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禅寺

明证法师
 
谢谢大家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向各位汇报一下我的学佛经历。我所要讲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实的，虽然它们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但我的体会确实是我对生活之路的反思。

苦恼人生

我是个烦恼障重的人，从小家庭生活就非常不幸。我的母亲共生了十个孩子，我是老二，我的哥哥和下面的妹妹生下不久便夭折了，而我也是多病多难，六岁时父母离异，母亲带着我和年仅两岁的大弟改嫁，又生一弟，不久又离婚，后来又改嫁，离婚，这样辗转好几个地方，生活极苦，几乎过着半乞讨的生活，直到嫁给后来的继父。母亲命很不好，但她非常倔强，含辛茹苦一定要把我们拉扯大。继父是铁路工人，因为家庭人口多，无法随工程队走，只好两地分居，很多年都是母亲带着我们七个孩子靠继父寄来的每月40元钱生活，所以大一点的孩子从小就要同母亲共挑家务重担。我记得小时候上学之前先要去拣煤核、拔野菜，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回家，拿上两张母亲做好的野菜饼子赶到学校上课去。我们家没有钱买本和纸，我就拣别人扔的纸飞机，一张一张叠起来订成本，每张纸都是写了正面写反面，写完铅笔字写钢笔字，写完钢笔字写毛笔字，写完毛笔字还能做些其它用途，总是用得不能再用了为止，这种习惯我后来甚至一直保持到读大学的时候。当时的生活可以说很苦，但我几乎不曾有大的烦恼，或者说我青少年时期还不太懂得什么是烦恼，而这种艰苦的生活却是锻炼了我，使我今后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境遇。

我上高中的时候，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9年我到了一个半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一位指导员利用权力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整我，使我一次次失去了上高等学府的机会，从那时候起我才明显地有了烦恼。到了“文革”后期，我才上了一所师范大学，可是我却真正起了大烦恼，当时全国已经乱了，我堕入一种迷惘，失去了方向，三年的大学生活，只是看了一大堆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书中有很好的世界，但是抬起头现实仍然是现实，所以我内心也很苦恼。
毕业后我被分到边境小镇二连浩特，那本来是个纯洁的小城，吃的、用的东西放在屋外没有人会去偷的，但是后来人心也越来越不纯净了，为了涨一级工资，人和人之间变得虚伪、无聊。我不明白生活为什么是这样的，接踵而来的不如意使我不得不对自己的人生进行反思，但是我想不明白，终于陷入烦恼不能自拔。无明中我还造了大量恶业，最严重的是我买了支猎枪，杀伤了不少小生命，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非常惭愧、非常懊悔。像我这样生长在边地一个不幸家庭的人，的确是障深业重，今天能得闻佛法、修行佛法，尤其觉得应格外珍惜。

我是生活上早熟、精神上晚熟的人，直到如今我还是不会协调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当时我在无明烦恼中也志求解脱，摸索过很多方法。先是在书本中求真理，后来又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比如外语、心理学、速记、中医、气功等等，但是烦恼还是烦恼。我这个人好高鹜远，总想做成点事情，所以成家很晚，之所以成家，也是听别人说，成了家可以使心安，可是成了家麻烦就更多了。最后我就想通过改善经济条件来减轻烦恼，是不是钱多了人就少一些烦恼呢？正好政策也开放，于是我承包了校办工厂，果然挣了不少钱，但是更多的烦恼接锺而来，校长、同事们不高兴了：为什么你要挣得比我们多？家人、亲戚们也不满意：为什么不给我们买这送那？我的学生也开始来跟我借钱，不给他们也不行。许多年中我在无明里打转转，想求解脱也解脱不了。

得遇善知识

佛经里讲学佛修行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亲近善士”，烦恼中的我能逐步走上学佛之路也是离不开几位善知识的指导。

我的第一位善知识是我十几年前认识的一位姓康的居士，他是在“文革”期间上五台山时皈依佛教的。开始的时候他都没有告诉我这些，只是教我一些具体的打坐方法，几年后他才给我一本《金刚经》读，但我读不懂，他也没多说什么。又过几年他给我几本小册子，如《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佛法在原子时代》、《印光法师法语》等等，通过读这些小册子，我才开始对佛教渐渐入门。很多年来他就是这样耐心地指导我，等待我一点点醒悟过来，

我记得有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一本是关于释迦牟尼的传略，里面谈到关于八苦、四谛、八正道的理论，使我对人生的痛苦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一下子觉得我要找的真理正在这个地方。另一本书是《六祖坛经》，一打开这本书我就非常后悔过去浪费的时间，我如饥似渴地读，一连看了三遍，于是下决心出家。

还有一位赵居士，他也是我学佛过程中的一位重要的善知识。他的佛学修养很好，也讲修持，我这个人爱问问题，他几乎是有问必答，但他也很谦虚，常常推荐我读一些书。这时候我开始接触到了《禅》刊，每一期杂志我都要读三、四遍，还做笔记，因为我相信书只要反复读，自然就会其义自见。

在家时，有一天打坐，我突然觉察到“我”这个东西实质是不存在的，不论从肉体上还是从精神上，根本投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我。这种体验使我感到很轻松，有信心，无我确确实实可以像《心经》上所说的“度一切苦厄”，得大自在，但是这种觉悟只是理上的，在事上还要慢慢修。
说到出家，我先是经一个居士介绍到北京的一个寺院，当时我对寺院一无所知，到了那里以后机缘也不好，所以既没有皈依，更没有出成家、后来我按照《禅》刊的地址找到了柏林寺，师父收下了我，很快就给我剃度了。想到了几十年来迷失的痛苦，终于开始过一种清净解脱的生活，我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临济家风

禅宗有两个公案很有名，那就是“德山棒、临济喝”。我们是属于临济宗的，师父对我曾有过四次“喝”，我感受很深，下面给大家说说。

第一次是在我刚出家的头几个月里，那个时候我持过午不食，因为在家的时候我就曾多次试验过断食，最长的一次是一个月，所以过午不食对我来说是没有任何痛苦。有一次我和明果师、明树师等几个人外出，回来以后他俩也和我一样持过午不食。师父知道了，很严厉地喝斥我：“你要去吃饭，不吃你就走！”我不敢违背只好去吃饭，但心中很多疑问。后来师父慢慢地给我们解释其中的道理，我才渐渐明白。过午不食这条戒的制定是有一定因缘的，而且适于南传佛教的僧人，他们每天不生产、不生火做饭，只管打坐、经行，而我们柏林寺一方面在建设，同时弘法活动频繁，所以我们工作量比较大，饭吃少了就没有体力，而且面黄饥瘦的，僧相就不庄严。我现在理解祖师所说的“平常心是道”，就是要我们在生活中修行，不要执著，吃好饭就是要更好地在工作中奉献我们的力量。

第二次被喝是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一路上我问了师父好多问题，后来师父说我不要问了，我说：“有疑惑就要问，否则要师父干什么？”师父说：“不让你问就是不能问。”我很不高兴，沉着脸不敢吭气。在回来的旅途上，同行的省佛协吴明山居士告诉我说：你的很多问题不需要回答，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你自己的修行体验，这些问题都会自然消释，还有一些问题是不能回答好的，佛陀还有十四个问题是不回答的。慢慢地我体会到，我满脑子都是问题、问题，我执太重，而不知道当下该怎么做，结果把该做的事都给耽误了。

第三次是我在客堂做照客的时候，客堂卫生不干净，我也不打扫，师父指出来，我说：“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些安排好，责任明明确确的，该谁扫就谁扫？”师父说：“你又把当老师的样子拿出来了，你没有忘记你现在已经不是老师了。”我当时非常感动，一下子就跪在那里。师父每次一喝我心中都是一次震动，我心想：习气毛病又跑出来了，而且一点察觉也没有。

第四次“喝”，是发生在有人扒我们后墙的时候，师父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真没有用。”我说：“我们怎么就没有用？我就有用给您老人家看看！”去了以后我就骂：“你们这些人真不讲道理，我们当和尚的什么也不怕，死也不怕，你们再扒我们就跟你们拼命。”这时候只听师父大喝一声：“你给我走！”

咳！修行实在是不容易，无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窜出来了。经过这四次“喝”以后，我就经常反省，向内注意，才渐渐有点进步。所以有师父指导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他可以随时纠正你的方向，你就不会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