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教界人士的反思

　　中国佛教到了近代，已经呈现出极为衰落的现象，佛教界里不仅人才不出，而且几乎沦为“鬼的宗教”和“死人的宗教”的境况了。对此，佛教界人士作了深刻的反思，如谛闻法师就认为：“然曰衰微曰险危者，乃僧伽之问题，非佛法之问题也。”也就是说，佛教是伟大的，是有用于社会的，但是它之所以衰微，其重要原因并不是佛教本身有问题，“非佛教之咎，而僧伽之咎也”，即是代表着佛教三宝之中的僧宝出现了问题，完全由于佛教内部的原因所致。他进一步认为，佛教的振兴首先是佛教教育的振兴，他说：“呜呼！今日之佛化，极衰微之佛化也。今日之僧伽，极腐败之僧伽也。佛化之所以衰微，非由于僧伽之腐败乎，僧伽之所以腐败，非由于教育之不振乎。以教育之不振，而致僧伽腐败，以僧伽之腐败，而致佛化衰微，是吾之所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者。”要根本改变这种现象，他提出要在培养人才上下功夫。“方今民生凋敝，世道凌夷，欲利之而无其方，欲救之而无其术，唯有兴学育才，代佛宣化，庶足以作中流之砥柱，而挽既倒之狂澜。”1928年他专门撰写了《论教育与佛化之关系》一文，曰：佛化普及，首在培养人才，人才崛兴，尤在提倡教育。非人才无以宏佛化，非教育无以造人才。此教育之所宜亟亟提倡焉。夫教育者，知识之所由启，学术之所由明。知识既启，学术既明，而犹患人才之不崛兴，佛化之不普及者乎？根茂实遂，膏沃光晔，此理之所固然而无或爽者也。教育犹根也，佛化犹实也，教育犹膏也，佛化犹光也，根不养而竢其实，膏不加而希其光，教育不提倡，而望佛化之普及，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语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利则事未有不善者。处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养人才不可。人才譬之器，佛化譬之事，人才既出，佛化断未有不昌明者，不然佛化普及之说，由来久矣，而卒不能实现者，岂佛化之终难普及欤，实因人才之缺乏有以致之。人才之缺乏，实因教育之衰微有以致之。世人徒知佛化之不普及，而不知其系人才之缺乏，徒知人才之缺乏，而不知其系于教育之衰微。噫，知识之所以不启，学术之所以不明，职是故也。长此以往，吾恐洋洋佛化，不特不能普及，而反日就衰颓，然则教育之于佛化关系诚重，而提倡之不容或缓也明矣，唯是教育一端，关系既重，提倡之责，其谁任之。论者莫不曰在先觉之长老，与有力之护法，吾以为彼之所言，不为无见。然知识之启，学术之明，固人人之所有事也，岂其于教育而可漠然视之。且教育为佛化之本，凡为佛子于宏扬佛化，皆有应尽之责，即于提倡教育，也皆有应尽之责，各竭其才力心思以为之可也，而必赖之于长老护法为也。顾亭林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于佛化之兴衰亦云。

　　近代佛教教育的开展，是在西方思想传入东方各国以后而兴起的。在此之前，寺院是国家教育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一些佛教占绝对统治的地区，寺院教育甚至承担的就是世俗教育的责任。但“丛林教育”只限于寺院内部，在社会上的影响还是有限的，因为在中国的世俗教育中，更多的是由儒士来承担的，私塾则是社会教育的最主要形式。西方殖民者侵入亚洲地区以后，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受到了冲击，一些为佛教慧命担忧的有智之士看到这一点，于是为了续佛慧命，开始借鉴西方的教育模式，引进佛学院的概念，由是使传统的佛教教育模式开始有了转变。这个转变最显著的，就在于课程的设置和教学方法的改变，从而使丛林教育让位于佛学院教育。

　　二、近代佛教教育情况

　　中国近代佛教教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最早的学堂式佛教教育，产生于江苏佛教界。1906年文希和尚在扬州天宁寺创立普通僧学堂，招收僧青年入学；翌年，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杨仁山居士在南京金陵刻经处设立“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学生。杨仁山居士提倡兴办新式的佛教教育，他在《支那佛教振兴策》和《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等文章中，一再强调办学的重要性，主张“莫若请政务处立一新章，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或者“由各省择名胜大刹，开设释氏学堂，经费由庵观寺院田产提充，教习公同选举”。其后的欧阳竟无继承了杨仁山的遗志，将佛教教育引向深入，支那内学院的创办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佛教教育取得的一个成功典范，因为他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佛教学者。

　　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一批僧人也在佛教教育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像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是当代中国佛教的著名学府，这里同样也培养出了一批有理想、有修持、有建树的僧人。正是有了这么一批佛教教育机构，才使中国当代的佛教教育与学术文化事业有了勃勃生机，佛教重新开始恢复了生气。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世俗院校，特别是大学系统在佛教教育方面的成绩不如佛教界明显，许多学者真正学习佛教知识，还是在佛教界办的佛学院里或者在像支那内学院之类的学府里得到的。

　　以上仅是一小部分各地办佛学院的情况，据说当时各地佛学院达数百所，加上民间或寺院办的以讲经形式为主的佛教培训班和居士学校，这个数目远要比想象的多得多，为中国佛教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虽然佛学院的办学热情高涨，成果不少，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引起了当时佛教界人士的讨论。如在中国佛教会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许多代表都提出了办教育的议案，中国佛教会还拟办佛教研究所，上报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备案。

　　民国时期各寺院所办佛学院概况

　　 三、佛教教育存在的不足

　　近代的佛学院教育，因受西方教育模式的影响，重在学堂授课，以传授知识为主，培养出的人才在知识结构上，明显要优于丛林教育培养出来的学僧，但在修行方面又不如丛林教育；而修行又是佛教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学修关系成为佛学院教育的一个不好理顺与不好解决的两难问题。

　　僧伽内部的僧人们已经充分看到这一点，并对此进行了反思，如太虚大师就认为：中国教育模仿外国，而佛教教育就模仿中国。如‘法师养成所’，恰与中国士大夫式的教育一样。这在僧教育的立场来批评，他们所办的佛教教育，不是为整个佛教情形所需要的来办的，不是为信解行证全部佛教来办的，不是普及佛教教育的，这都是古时代阶级式的教育遗痕。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学作讲经法师而已，必须要学习整个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劳动、淡薄，要能做担水、扛柴、扫洒、应对，以及处世理事、修禅弘法的工作。从前各种僧学出来的学僧，不但不能勤苦劳动去工作，甚至习染奢华而不甘淡泊，这可说是模仿社会学校所得的结果，而误于‘法师养成所’的，以为别种事不可干；除去讲经、当教员、或作文、办刊物以外，把平常的家常事务都忘记了。假若全中国的僧徒都来受教育，那末寺院中家常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了。结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灭了佛教，堕落了佛教！像这种教育，还不如没有好！

　　太虚的学生谛闻法师说得更具体，他根据在多所佛学院学习或教书的所见所闻，看到了佛门在办教育方面的缺陷。他在报恩佛学院开学演讲时，就说道：我们中国佛教僧教育的产生，大约肇始于有清光绪三十年间。日人水野梅晓，在湖南长沙开办僧学校，迄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其间国内继此而办的，前前后后，一齐综计起来，几有百余处之多。可是办得有点成绩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到现在人才依然感觉希少，佛教依然感觉衰颓。而外界的压迫，犹是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在在处处都表示着悲观，没有使人可以乐观的地方。我以为这些都是僧教育失败的写真。而僧教育所以失败的原因，虽各有其种种之关系，但是以我观察所得的，约有下列的几点：(一)办学宗旨之不正大。三十年来中国佛教的僧教育，除了在家居士办的少数佛学院，真实为宏扬佛法，培植人才为宗旨外，其他出家佛徒办的，多数佛学院，大半都是为抵御外侮、保护寺产起见，很少有昌明佛化、造就人才为宗旨的。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抽提寺产侵占庙宇，以及驱逐僧尼等问题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闭起山门，盘着腿子，敲几下木鱼，念两声佛的这种主义，是不能抵御外侮。又审今之势，察今之情，非打教育的旗帜，喊教育的口号，是不足以应付潮流，左思右想，无可奈何之中，勉强的挂起一块佛学院的招牌，照例的组织几条森严紧密的章程，撰一篇冠冕堂皇的宣言，请一两位法师教员，招收几十名学僧，讲讲说说，写写作作，借办学之名，抵外侮之实，所以到了事过境迁，风平浪静的时候，为抵御外侮而办的学院，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随即把他拿来宣判死刑，送他往生去了。这是中国过去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一点。(二)办学经济之不充足。世间上无论做任何巨细的事业，都要以经费为先决条件，如果经济的问题不能解决，那无论什么事都不能办成功的，就是侥幸的办成功了，但是他的前途，也是没有什么发展的希望，及有什么成绩的表现。所以经济为一切事业成功之母。例如民国以来的僧教育，除了一部分办的宗旨不正外，其他有多少热心教育的、为法为人的住持长老及护法居士们，以限于经济，对于教育，实在有心无力，想办而不能办，终于望洋兴叹的。有些是办了一年半载的教育，觉得颇有兴趣，很想为佛教做番事业，为僧伽谋点福利，鼓着勇气，一直干下去的。然而到了中途，发生经济的恐慌，虽竭力挣扎，实在无法撑持，终于忍痛停办的。总而言之，就是办学的经济不充足，因此僧教育不但不能发展，而且日就衰颓，到现在真是直等于零了。这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二点。(三)住持长老之无公益心。中国二十二省的大小丛林，一齐综计起来，为数实在不少。其中有一部分丛林寺院，每年的收入，只够自给自足外，其余有一部分的丛林寺院，实在寺产殷实，收入丰裕，很可以为佛教做些公益，尽点义务。可是他们只图自私自利，不肯福利大众，嘉惠后学。将十方僧众所公有的佛产，据为个己的私有物，好像谁做住持，就是谁的所有权，他人丝毫不能染指。不说别的十方僧众沾不到一点余惠，就是一个寺里的同住大众，也得不到什么权利。每年巨额的寺产，大量的收入，糊里糊涂地耗费于无用之地，你要提到叫他们拿点钱来培植几个人才，或办些僧的教育的话，他们吝财如命，一毛不拔，不但二十四个不肯，还要诉出一片艰难困苦的情形，装出穷得粥都没吃的样子。要是一旦遇着强权暴力的敲索，或发生有关于本身名誉的坏事，叫他们拿出三千五千，却又等于泥沙，满不在乎。说到这里，真是令人痛心疾首。话又说回题目上来，就是富有寺产的住持长老们，没有公益心。这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三点。(四)求学者之无真实心。我们中国佛教僧教育，说起来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了，照理教育应该昌盛，人才应该繁衍。可是现在的事实，却又适得其反。这是什么道理呢？这种责任一方面固当归咎于办学者之太无恒心，忽办忽停，乍起乍灭，弄得一般有志的青年学僧们，想学而不能学，终于一曝十寒，得不到长期继续的修习，专门深刻的研究，于是耽误了多少有为的青年学僧。可是一方面又不能不责备于求学者之无真实心。现在一般求学的青年学僧，习成了一种云水的性质，今日跑到东，明日跑到西。这个学院住几天，那个学院住几天，没有一个学院满他们的意。不是设备不善，就是待遇不良。不说法师不对，就说教员不好，结果浪费草鞋，一无所获。这是求学者无真实心的一个十足表现，同时也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四点。(五)青年学僧之嚣张过甚。只要进过几年学，读过几年书的青年学僧们，外触于社会环境的险恶，内感于佛教大势的阽危，对于现实的佛教制度，多不满意，改革的思潮，时涌现于心头，跃跃欲试，不能抑遏。于是在学院则反对教师，常闹风潮；在丛林则藐视执事，时起冲突；在小庙则冒犯师长，屡谋起义。一方面每每发表过激的文字，对于现实的丛林，多所指谪，对于现代的僧伽，多所批评。于是一般守旧的长老居士们，看到这种情形，一齐大惊小怪起来，众口同音，一唱百和的，都说我们花了许多钱，来培植人才，而所得结果，适与期望相反。实在办教育是无异制造敌人，无异自掘坟墓，再不能办下去了。如果再办下去，连我们自己的饭碗，都靠不住了。大家对于此说，认为不错，于是相率已办的学院从此停办，未办的学院不敢再办，弄得到现在，只有几处有特殊情形的、不能不办的学院，不死不活的在那里拖延着，这是青年学僧嚣张过甚的结果，同时也是过去中国佛教僧教育失败的第五点。

　　旧式的丛林教育被废除，新式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说明佛教的教育模式还是有问题，佛教界人士感到非常忧虑。太虚大师就认为：我年来关于佛教的教育，感觉到只有灭亡的气象、没落的气象，这使我多么底忧惧和失望哟！我个人倒没有什么，但我对于你们的将来，又使我不能不为佛教前途寄予期望，来为你们寻找出路。但是在教育的行程上，怎样地使他向着光明？如中国的教育，应该本着中国一般的社会所需要的而施设，能够在事实上去体察，才有进展的希望，这决不是悬空的。因之，所谓佛教的教育，为要住持佛教，要化导现代社会，所以也要适合现存的寺院、和现状的社会如何而去施设。假若是这样，则佛教的前途进展，是没有什么妨碍的，否则，恐有关系到佛教本身的危险！

　　他又说：在佛教的教育立场，观察佛教的教育又什么样？十几年来，在中国佛教里所见到过的，什么普通僧学院，佛教大学，华严大学，或佛学研究社，法师养成所等，这大都是一般讲经法师出来办的，与中国的士大夫教育通犯一病。所以，我对于佛教的教育，感觉只有灭亡的气象！

　　谛闻法师也指出：可是佛教之在社会，如太苍之一粒，大海之一沤，当然敌不住社会的鼓荡，只得跟着社会跑，所以主静的佛教教育，现在也一变而为主动的社会教育化了，学风焉得不坏呢。现在的佛教僧教育，本来没有一定的方式章则。一方面采取学校的新制，一方面采取丛林的旧规，建立在不新不旧的当中，形成非驴非马的教育。要想全新吧，又怕砥触佛制，招人口实，要想全旧吧，又怕违背潮流，势所不许。欲新不得，欲旧不能，这种半调子的教育，结果四处挂着此路不通的招牌。所以近年来的僧教育，越办越不通，越办越糟糕。

　　就是太虚法师亲任院长的闽南佛学院，是众多的佛教院校中最好的一所，但是这所学校同样也是，“失却自己的立场，崇拜社会的潮流，也就胡闹起来了”。学僧们“时而闹风潮，时而起革命，不说打倒这个，就说打倒那个，专门做些骂人的文章，以为自己的能事。对于院里的课程，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问他佛学吗，儱侗真如，颟顸佛性，不知说些什么。问他文学吗，这里抄几句，那里抄几句，文言不成，白话不是，就算他们的文章了。他们唯一的功夫，买几本小说读读，订几本杂志看看，甚至一天到晚，打打闹闹，玩玩笑笑，视院规如具文，目职员如木偶，毫无畏忌的心事，任你闹得天翻地覆，谁也不能干涉，弄不好还要出乱子啊，所以七八年来闽院的学风，坏到无以复加的极度”。学僧们已经没有祖师们的那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勤苦淡泊之境界，他们吃不得苦，不甘寂寞地好好学习。如“近来闽院的学僧，骄奢逸乐，一事不做，养成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天之骄子的生活。他们除了上课读书而外，不肯再做一点别样事，全身手足的机能，好像不能动作似的，结果一出院门，失去自己生活的能力。住丛林吗，吃不住苦；回小庙吗，容不了身；赶经忏吗，没有本事；当法师吗，不够资料(引者按：应为“格”)，往上不能，走下不得，弄得害了他一生。学僧们未曾住过学院之前，觉得天下丛林饭似山，钵盂到处任我餐，住过学院之后，觉得任你走尽天下，没有立足之地。你想一个人前后的生活，何以有这样的畸形呢？我敢不踌躇的解答一句，因为未住学院之前，处处放得下，事事吃得苦，所以到处都可住，而且到处都欢迎，住过学院之后，贡高我慢，好吃懒做，所以到处都不要，而且到处都讨厌”。

　　三、改革佛教教育的想法

　　由此可见，新式的佛学院方式也引来了众多问题，很多人都提出了改革的办法，像太虚大师就认为：现代学僧所要学的，不是学个讲经的仪式，必须要学能实行佛法，建立佛教，昌明佛学，而养成能够勤苦劳动的体格，和清苦淡薄的生活。因为，佛教必须要建立在有组织的广大的寺院上，为修学的道场和宣扬的机关，一方面与社会民众有直接的关系，另一面与国家政治亦有间接的关系。这是要你们观察社会的变化来谋佛教之如何施设的，假若你们能够观察得到，又能够实行得到，才可以住持现代佛教。僧教育里的中心点，就在这里。

　　谛闻法师则强调：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应行改革，而且亟宜改革的两点”，一是“学风宜整顿”，二是“生活宜纠正”。总之，“应该振刷精神，大刀阔斧的来改进一切，使闽院的生命，趋于发荣滋长的领域，对于学生，应该于庄严之中，寓慈祥之意，谆谆训导，使皆成为有用的人才。……办学者与求学者，和谐合聚，互相亲爱，互相谅解，共图佛法的光明，同谋闽院的巩固，这是我们虔诚馨香以祝的了”。

　　面对如此糟糕的佛教教育，谛闻法师提出：我以为今日的僧教育，马马虎虎的不想办好则已，如果要想办好的话，必须有一定的方式章则，然后才能办得通，同时也才会造出好的人才来。要新就极端的新，完全采取学校的新制，使其丛林学校化，要旧就极端的旧，完全采取丛林的旧规，使其学校丛林化。如果照这样的办法，教育没有办不通的，人才也没有造不出的。所怕的就是不新不旧，非驴非马的办法，那就实在是到此止步，走不出去了。”

　　太虚则更加尖锐地指出：目前要振兴佛教，苦的就是缺乏人材；因此，佛教的前途发展，虽教外无何障碍，但于教内仍无办法。现在佛教是自由的，因为是自由，所以是自生自灭的。正在受佛教教育的僧青年，不但要知求学标准，还要知做事标准，以便将来事事能干。如此则佛教方可以兴，否则即衰。故佛教之命运，可作如此之判断。

　　可见，他们都一致指出，办佛教教育，关键是人才，由于几百年来佛教的消沉，整个佛教界仍然处于人才不济的情况，虽然很多寺庙都在办教育，但是又因种种原因，其效果并不十分突出。佛教教育的关键首在人才的培养，“非人才无以宏佛化，非教育无以造人才”，这是一条万世不变的恒古定律。“法赖人弘”，此为古德早已说过，所有的知识、学术都是有赖于人才的崛兴，而人才的崛兴又离不开教育，教育是根本，人才是根本，“人才既出，佛化断未有不昌明者”，所以“处今日而言佛化之普及，非提倡教育以培养人才不可”。佛教教育和世俗教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殊不知佛教教育的性质是主静的，社会学校教育的性质是主动的，一动一静，这两教育的性质，根本就处于极端相反的地位，毫无强牵附和的余地”。

　　四、余论

　　太虚大师总结近代佛教教育时说：至于僧教育，则前清光绪三十年以前，大抵不外于丛林的参禅和丛林的讲经，与律寺的持戒三种；此外，则习为念佛、诵经、礼忏、施焰等等而已。光绪三十年以后，因各地方兴学校、夺庙产的关系，八指头陀与北平觉先、杭州松风、江苏月霞等，并办僧教育会，由僧界自办僧学及请绅办人民小学：江苏僧师范校，湖南僧师范校，以及杭州宁波等僧小学，最为佼佼。然小学则通俗化，而师范则儒化，或讲经法师化，未足云僧教育。卓然有世界弘法之意义者，则为南京杨仁老所设祇洹精舍，惜时短未有成效。入民国后，僧小学等时有增设者，然亦无何成绩。民三，有华严大学的名称起，颇形成一月霞学流，迄今未衰。民六，有观宗学舍的名称起，又形成一谛闲学流。民八，有支那内学院名称起，又形成一竟无学流。民十一，余在武昌始建办佛学院，继之而有近七八年来北平、四川、厦门、九华、湖南、普陀等各处的佛学院或僧学院。然办僧教育的人，或为旧时的讲经法师，或为讲学的儒者，或为通俗的教员学生，要皆未适于办此“造成住持现代佛教之僧宝”的僧教育，以致或专学做老式的讲经法师，或变做靠讲佛学的学者，或由变成通俗的学生、再变成通俗的教员。学出来的人，除去讲经、做教员、或办刊物等以外，亦几乎回不入原来的寺院僧团而作僧事。我办佛学院，原是过渡的，头一班毕业后，即拟办僧律仪院，因故未能办成；而后今各处仿办的学院，亦几于为'寺僧社会'添造出不切实际、不符宗旨的游僧了。”

　　尽管这一时期的佛教教育有不少问题，但是应该肯定的是，新式的佛学院教育也培养了不少的人才，取得了不少的成绩。首先，全国各地都培养了一批高僧出来，特别是像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等，出现了一批引领新时代佛教潮流的人物，如高僧太虚、印顺、演培、仁山、印海、震华、守培、惟贤、慈舟、南亭、林子青、窥谛、淦泉、真禅、超尘、雪烦、茗山、圆湛、东初、芝峰、巨赞等都是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有影响的人物，改变社会上人们对佛教的看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与宣传作用。其次，在全国各地形成了办学的高潮，佛教文化与佛教出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佛教界人士纷纷撰写著作，宣传佛教，并与学术界人士互相商榷，推动了学术佛教研究的深入。佛教出版物也在这一时期达到近250余种，学术质量高的有《海潮音》、《佛教僧伽》、《微妙声》等等。居士佛教教育也在蓬勃开展，特别是支那内学院一系的学生，如吕澂、王恩洋等人都是学术界著名的佛教学家。总之，这一时期在佛学院里培养的学生有数千人，不仅为佛教界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也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可惜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本应保持良好的佛教界办教育的势头被迫中止，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最终沉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审、《世界宗教文化》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