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张表里，大乘三系的分类与太虚大师的“三宗”说基本一致，而印顺法师对于“初期大乘佛教”的看法，则是他融通大小乘的关键所在。他借天台所判四教说，认为：

“天台的‘通教’与‘别教’，与‘初期大乘’及‘后期大乘’相当。……‘初期大乘’不是与‘佛法’(藏教)无关，而是从‘佛法’引发而来的。发扬大乘而含容传统的三藏教法，正是大乘初兴所采取的态度。‘初期大乘’多说空义，而空的解说不同，如《涅槃经》以空为佛性，这就是通于‘别’、‘圆’了。‘通’是‘通前藏教，通后别圆’。在印度佛教史上，初期大乘法，是从三乘共法而通向大乘共法的关键。”

此外，印顺法师还以四部“阿含”的主题：“依觉音三藏的释题”，“吉祥悦意”(长部)、“破斥犹豫”(中部)、“显扬真义”(相应“杂”部)、“满足希求”(增支部)，与龙树所说的四悉檀(四理趣)，即“第一义悉檀”、“对治悉檀”、“各各为人生善悉檀”、“世界悉檀”，一一相对应。他认为，佛法的开展，圣典的集成也不外乎此四悉檀，而每一悉檀中，又实含有其他三悉檀，每一时代佛法的开展，都是四大宗趣不同的重点的开展，所以也不会彻底否定某些佛法。(参看《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第五节)这是很有新意的见解。

除了理论上研究“融和”，对于在实践中推进“融和”的努力，也是不能忽视的。这方面，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的事业是值得注目的。下面，我想引他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一节：

“佛光山自开创以来，就一直努力于佛教的融和。我们希望：传统的要能与现代的融和，南传的要能与北传的融和，在家教团要能与出家教团融和，显教要能与密教融和，禅宗要能与净土融和。融和需要互相尊重，彼此容纳。融和不是你大我小，你多我少，更不是你有我无，你好我坏。建立融和的认识，先要明白八万四千法门，每一法门皆是入佛之道。不可以说，你的究竟，我的不究竟。”“互相尊重，互相融和，才是佛教未来复兴的希望。”(星云：《佛光山的性格》”第八，佛光山有融和的性格”)

二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佛学与外学的“融和”，真可谓是领域广泛，缤纷多彩。其间，既有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与儒道思想的融和，更有与西洋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包括心理学、伦理学等)，乃至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的融和。而在表现形式方面，则既有站在佛学立场去融通外学的，也有从外学立场出发来吸收佛学的。这种融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佛学和哲学的发展，形成了中国近现代佛学和哲学的许多特点。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在《佛学与中国近代哲学》一文中曾强调说：“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因此，探讨佛学与近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如果只注意到西学的影响，而忽视佛学的影响，那是不可能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哲学的全貌和特征的。”3

中国近现代的缁素大德，绝大部分都是由传统儒学转而向佛的，而在他们向佛之后，也没有绝对排斥儒学者。此外，由于这一时期佛学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许多即使是未曾皈依于佛门的儒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佛学的影响，而反映于他们的思想和著作中。因此，融和佛儒(以及道家)思想的现象极其普遍，可说是时代思潮的一大特点。

杨仁山居士尝言：

“近年闭户穷经，于释迦如来一代时教，稍知原委，始信孔颜心法原无二致，柱下漆园同是大权示现。”(《与释惟静书一》，见《等不等观杂录》卷五)

他对于道家是比较推崇的，分别作了《阴符经》、《道德经》、《冲虚经》、《南华经》四书的《发隐》。他认为，这些道家著作“实与佛经相表里”(《冲虚经发隐序》)，“文似各别，而义实相贯也。”(《阴符经发隐序》)对于儒家，他也有《论语发隐》和《孟子发隐》之作，大致是以佛理解释孔颜心法。如他对《论语·子罕》中“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段话十分赞赏，认为：“论语一书，能见孔子全体大用者，唯在于此。”他解释说：

“夫无知者，般若真空也。情与无情，莫不以此为体。虽遇劣机一以本分接之。盖鄙夫所执，不出两端，所谓有无、一异、俱不俱、常无常等法。孔子叩其两端而竭其妄知，则鄙夫当体空空，与孔子之无知，何以异哉！”

又如，对于“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一语，他解释道：

“己者，七识我执也；礼者，平等性智也；仁者，性净本觉也。一转七识为平等性智，则天下无不平等，而归于性净本觉矣。盖仁之体，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只因七识染污意，起俱生分别我执，于无障闇中妄见种种障闇，若破我执，自复平等之礼，便见天下人无不同仁。此所以由己而不由人也。”

他还对“子曰：予欲无言！”(《论语．阳货》)一语评论说：

“孔子终日言而未尝言，终日不言而未尝不言，忽以予欲无言四字微示其意。……若会其意，则知孔子常在世间，入一切众生心中，随机化导，何有生死去来之相耶！”(以上均见《论语发隐》)

由上可见，杨氏在融通儒佛方面是很有特色的。

欧阳竟无居士于儒学有极厚的根基，于佛学更有极精之研究，因此在融通儒佛方面著作甚多，见地也甚深。他曾说：“中国推至全球，唯有孔佛理义同一。”(《覆蒙文通书》，见《孔学杂著》)他认为，孔佛是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问题的，但都合乎理义，则是相同的。他说：

“知行果之解义者，可以谈孔佛矣！”“知孔道之为行者，说生生。生生行也，非流转于有漏，奔放于习染也。知佛法之为果者，说无生。无生果也，非熏歇烬灭，光沈响绝之无也。淆孔于佛，坏无生义；淆佛于孔，坏生生义。知生生而无生，是依寂之智，则知行之相貌有如此也；知无生而无不生，是智显之寂，则知果之相貌有如此也。佛与孔之所判者，判之于至不至、满不满也，其为当理适义一也。”(《孔佛》，见同上)

他在《孔佛概论之概论》一文中，以“寂灭寂静”、“用依于体”、“相应不二”、“舍染取净”等四义，本两家之经典，进行了比较考察。其中，他说，为揭示孔学佛学的宗旨，他在两家的经典中得到两句话：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和“我皆令入涅槃而灭度之”。

前者语出《大学》，后者本之《金刚经》。他曾多次题书这两句话以赠人，并序释其意义。如在《赠张溥泉》上写道：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孔家标语也；我皆令入涅槃而灭度之，佛家标语也。”

在《赠王竹村》上则说：

“孔子救世于明德，非救世于饱食暖衣逸居。佛度生于涅槃，非度生于有涯之福。”

在《赠刘抱一》上又融通两语曰：

“明明德于天下，乃非自了汉，是皆字意。明天下以明德，乃免于操切，即涅槃意。孔化与佛化，又无不同也，皆大悲为人之学，而大智究竟之学。”(以上均见《竟无小品》)

欧阳竟无尝言：“宗趣唯一无馀涅槃，法门则有三智三渐次，非唯佛法则然，孔学亦何独不然。但读《中庸》，二义明了。”又说“熟读《中庸》，乃知孔佛一致。一致于无余涅槃，三智三渐次而已。”(《答陈真如书》，见《内学杂著》下册)他于晚年著《中庸传》，认为至此书才可说真正把孔佛融通起来。所以，他在《跋中庸传寄诸友》中，一则说：“孔佛通，通于此册。渐非七十之年不能说是”(寄蒙文通)；再则说：“知狂狷中庸，然后佛法乃大昌明也”(寄虚修庵)。而在“寄梁漱溟”中则说道：“孔家义唯君讲，孔与佛无异义亦唯君谈。顾无沟通，著述不得。”(见《孔学杂著》)

竟无居士的表扬孔佛和融通孔佛，是与当时抗战救国这一时代背景分不开的。如他说：“孔义不但于抗战非常多可权借，尤于抗战建国非常足以经宗。”(《覆张溥泉书》同上)又说：

“孔之所以不违佛义者，在平等一义。一阴一阳，何思何虑，平等也，即涅槃也。《中庸》无声无臭，不思不勉；孟子心之同然，皆是也。平等而然则是，不然则非。为是非之心，扩而充之，至大而能化，为有漏种转无漏种现，孟子集义养气之学在是矣。今时士大夫奄奄欲息，无救国亡，宜大讲斯学矣。”(《与王化中书》，同上)竟无居士强烈的爱国之心，于此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太虚大师从佛教的方便教化着眼，也积极提倡儒佛的融和。他在五乘判教中有人天乘，同时认为，佛教方便教化可先“以佛之人乘法教化人众，令先得完成人格者”。而在这方面，“中国之儒学最合乎此”。所以，“在中国即可用儒学以教人。”(《论王阳明》《太虚法师文钞初集》第二编“世论”)又，他在《中国人用中国法之自救》一文中认为，中国人之国民性德是“佛道儒三元素之融合精神耳”。所以，他提出要“宗佛法以建信基”，“用老庄以解世纷”，“宗孔孟以全人德”，“归佛法以畅生性”，积极融和佛儒道(同上第一编“雅言”)。不仅如此，太虚大师还积极提倡对于西洋思想的融和。如他曾表扬日本近代佛教的长处之一是：“对于代表现代之西洋文化思想，已能充分容受，且能用之研究佛学以适应现代思想。”(《敬告亚洲佛教徒》)并且认为，这是中国佛教徒应该向日本佛教徒学习的地方。他个人在这方面的实践，则正如他在《新与融贯》一文中的自述：

“本人三十年弘扬佛法，旁及东西古今文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无一不可为佛法所批判的对象或发扬的工具。”与虚大师相同的意见，在弘一(一八八0—一九四二)大师那里也能见到。如他在《改过实验谈》的讲演中，引述了大量儒书中的格言教训。对此，他说明道：

“以下所引诸书，虽多出于儒书，而实合于佛法。因谈玄说妙修证次第，自以佛书最为详尽，而我等初学之人，持躬敦品，处事接物等法虽佛书中亦有说者，但儒书所说，尤为明白详尽，适于初学。故今多引之，以为吾等学佛法者之一助焉。”(见《晚晴老人讲演录》)

此外，在一批最终归宗儒门的思想家和学者中，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也均以融和儒佛(或道佛)而著称于世。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高唱建立礼教以为国教，并以当代孔圣人自许，但诚如梁启超所言：“先生于佛教，尤为受用者也。先生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家，而以华严为归宿焉。”(《康有为传》)康氏自己也说：“孔子与佛，皆哲学至精极博，道至圆满。”(《欧洲十一国游记》因此，人们在康氏的许多著作中，如《大同书》、《论语注》、《孟子微》、《中庸注》)等等，都可以看到佛学与儒学的广泛融和。

谭嗣同的仁学是要建立一套融佛、孔、耶，中学、西学，科学、宗教等等于一炉的体系。其融和佛孔处，如说：“佛之精微，实与吾儒无异”(《上欧阳中鹄十》《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大学》盖唯识之宗也。……第六识转而为妙观察智，《大学》所谓致知而知至也。”“佛之所谓执，孔之所谓意，”“佛之所谓藏，孔之所谓心”，“佛之所谓眼耳鼻舌身，孔皆谓之身”。“智慧者，孔谓之道心；业识者，孔谓之人心。”“朱紫阳(熹)补格致传，实用华严之五教。”“《大学》又与四法界合也。”总之，“夫惟好学深思，六经未有不与佛经合者也，即未有能外佛经者也。”(《仁学·二十六》，同上)，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是以佛教为“我们国学的第二源泉”者，并推尊“佛教是全世界文化的最高产品”(《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所以，他对佛学的研究和融和方面，大大超过乃师。

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声言：“我们中国，本称为佛教国”；他曾希望，“用宗教(具体指佛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他撰写的《齐物论释》，是近现代学术史上融通佛道思想的最著名的著作。章氏在释题中，即开宗明义点出：“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又说：“夫能上悟唯识，广利有情，域中故籍，莫善于《齐物论》。”(《章太炎全集》第六册)全书洋洋数万馀言，以唯识学理大畅庄子齐物之义，诚为稀世之作，难怪章氏自许此书为“一字千金”4了。再有，章氏一度甚至认为：“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这才是善权大士救时应务的第一良法。”(《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的关系》，载《中国哲学》第六辑，一九八一年三联出版社)

梁漱溟(一八九三––一九八九)被有的研究者称之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儒家”，其实佛学对梁氏的影响是绝不容忽视的。他早年的著作《究元决疑论》，是那一时期崇佛思想的代表作。以后，他的主要倾向虽折入儒家，但如说他一生，未脱出佛学影响的范围，亦不为过分。一九七八年他在《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转再变》一文的补充中说：“对于人生苦乐的留心观察，是我出世思想的开窍由来，从而奠定了此后一生归宿于佛法。”(载《中国哲学》第一辑，一九七九年三联书店)又，他还说过，他从十九岁开始吃素，一度想出家为僧，以后虽没有出家，但”素食的习惯却一直保持到今天，历时七十馀年，这正是为信佛学而未能完全摆脱之表现。”(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一九八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熊十力(一八八四––一九六八)曾自言：“自吾有知，恒困乎无量无边之疑问，而不得一解，而吾终因佛学而渐启一际之明焉。”(《十力语要》卷一《答薛生》)他精思深研，出入儒释而会通之，或以释明儒，或以儒补释。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以儒家易学的阴阳翕辟思想去改造补充佛教唯识学的种子说，以佛教唯识学等的分析、组织方法去重构儒家的体用理论，从而构筑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在近现代思想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

马一浮(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是传统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且观其所订之《复性书院学规》：“一曰，言敬为涵养之要”；“二曰，穷理为致知之要”；“三曰，博文为立事之要”；“四曰，笃行为进德之要”等，洵洵乎道学家之气象哉。但是，他与程朱有一极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不仅不排斥佛教，反而时时融和佛教的理论来阐发儒学义理。如他说：“五孝之义，当假佛氏依正二报释之。”(《孝经大义三》，见《复性书院讲录》)又如言：“程子日：人即天，天即人，言天人合者，犹剩一合字，方为究竟了义。是义唯佛氏言一真法界分齐相当。”“佛氏所谓法，当儒家所谓道。法界犹言道体耳。自佛氏言，世出世间总谓之法。自儒者言，尽天地间莫非是道。”(《孝经大义四》见同上)再如言：“《洪范》要旨，在明天地人物本是一性。换言之，即是共此一理，共此一气也。理无差别，而气有差别。其差别者，非是截然两个，有一则有二，二即一之两面也。……世俗迷倒妄计，天地是天地，万物是万物，人是人，我是我，都不相干。如印度外道，计大自在天生万物，基督教立造物主之说，皆由不知一理一气，万物同出于一源。求其故不得，因别立一个生之者，依旧天是天，人是人，终成两个去。此皆儒者所不许。唯佛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当知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此却甚谛。”(《洪范约义九》，见同上)诸如此类的融和之说，在马氏的《复性书院讲录》、《泰和会语》、《宜山会语》、《尔雅台答问》等著作中，不胜枚举，本文无须一一列出。但是，有一段话似乎必须引出，以见马氏对佛教的基本态度。他说：

“先儒每斥佛氏，怖畏生死、欲求解免，只是为利。此语校(较)驳斥求福者转深。然大乘教义实不然。不见有生死可出，故曰：众魔乐生死，菩萨于生死而不舍；众魔乐诸见，菩萨于诸见而不动。生死涅槃等同一相，方为究竟，安有所谓出世间法邪。此非为佛氏回护，理实如然。所以引其言者，亦欲借以显义，非是强为附会也。切勿误会好。”(《洪范约义十》，见同上)

由上所述可以看到，在传统儒学遭到激烈批评以及西洋文化猛烈冲击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时期佛学的振兴，以及把儒道思想与佛学相融和的风气，其实是人们对要求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一种曲折反映。这一现象是很值得我们加以认真研究的。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有过一场关于佛法是不是宗教，是不是哲学的讨论。许多著名学者都参加了讨论，撰文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如欧阳竟无认为，“宗教、哲学二字，原系西洋名词，译过中国来，勉强比附在佛法上面。但彼二者，意义既各殊，范围又极隘，如何能包含得此最广大的佛法？”因此，“佛法就是佛法，佛法就称佛法”，“佛法非宗教非哲学”(《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今时所必需》)。太虚认为，“佛法乃尽法界众生界唯一真正之宗教”(《佛法导言》《太虚法师文钞初集》第三编“佛学”)。章太炎认为：若“依常论说来，佛法也是一种宗教”，但是，“佛法的高处，一方在理论极成，一方在圣智内证。岂但不为宗教起见，也并不为解脱生死起见，不为提创道德起见。只是发明真如的见解，必要实证真如；发明如来藏的见解，必要实证如来藏”。因此，“与其称为宗教，不如称为‘哲学之实证者’”。又说：“佛法只与哲学家为同聚，不与宗教家为同聚”，佛法“总是哲学中间兼存宗教，并不是宗教中间含有哲学”。“若晓得佛法本来不是宗教，自然放大眼光，自由研究。”(《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载《中国哲学》第六辑，一九八一年三联出版社)梁启超认为：“中国之佛学以宗教而兼有哲学之长”。他说：“佛说本有宗教与哲学之两方面”，但是，“佛教者，实不能与寻常宗教同视者也。中国人惟不蔽于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学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学，又最足与中国原有之哲学相辅佐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以上诸种意见，各家从各自的立场来说，均有其成立之理由，不妨各存其是非。然而，积极发扬佛学的哲学意义，确是中国近现代佛学发展中的一大特点。因此，佛学与哲学的融和也就十分突出了。关于佛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融和，概见于上述与儒道的融和中，不须赘述。这里再补充介绍一些佛学与西洋哲学融和的情况。

谈到佛学与西洋哲学的融和，严复译《天演论》实启其端。该书下篇，论及佛教并与西洋哲学比较研究处甚多。如在“真幻”篇中，以所谓“往者希腊智者，与晚近西儒之言性也，曰一切世法无真非幻，幻还有真”，与佛教相比，认为“独至释迦，乃高唱大呼，不独三界四生，人天魔龙，有识无识，凡*轮之所转，皆取而名之曰幻。其究也，至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此自有说理以来，了尽空无，未有如佛者也。”在“佛法”篇则说：“自生民神道设教以来，其流传广远，莫如佛者”。严复对此推崇倍至，其于社会有很大的影响。5

章太炎曾以唯识学与西方古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唯我主义等，进行了广泛的比较研究和融通。如他说“近来康德、索宾霍尔诸公，在世界上称为哲学之圣。康德所说‘十二范畴’，纯是‘相分’的道理。索宾霍尔所说‘世界成立全由意思盲动’，也就是‘十二缘生’的道理。”(《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又说：“近世斯比诺莎所立泛神之说，以为万物皆有本质，本质即神。……若其不立一神，而以神为寓于万物，……不立一元，而以万物互为其元，亦近华严无尽缘起之义”(《无神论》)他还把佛教所言“真如”，与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物自体”等进行比较，认为：“佛家以为，正智所缘，乃为真如，柏拉图以为明了智识之对境为伊跌耶(理念)，其比例亦多类。”(《建立宗教论》)但同时他也指出，这是就承认“真如”和“理念”为唯一真实这点上讲，两者是相同的。而柏拉图把“理念”看作是离开一切个体而存在的纯粹抽象，这与佛教真不离俗，离俗无真的观点又是不同的。他认为：“康德见及‘物如’(物自体)，几与佛说‘真如’等矣。”(《蓟汉微言》)但他又批评康德以物自体为不可知，说：“此但解以知知之，不解以不知知也。卓犖如此，而不窥此法门。”(同上)

梁启超十分推崇康德哲学，如他说：“自真挚谨严之康德出，以良知说本性，以义务说伦理，然后砥柱狂澜，使万众知所趋向。康德者，实百世之师，而黑暗时代之救世主也。”他认为，“以康德比诸东方古哲，则其言空理也似释迦，言实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贯诸实行也似王阳明。”他对康德哲学与佛学进行了多方面的比较，认为两者在许多观点上是相通的。他指出，康德“直搜讨诸智慧之本源，穷其性质及其作用”，是与“佛氏穷一切理，必先以本识为根柢”一样，亦即佛教之唯识义。如他又说：“佛说有所谓‘真如’，真如者即康德所谓‘真我’，有自由性者也；有所谓‘无明’，无明者即康德所谓‘现象之我’，为不可避之理所束缚，无自由性者也。”他还认为，康德大大发挥了黎菩尼士关于三大原理的理论，即所谓“条理满足之理(谓甲之现象其原因必存于乙现象之中，彼此因果连属也)”、“庶物调和之理(谓凡百现象恒相谐相接，未有突如其来与他现象无交涉者也)”、“势力不灭之理(谓凡现象中所有之力常不增不减也)”，而“其义与华严宗之佛理绝相类。”他说：“所谓条理满足者，即主伴重重十方齐唱之义也；所谓庶物调和者，即事理无碍相即相入之义也；所谓势力不灭者，即性海圆满不增减之义也。”“华严以帝网喻法界，康德所谓世界庶物如大网罟然，正同此意，考求物理者必至此乃为具足焉。”(以上均见《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饱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

其它，如以佛学与柏格森哲学、尼采哲学、进化论、以及政治学中的自由论、平等论等相比较、融和者也非常流行，本文就不一一细述了。

关于佛学与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的融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是论证佛教与科学的非矛盾性，乃谓佛学有补于科学之不足；二是积极吸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佛教，发展佛教，推动佛教的现代化。

由于近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视宗教(包括佛教)为与科学相对立的迷信者日众。于是，“五四”新文化的前后，二十年代初，国内乃有非宗教运动的开展，对于各种宗教进行了激烈地批判。与此同时，各宗教也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而进行着论证。佛教首先以其主张“无神论”来证明他与唯物科学的不矛盾。如太虚大师曾说：

“唯识宗学不但与唯物科学关通甚切，正可因唯物科学大发达之时，阐明唯识宗学，抑亟须以唯识宗学救唯物科学之穷耳。”(《唯物科学与唯识宗学》《太虚法师文钞初集》第一编“雅言”)

又如，著名哲学家李石岑(一八九二––一九三四)亦尝言：

“我以为佛学的提倡，不特对科学毫无抵触之处，而且能使科学的方法上，加一层精密；科学的分类上，加一层正确；科学的效用上，加一层保证。”(《佛学与人生》载《东方杂志》二十卷二十四号)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王小徐(季同，一八七0—一九四八)、尤智表这两位自然科学家对佛教的见解。王小徐是著名的数学家和电机工程学家，他笃信佛法圆融，“决非科学知识所能推翻”(《唯识研究》序)。他写有《佛法与科学》、《佛法省要》、《佛法之科学的说明》、《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等著作，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他“以数学家治玄学，认佛法中相宗的理论，非特与科学不相冲突，而可以相成。”(蔡元培：《佛法与科学》序)他的夙愿是：“以科学理论为方便，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弘扬佛法。”(《<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序》)尤智表也是一位电机和无线电工程学家，他的《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即是一篇以科学理论为方便来弘扬佛法的著作。他的研究结论是：“我断定，佛教的理论是极端健全的，和现代科学是一致的。”

在认定佛教与科学不相冲突的前提下，近现代许多有识见的缁素大德，都竭力强调佛教与迷信的区别，主张剔除杂入佛教的各种迷信，以维护佛教的纯洁。如太虚大师曾激烈批评僧人专以度死奉鬼神、经忏生活等为事的现象，他甚至认为经忏不啻为佛教的鸦片烟，必须予以彻底革除。印顺法师则说：“佛法是彻底否弃了占卜、咒术、护摩、祈求”的，而且强调说：“‘佛出人间’，佛的教化是现实人间，自觉觉他的大道”，所以佛法是“人间佛教”，而不应该“鬼化”、“神化”(或称“天化”)(《契理契械之人间佛教》)。他还说：“纯正的佛教，不允许此种行为”，“佛弟子真的信仰佛教，应绝对的避免这些低级的宗教行为。”(《切莫误解佛教》)

再如，虎禅师杨度(一八七四––一九三二)，是近现代史上的一位怪杰，他认为：“今日世界为科学之世界，如欲将东洋固有之佛法，介绍于世界学者，普及于世界众生，则非有论理的科学的法门，不能随缘应机，说法度世”。因此，他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一切合于论理科学”，而把“所有迷信神秘之说，如灵魂、轮回等义，以及违反生理之诸戒律，概与扫除”的“新佛教”。而他提出的，建立在“心理相对论”基础之上的“无我法门”或“无我宗”，则正是那种“一切合于论理科学”的“新佛教”(《新佛教论答梅光羲》，见《杨度集》，一九八六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以上缁素大德们的种种努力和探索，对于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日世界，如何使佛教得以随缘应机而说法度人，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此外，在积极吸收科学的方法研究佛教方面，主要表现在近现代许多有识见的缁素大德，一般都能注意克服宗教宗派的偏见，而以较为客观的立场和方法去研究佛教理论、佛教史和佛教典籍。从而在这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综观以上所述之佛学与儒、道的融和，佛学与西洋哲学的融和，佛学与近代科学的融和，可归结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佛学出世法与入世法的融和，亦即所谓世出世法之不二法门。这一融和，积极生动地体现在近现代佛教的实践中，这就是“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的蓬勃开展。这是一个须作专门论述题目，内容十分丰富，非本文所能尽者。这里仅作一最简要的介绍。

在近代，首先是由太虚大师积极倡导“人生佛教”的。他认为，“盖佛法本是透彻出世，而亦利益世间尽未来际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因此，“未法期佛教之主潮，必在密切人间生活，而导善信男女向上增上，即人成佛之人生佛教。”(《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太虚大师提倡人间佛教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佛教“损己利他”、“饶益有情”的精神，通过实行“菩萨戒行”去改进社会和人类，建立完善的人格、僧格。所以他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成，是名真现实。”(同上)

印顺法师受太虚大师的影响，积极宣扬“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他的基本精神是与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完全一致的，同样强调“从人而发心修菩萨行，由学菩萨行圆满而成佛”(《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只是在探求人间佛教的依据方面，太虚着重于大乘教义，而印顺则从全部佛教思想的演化中去加以考察，认为佛教本来就是在人间的。他曾引《增壹阿含经》文：“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为据，然后说：“佛陀怎样被升到天上，我们还得照样欢迎到人间”(同上)。

赵朴初居士亦以发扬“人间佛教”为现时中国佛教徒当取之方向。他指出：“只有利他才能自利，这就是菩萨以救度众生为自救的辩证目的理论基础。”他还说：“菩萨行的人间佛教意义在于：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且不说今后成佛不成佛，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自觉地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佛教常识答问》，一九八三年中国佛教协会出版)

总之，建设和发扬“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是佛教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海峡两岸广大佛教缁素的共识和目标。

结语

从以上的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融和精神主要体现在：一则是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不同的学术理论，再则是以积极、慎重的态度去吸收不同学术理论中于我有益的成份，三则是以自身丰富的理论去滋养其它学术理论。而融和的方面，则既有佛教内部各宗派的融和，也有佛教与各类外学的融和，具见上述。这一切正是佛教理论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并且得以常住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在发扬佛教的融和精神时有一点似乎是需要十分注意的，那就是印顺法师所提醒的“要认清佛法不共世间的特性”(《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也就是说，不能因为方便而模糊或放弃了佛法的所以为佛法的根本特性。如印顺法师强调说：“我以为，佛法有不共一般神教的特性，是应该确认肯定的。”他还援引太虚大师在《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中的一段话来作印证。太虚说：”到了这时候，……依天乘行果(天国土的净土，天色身的密宗)，是要被谤为迷信神权的，不惟不是方便，而反成为障碍了。”这是很有道理的。失去了佛教自身应具的基本特性的融和，实际上是对佛教有害的腐蚀与破坏。只有保持佛教自身应具的基本特性的融和，才是对佛教有益的丰富和发展。

在中国近现代佛教的发展进程中，佛教与一般世学，特别是近现代的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融和，以有这种融和在实践上的具体体现，“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创导与发扬，更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由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人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发生了一种质的变化，从而也促使人们对于传统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需要有一种新的认识(解释)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基督教最早进行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转化，即由以神学化为特征的中世纪宗教，向以人文伦理化为特征的现代宗教的转化。上述中国近现代佛教所表现出来的融和精神，以及“人间佛教”的实践方向，同样是朝着为使佛教向以人文化伦理化为特征的现代宗教转化而努力的，也是与世界一般宗教转化的规律相符合的。因为，只有实现这样的转化，佛教才能适应现代世界的科学发展，才能适应现代人的实际生活和心理状态，从而发挥其在现代社会中应有的作用。

一九九0年四月十五日北京

注释：

1 见《大宗地玄文本论》卷一第三分：“如偈，一种金刚也，总有五种位故。云何名为五种本位？一者，无超次第渐转位；二者，无馀究竟总持位；三者，周遍圆满广大位；四者，一切诸法俱非位；五者，一切诸法俱是位。”

[2] 章太炎在《建立宗教论》中说：“然则以何因缘而立宗教？曰：由三性。”又说：“今之立教，惟以自识为宗。识者云何？真如即是。惟识实性，所谓圆成实也。”(《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一九八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3] 文载《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

[4] 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中说：“中年以后，著纂渐成。虽兼综故籍，得诸精思者多，精要思者多，精要之言，下过四十万字，而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与儒先立？亦不欲为苟同。若《齐物论释》、《文始》诸书，可谓一字千金矣。”

[5] 太虚大师著《论严译》一文(见《太虚法师文钞初集》第二编“世论”)，对《天演论》一书中论及佛教之处多有评论，有兴趣者可取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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