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源远流长，自六朝以书法名家后，千百年来，代有传人。在历代书法家中，不少高手出自释门或深受佛教的影响。素有“书圣”之称的王羲之与佛教交谊甚深，曾为印度来华僧人达摩多罗舍宅建归宗寺；狂草怀素本身就是一名佛教徒。释门之中多有善书之人。据僧传及有关资料记载，僧智永有“退笔成冢”之说；僧怀仁深得“二王”笔意，唐草无出其右；释贯休工草隶，时人比之怀素；释巩光亦善书，陆希声谓其“笔下龙蛇似有神”；释梦龟作颠草，奇怪百出；释景云善草书，学张旭有意外之妙，释文梵善草书，学智永有自得之趣。宋元明清各代，缁流能书者益众。如宋之言法华，苏轼赏其放逸；政禅师，秦观叹其纯美，元雪庵善直行草隶，尤工榜书，一时禁匾皆出其手；释觉隐喜作狂草，极雄宕之致；明释雪峰洒翰作草，龙掀凤舞，时人誉为诗禅草圣；清代之八大山人、石涛、石浪，既是一代名僧，又是著名的书法家。

　　与书法比，画家涉足佛教者尤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许多著名画家染指佛画，最早的如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卫协和顾恺之。曹不兴根据康僧会带来的佛画仪范写之，身体比例十分匀称，其弟予卫协又画七佛图；卫协的弟子顾恺之更擅长佛画，相传所作有《净名居士图》、《八国分舍利图》、《康僧会像》等；其中尤以他在江宁瓦官寺所画之维摩诘像为最著名，相传所画之维摩诘“清嬴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形象逼真，时人以十万钱争先一睹，遂为该寺募钱百万；南朝之张僧繇也擅画佛像，所作独出心裁，创立了“张家样”。相传他在安乐寺作四条龙壁画，均栩栩如生，其中二龙点睛后即飞去，由此衍出“画龙点睛”之典故。张僧繇之佛画在当时影响甚大，〈历代名画记〉说他“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因材取之，今古独步。像人之妙，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与张同时的曹仲达享誉于北朝画界，曹画带有域外之风，所画佛像衣服紧窄，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他所创立的“曹家样”与吴道子创立的“吴家样”并称，史有“曹家出水、吴带当风”之评语。

　　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盛极一时，其中以吴道子声名最著。他在长安、洛阳两地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且笔迹挥宏磊落、势状雄峻、飘逸，使人有“吴带当风”之感，杜甫诗称“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唐初之尉迟乙僧也以擅长佛画闻名于世，曾在长安光宅、慈恩等寺作《降魔变》、《西方净土变》、《千钵文殊》等壁画，其画“奇形异貌”、“身若出壁”，富有立体感。降至晚唐，出现了一批专工佛道人物画的画家，其中声名最著的当推左全。其画“多仿吴生之迹，颇得其要”，用笔最尚风神骨气，后人评之“名高当代，时无筹伦”。另外，范琼也是当时名震三川的佛像画家，据说他在圣兴寺画的天王、大悲像，轰动一时，图中鸟瑟摩像，设色未半而罢，笔踪超绝，后人未之能补。咸通年间的常灿亦擅长佛道人物画，其画注重气韵，开宋代“自在在心，不在象也”画风之先河。

　　五代时期，佛教绘画也很盛行。著名画家如朱繇、厉以真、张南、左礼、王仁寿、杜倪龟等创作了许多佛教画，释门中人如贯休、智蕴等，也涉足画坛，以画罗汉知名。

　　宋、元、明、清诸朝，画家涉足佛教，僧人染指绘画，代不绝人。北宋时期的名画家高益、高文进、王道真、李用和、李象坤等创作了大量佛教壁画，场面热烈，富有生活气息。其中高益在大相国寺所作的《擎塔天王》等，曾名噪一时，王霭、王仁寿二人更专工佛道人物画，受到当朝皇帝的垂青。著名画家李公磷也取材佛教，作有《维摩演教图》、《罗汉图》等。元代赵孟頫、刘贯道的《红衣天竺僧卷》、《罗汉图》等，工笔重彩、朴素传神，别具风格。明末清初的石涛、八大山人、石溪、弘仁更被称为画坛“四大高僧”。他们的画“自作聪明，无所师承”，笔势雄阔、形象传神，对后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绘画史上曾出现过一种别具风格的禅意画。这种画高远淡泊、超然洒脱，禅机意境跃然纸上。开其端者唐代的王维。

　　王维性喜山水、耽于禅悦，既工诗，又善画。其诗如画，其画如诗，苏东坡在《书摩诘兰田烟雨图》中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作画的特点是将墨色泼成深、浅、浓、淡等多种色调，用来表现山石林木，与青山绿水不同，别有一种清雅洒落的自然情趣。此种画风突破过去只限于细线勾描的画法，而改用泼墨山水的方法，使笔法更加丰富，意境更为深远。从画论的度说，泼墨山水画更注重“妙悟”，王维在角《山水诀》中说：“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此话颇有禅宗“至理越乎浮言”、“三十年后看山还是山”的味道。实际上，王维之画如同其诗一样，深受禅宗的影响，他所作之《辋川图》等，山谷郁郁，云水飞动，显得清寒、静寂、淡远而又空灵；他的《袁安卧雪图》，雪中有芭蕉，似与常理不合，但却与禅宗跳跃式思维方法遥相符契，他的许多画作不问四时，以桃杏芙蓉莲花同入一幅，也有禅宗”一念包九世”之意蕴。后人论王维之画曰：“意在尘外，怪生笔端。”“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故造理入神，迥得天机，此难以俗人论也”。这种寓禅境于画中的禅意画，画史上称之为“南宗”。沈灏在《画尘》中说：“禅与画俱有南北宗，分亦同时，气运复相敌也。南则王摩诘，裁构淳秀，山韶幽淡，为文人开山。若荆、关、宏、董、巨、二米、子久、叔明、松雪、梅臾、迂翁、以至明之沈、文，慧灯无尽。北则李思训，风骨奇峭，挥扫躁硬，为行家建幢。若赵干、伯驹、伯驌、马远、夏圭，以至戴文进、吴小仙、张平山辈，日就狐禅，衣钵尘土。”如果从画风和禅风的角度看，王维之禅意画主要是受禅学南宗的影响。

　　王维所开创的禅意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得王维心要之张璪”、王墨，曾盛极一时。有人论张璪之画曰：”非画也，真道也。当其有事，已遣去机巧，意冥玄化，而物在灵府，不在耳目．”此中所言，实系禅家工夫，王墨作画，则拔墨手抹、应手随意，或吟或笑，形似癫僧。

　　降至宋元，王维开创的南宗禅意画更受推崇。王维被推上南宗始祖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宋之苏东坡极力鼓吹的结果。同时，宋时画坛之几大巨子，如荆浩、关仝、董源、巨然等，皆师承王维笔法，米芾父子，更是南宋之一巨孽，其画也颇富禅机意境。米芾曾说：“山水古今相师，以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以便己。”这话带有后期禅宗超佛越祖之色彩。米芾之子友仁则曰：”王摩洁古今独步，仆旧秘藏甚多。既自悟丹青妙处，观其笔意，但付一笑耳。”又说：“王维画见之最多，皆如刻画，不足学也。惟以云山为墨戏。”简直是呵佛骂祖。他还有诗云：“解作无根树，能描蒙鸿云。如今供御也，不肯予闲人。”此中之”蒙鸿云”，乃是米家之独创画法，能尽江山之妙处，实乃是其胸中禅境之再现。

　　纵观宋、元之后的画坛，其兴衰起落往往与禅学发展密切相关，禅学兴，则画坛昌盛，禅学衰，则画坛冷落，此足见禅学对绘画影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