为佛教做些公益,尽点义务。可是他们只图自私自利,不肯福利大众,嘉惠后学。将十方僧众所公有的佛产,据为个己的私有物,好像谁做住持,就是谁的所有权,他人丝毫不能染指。没说别的十方僧众沾不到一点余惠,就是一个寺里的同住大众,也得不到什么权利。每年巨额的寺产,大量的收入,糊里糊涂地耗费于无用之地,你要提到叫他们拿点钱来培植几个人才,或办些僧的教育话,他们吝财如命,一毛不拔,不但二十四个不肯,还要诉出一片艰难困苦的情形,装出穷得粥都没吃的样子。要是一旦遇着强权暴力的敲索,或发生有关于本身名誉的坏事,叫他们拿出三千五千,却又等于泥沙,满不在乎。说到这里,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话又说回题目上来,就是富有寺产的住持长老们,没有公益心。这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三点。(四)求学者之无真实心。我们中国佛教僧教育,说起来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照理教育应该昌盛,人才应该繁衍。可是现在的事实,却又适得其反。这是什么道理呢?这种责任一方面固当归咎于办学者之太无恒心,忽办忽停,乍起乍灭,弄得一般有志的青年学僧们,想学而不能学,终于一暴十寒,得不到长期继续的修习,专门深刻的研究,于是耽误了多少有为的青年学僧。可是一方面又不能不责备于求学者之无真实心。现在一般求学的青年学僧,习成了一种云水的性质,今日跑到东,明日跑到西。这个学院住几天,那个学院住几天,没有一个学院满他们的意。不是设备不善,就是待遇不良。不说法师不对,就说教员不好,结果浪费草鞋,一无所获。这是求学者无真实心的一个十足表现,同时也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四点。(五)青年学僧之嚣张过甚。只要进过几年学,读过几年书的青年学僧们,外触于社会环境的险恶,内感于佛教大势的阽危,对于现实的佛教制度,多不满意,改革的思潮,时涌现于心头,跃跃欲试,不能抑遏。于是在学院则反对教师,常闹风潮;在丛林则藐视执事,时起冲突;在小庙则冒犯师长,屡谋起义。一方面每每发表过激的文字,对于现实的丛林,多所指谪,对于现代的僧伽,多所批评。于是一般守旧的长老居士们,看到这种情形,一齐大惊小怪起来,众口同音,一唱百和的,都说我们花了许多钱,来培植人才,而所得结果,适与期望相反。实在办教育是无异制造敌人,无异自掘坟墓,再不能办下去了。如果再办下去,连我们自已的饭碗,都靠不住了。大家对于此说,认为不错,于是相率已办的学院从此停办,未办的学院不敢再办,弄得到现在,只有几处有特殊情形的、不能不办的学院,不死不活的在那里拖延着,这是青年学僧嚣张过甚的结果,同时也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五点。” [11][11]为此,他不断地呼吁重视和发展佛教教育,疾呼“教育为一切事业之母,无教育则无人类,无教育则无世界。吾辈僧伽,处于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地位,若无相当之知识,势必任人侮之辱之摧残之破坏之,而几无以自立。” [12][12]并把这件工作提到了根本的地位。他曾经撰写多篇文章,强调教育在弘扬佛教中的作用,恳求诸方大德居士,积极投入到佛教教育的活动中来。1928年他撰写了《论教育与佛化之关系》 [13][13]一文,曰:
  佛化普及,首在培养人才,人才崛兴,尤在提倡教育。非人才无以宏佛化,非教育无以造人才。此教育之所宜亟亟提倡焉。夫教育者,知识之所由启,学术之所由明。知识既启,学术既明,而犹患人才之不崛兴,佛化之不普及者乎?根茂实遂,膏沃光晔,此理之所固然而无或爽者也。教育犹根也,佛化犹实也,教育犹膏也,佛化犹光也,根不养而竢其实,膏不加而希其光,教育不提倡,而望佛化之普及,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则事未有不善者。处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养人才不可。人才譬之器,佛化譬之事,人才既出,佛化断未有不昌明者,不然佛化普及之说,由来久矣,而卒不能实现者,岂佛化之终难普及欤,实因人才之缺乏有以致之。人才之缺乏,实因教育之衰微有以致之。世人徒知佛化之不普及,而不知其系人才之缺乏,徒知人才之缺乏,而不知其系于教育之衰微。噫,知识之所以不启,学术之所以不明,职是故也。长此以往,吾恐洋洋佛化,不特不能普及,而反日就衰颓,然则教育之于佛化关系诚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缓也明矣,唯是教育一端,关系既重,提倡之责,其谁任之。论者莫不曰在先觉之长老,与有力之护法,吾以为彼之所言,不为无见。然知识之启,学术之明,固人人之所有事也,岂其于教育而可漠然视之。且教育为佛化之本,凡为佛子于宏扬佛化,皆有应尽之责,即于提倡教育,也皆有应尽之责,各竭其才力心思以为之可也,而必赖之于长老护法为也。顾亭林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于佛化之兴衰亦云。
  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谛闻佛教教育思想的总纲。20世纪初,中国佛教界在经历了中西两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和“五四运动”的冲击,已经开始进行了深刻的反醒,佛教重新开始走上了复兴的道路,社会上和佛教界里都在重视宣传佛教的活动,佛教刊物、佛教学术,乃至佛教教育如火如荼,方兴未艾。但是“纵观环境,侮我辱我,破坏我,摧残我,公然肆其毒焰,张其暴气,以陷我等于绝地者,比比皆是。其将泯智灰心,垂头丧气,忍受其侵凌乎。抑拔剑而起,挺身而斗,罄全力以与抗争乎。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睹作社会之寄生虫,贻人以口实乎。抑革除陋习,振刷精神,以辟自新之途乎。将取消极主义,遗世独立,任其归于淘汰之列乎。抑应时势之要求,精研大乘学理,且实行其救人救世之工作,以期发扬而光大之乎。孰非孰是,何去何从,当为有识者之所共鉴。” [14][14]由于几百年来佛教的消沉,整个佛教界仍然处于人才不济的情况,虽然很多寺庙都在办教育,但是又因种种原因,其效果并不十分突出。谛闻在文章里,分析了佛教教育与佛化、与培养人才的关系,正确地指出了佛教教育的关键首在人才的培养,“非人才无以宏佛化,非教育无以造人才”,这是一条万世不变的恒古定律。“法赖人弘”,此为古德早已说过,所有的知识、学术都是有赖于人才的崛兴,而人才的崛兴又离不开教育,所以教育是根本,人才是根本。与其甘愿受辱,不如起来奋而抗之,“唯以精锐之眼光,运灵活之心思,用敏捷之手段,速图之而速断之。应兴者兴,应革者革,毋与人以可訾之讥,毋授人以可乘之隙。夫如是,彼虽欲摧残,无从而摧残,虽欲破坏,无从而破坏,又何至邻于衰微,即于腐败,而受人之侮辱也。苏子曰,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人之侮我辱我者,皆我之自取也。呜呼吾之侮辱,吾自取之,则欲去吾之侮辱,亦惟吾自去之。去之之道,莫如提倡教育。” [15][15]佛教是社会的一个团体,离不开社会,佛教的宗旨就是要将伟大的佛法全面推向社会,用佛法来化社会。在社会上普及佛教,其根本的一条,还是要进行教育,需要人才来推动这项工作,“人才既出,佛化断未有不昌明者”,所以“处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养人才不可”。他除了指出教育的根本性和不可或缺性之外,更强调了教育的急迫性、重要性和现实性,他指出“然则教育之于佛化关系诚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缓也明矣”,办教育并不只是寺院长老与护法居士的责任,而应是每个佛教徒的责任,明代大儒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名言,对佛教界来说,也是非常合适的,所以他呼吁全佛教界都要自觉重视办教育,提倡教育,“各竭其才力心思以为之可也”。 1928年,北平法源寺又创办了中华佛学院,这是一所旨在培养法门良将的佛学教育机构。谛闻写下了《中华佛学院开学感言》: [16][16]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厚望,他说:“中华佛学院之所由亟亟于成立也。空也法师及宾楷南居士,有鉴于此,以为佛教之衰微,由于僧伽之腐败,僧伽之腐败,由于教育之不振,特创设中华佛学院,以授僧伽相当之教育,而谋佛教之振兴,是诚如来之化身,末代之明星也。当开学之日,嘉宾莅止,胜客如云,设备庄严,规律井然,有如灵山一会,俨然未散。首由院长空也法师报告创办本院之宗旨,及将来之目的,次由院护宾楷南居士,演说现在佛化衰微,僧伽腐败之情形,及谋所以救治之法,其余教职来宾,均有演辞,大都不外提倡僧伽利生事业,发展如来救世精神。盖中华佛学院之设,实揭此二语为标帜,而欲竭全力以促其实现者也。……兹幸中华佛学院应运产生,规模宏远,宗旨正大,而办学者、讲学者、求学者,又各各抱有最坚最固之志愿而来,于利生事业、救世精神八字,尽力发扬,期达于圆满究竟之域,其能得良好结果,可以断言,将见佛化由此重兴,僧伽由此自立,而向之侮我辱我、摧残我破坏我者,毒焰不消而自消,暴气不戢而自戢矣。岂寻常假兴学之名,图自私之实者,所可同日语耶。余因之有所感焉,故为之说,以志庆幸。” [17][17]
  谛闻不仅呼吁重视佛教教育,而且还对佛教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同的性质与特点做了一番深入地考察,也对佛教院校的学风和“半吊子”教育现象,以及为什么佛教教育的路子走不通的情况,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说:“殊不知佛教教育的性质是主静的,社会学校教育的性质是主动的,一动一静,这两教育的性质,根本就处于极端相反的地位,毫无强牵附和的余地。” [18][18]除了上面所说的经济、意见和学风三种根本原因外,究其实质,他又指出 :“可是佛教之在社会,如太苍之一粒,大海之一沤,当然敌不住社会的鼓荡,只得跟着社会跑,所以主静的佛教教育,现在也一变而为主动的社会教育化了,学风焉得不坏呢。现在的佛教僧教育,本来没有一定的方式……章则……一方面采取学校的新制,一方面采取丛林的旧规,建立在不新不旧的当中,形成非驴非马的教育。要想全新吧,又怕砥触佛制,招人口实,要想全旧吧,又怕违背潮流,势所不许。欲新不得,欲旧不能,这种半调子的教育,结果四处挂着此路不通的招牌。所以近年来的僧教育,越办越不通,越办越糟糕。” [19][19] 所以面对如此糟糕的佛教教育,他提出:“我以为今日的僧教育,马马虎虎的不想办好则已,如果要想办好的话,必须有一定的方式……章则……然后才能办得通,同时也才会造出好的人才来。要新就极端的新,完全采取学校的新制,使其丛林学校化,要旧就极端的旧,完全采取丛林的旧规,使其学校丛林化。如果照这样的办法,教育没有办不通的,人才也没有造不出的。所怕的就是不新不旧,非驴非马的办法,那就实在是到此止步,走不出去了。” [20][20]
  在众多的佛教院校中,他对太虚大师创办的闽南佛学院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在这僧教育没有规定方式……章则……的过渡期间,尤其国内的僧教育寥若晨星的时候,吾人对于硕果仅存的闽院,不能不有一种绝大的希望。” [21][21]但是,闽南佛学院的现状也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例如他觉得,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世俗学校的学生不安心学习读书,动辄开会、游行、请愿、示威,闽南佛学院的学僧也“失却自己的立场,崇拜社会的潮流,也就胡闹起来了。” [22][22]学僧们“时而闹风潮,时而起革命,不说打倒这个,就说打倒那个,专门做些骂人的文章,以为自己的能事。对于院里的课程,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问他佛学吗,儱侗真如,颟顸佛性,不知说些什么。问他文学吗,这里抄几句,那里抄几句,文言不成,白话不是,就算他们的文章了。他们唯一的功夫,买几本小说读读,订几本杂志看看,甚至一天到晚,打打闹闹,玩玩笑笑,视院规如具文,目职员如木偶,毫无畏忌的心事,任你闹得天翻地覆,谁也不能干涉,弄不好还要出乱子啊,所以七八年来闽院的学风,坏到无以复加的极度。” [23][23]其次,学僧们已经没有祖师们的那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勤苦淡泊之境界,他们吃不得苦,不甘寂寞地好好学习。如“近来闽院的学僧,骄奢逸乐,一事不做,养成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天之骄子的生活。他们除了上课读书而外,不肯再做一点别样事,全身手足的机能,好像不能动作似的,结果一出院门,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住丛林吗,吃不住苦;回小庙吗,容不了身;赶经忏吗,没有本事;当法师吗,不够资料(引者按,应为“格”),往上不能,走下不得,弄得害了他一生。学僧们未曾住过学院之前,觉得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我餐,住过学院之后,觉得任你走尽天下,没有立足之地。你想一个人前后的生活,何以有这样的畸形呢?我敢不踌躇的解答一句,因为未住学院之前,处处放得下,事事吃得苦,所以到处都可住,而且到处都欢迎,住过学院之后,贡高我慢,好吃懒做,所以到处都不要。而且到处都讨厌。” [24][24]有鉴于此,他提出“一方面希望闽院的当轴,要励精图治,迈步前进,使成为国内佛教最高的学府,一方面希望闽院的当轴,要盘根错节,彻底澄清,养成良好的学风,造出优美的人才。” [25][25]而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应行改革,而且亟宜改革的两点”, [26][26]一是“学风宜整顿”。二是“生活宜纠正”。总之“应该振刷精神,大刀阔斧的来改进一切,使闽院的生命,趋于发荣滋长的领域,对于学生,应该于庄严之中,寓慈祥之意,谆谆训导,使皆成为有用的人才。……办学者与求学者,和偕合聚,互相亲爱,互相谅解,共图佛法的光明,同谋闽院的巩固,这是我们虔诚馨香以祝的了。” [27][27]
  四、结 语
  1939年,日本侵略军将战火烧到了宁波,山河国破,百姓罹难,背井离乡,奔逃他方。谛闻挂单的宁波七塔禅寺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结束了鼎盛的时期,报恩佛学院被迫关闭,谛闻的教学生涯被迫结束,他随着难民逃难到湖南,继而再到重庆,最后还俗到四川古蔺,从此不再与佛教界发生任何联系,过着隐居的生活,最后终老于斯!
  谛闻6岁出家,47岁离开佛门,整整在寺院里生活了41年。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够曾经取得辉煌,能够识文断字,教书育人,撰写著作,出版专著,实事求是地说,这些都是得益于佛教。是佛教寺院的斋饭将他从一个行将饿馁的儿童养大成人,是佛教的课堂将他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培养成一位学富满车,饱识经文的知识分子,所以,没有佛教,就没有谛闻早期轰轰烈烈的一生,没有佛教,就没有谛闻在佛教教育领域的辉煌,没有佛教,就没有谛闻一生从事教书育人的事业。
  作为一名纳西族的出家人,谛闻的事迹和思想在当代中国佛教史中确有值得讨论的一面。由于他的出家,使汉地佛教的大家庭中增添了一位新的成员,他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成员接受了汉地佛教,也使汉地佛教传到了原本是藏传佛教占统治地位的云南少数民族生活的丽江地区。作为一名曾经在佛门内生活的僧人,由于他的鲜明的改革思想和轰动一时的改革佛教举动,给原已沉闷的中国汉地佛教注入了新的血液,在佛教界里掀起了波澜,产生了影响,但是中国佛教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历史惰性和保守势力过于强大,使谛闻成为佛教改革的牺牲者之一,太虚说他“尝在云南有改进寺制僧制之举,顾格于先习,所志未遂什一。”所以他的佛教改革失败也在意料之中。他在晚年的《自祭文》中,仍然对此事感到伤心,云:“吾幼读诗书,深知圣贤,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之为人之道。以之律己,则己可廉洁;以之律人,则人可良善。吾受此熏陶,视听言动,一遵古人之言,不敢稍违。殊知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瞬时之祸福。耻躬行之不逮,欲寡过而未能,竟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蒙冤莫白,致为一世所非笑,傥所谓有求全之毁者非耶!”不亦悲夫!
  但是,作为一名曾经是佛学院的主讲,谛闻的广博学识和较高教学能力,以及他所提倡的育才思想、敏锐的眼光,使他在这个领域里取得过骄人成绩,桃李天下,宁波七塔报恩佛学院是他的理想和成就的表现,他不仅是佛学院的领导者,而且是整个寺院文化的建设者,正是因为他的参与,七塔寺的事业与影响在宁波地区进一步增大,报恩佛学院也在古四明地区独树一帜。但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末法时期,他的成就也只能昙花一现,他的理想最终不能彻底实现。作为一名历史的过来人和纪录者,由于他的秉笔直书,在《谛闻尘影集》里真实地记载了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系列事情,使我们对那个时期的佛门的内部情况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为所有关心佛教及其未来的发展的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总之,谛闻所在的历史环境,决定了他的命运。就佛教而言,他是一个曾经成功过的法师,但也是一个曾经失败的僧人,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作者黄夏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世界宗教文化》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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