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明

慧远大师(三三四—四一六)，俗姓贾，雁门楼烦(今山西代县)人，是我国净土宗的始砠。他的一生大体上和东晋同始终，是东晋时代继道安大师后的杰出佛教领袖。他的佛教活动和哲学思想，在我国佛教史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慧远大师的一生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出家前的求学活动。他游学河南洛阳等地，博览儒家、道家典籍，涉猎甚广，这对他后来佛教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第二阶段是跟随道安大师的二十五年。他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为寻求真理刻苦钻研，最后皈依佛教，礼道安大师为师。在接受佛教思想后，他认为“儒教九流，皆秕糠耳”。积极从事佛学研究，并有创新的见解。这安大师称赞说：“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事实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成就，在许多地方超过乃师。公元三七七年，前秦符丕攻陷襄阳，慧远大师就离师经荆州到了江西庐山。第三阶段是大师在庐山东林寺创设连社，大兴净土宗风，讲学三十多年，影响深远。当时朝廷权贵，文人名士都倾服他的道德学问，书信往来不绝，关系极为密切。由于当时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提倡护持，弥陀信仰和净土思想从此深入人心，至今流传不衰。

慧远大师的着作，据“高僧传·释慧远传”记载有十卷五十多篇。但大都佚失，现存的有“沙门不敬王论”、“明报应论”、“三报论”等论述文五篇，各种序文五篇，书信十四篇，以及一些铭、赞、记、诗等，主要收入在“弘明集”、“广弘明集”和“出三藏记集”等。

大师在佛教理论上继承和发展了道安大师的思想，属于般若学的本无派，着重地发挥了佛教三世因果和轮回流转的理论。他从本无说出发，进一步阐述了佛教的最高实体和最高精神修养境界的关系，如在“法性论”说：“至极以不变为性，得性以体为宗。”就是说，只要认识到“空”的最高实体，也就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他又写道：

“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敷而行。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不灭；假数而非数，故数尽而不穷。”

这是“神不灭论”的理论基础。他接着：以火木为喻，来说明形神的关系，在“沙门不敬王者论，形神不灭五”中，他说：

“火之传于薪，犹神之传于形；火之传异薪，犹神之传异形。前薪非后薪，则知指穷之术妙；前形非后形，则悟情数之感深。惑者见形朽于一生，便以为神情俱丧，犹火穷于一木，谓终期都尽耳!”

在“三报论”中，大师依据“阿毗昙心论”中“若业现法报，次受于生报，后报亦复然，余则说不定”这句偈，系统地发挥了三世轮回学说。他写道：

“经说业有三报：一日现报，二日生报，三日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俊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先俊虽异，咸随所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大暑也。”因果报应通三世，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善者遭殃，恶者得福的不合理现象。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

在“明报应论”中，大师指出了产生报应的根源说：

“无明为惑网之渊，贪爱为象累之府，二理俱游，冥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动。无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滞于外物，贪爱流其性，故四大结而成形。形结则彼我有封，情滞则善恶有主。有封于彼我，则私其身而不忘；有主于善恶，则恋其生而生不绝。于是甘寝大梦，昏于同迷；抱疑长夜，所存唯着。是故失得相推，祸福相袭，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此乃必然之数，无所容疑矣。”

对于现实生活中“积善而殃集，凶邪而致庆”的现象，他在“三报论”中解释说：“此皆现业末就，而前行始应。故……倚伏之契，定在于昔。”今生的祸辐不仅有现报，也有生报。今生作的业，可能有现报，也可能有后报，如果只以一生为限，就无法说通了。因此，大师认为：“如今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则知理会之必同，不惑众涂而骇其异。”

怎样正确对待呢?在“明报应论”的最后一段，大师归纳说：

“夫事起必由于心，报应必由于事，是故自报以观事，而事可变，举事以责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则知圣人因其迷滞，以明报应之对，不就其迷滞，以为报应之对也。何者?人之难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训必有渐。知久习不可顿废，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权其轻重，轻重权于罪福，则验善恶以宅心，善恶滞于私恋，则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无所系，故能尊贤容家，恕己施安，远寻影响之报，以释往复之迷。迷情既释，然后大方之言可晓，保生之累可绝。夫生累者，虽中贤犹末得，岂常智之所达哉?”在“三报论”的结论中，他同样指出：只有“知方外之宾，服膺妙法，洗心玄门，一指之感，超登上位。如斯伦匹，宿殃虽积，功不在冶，理自安消，非三报之所及。因兹而言，佛经所以越名教，绝九流者，岂不以疏神达要，陶铸灵府，穷源尽化，镜万象于无象者也。”

与慧远大师同时代，受高僧支遁和尚推重的郁超(三三一—三七二)，在他的着作“奉法要”一文中曾指出，佛教的业报轮回说与我国传统伦理观念不容混淆。他强调报应是个人的事情，“为善者自获辐果，为恶者自受其殃”，  “百代通典，哲王御世，犹无YIN滥，况乎自然玄应，不以情者，而令罪福错受，善恶无章?其诬理者，固亦深矣。”说明善人受罪，恶人得福，理所不容。最后他引“泥洹经”所说：“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再次论证佛教的业报输回说与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善恶报应的伦理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虽然郁超的论点是正确的，但还不能系统解释佛教三世因果，输回流转的整体概念。因此慧远大师对佛教因果轮回学说所作完整的阐述，就更具有重要意义。

又据“高僧传卷六·慧远传”载：

“昔浔阳陶侃经镇广州，有渔人于海中见神光，每夕艳发，经旬弥盛，怪以白侃。侃往详视，乃是阿育王像，即迎归，以送武昌塞溪寺。寺主僧珍尝往夏口，夜梦寺遭火，而此像屋独有龙神围绕，珍觉驰还寺，寺即焚像，唯像屋存焉。侃俊移镇，以像有威灵遣使迎接，敷十人举之至水，及上船，船叉覆没，使者惧而返之，竟不能获。……迨远创寺既成，虔心奉请，乃飘然自轻，往还无梗。方知远之神感，证在风谣矣。远乃于精舍无量寿像前，建斋立誓，共期西方，乃令刘遗民着文曰：“……夫像化之理既明，则三世之传显矣；迁感之数既符，则善恶之报必矣。推交臂之潜论，悟无常之期切；审三报之相催，知险趣之难拔。此其同志诸贤，所以夕畅宵勤，仰思悠济者也，盖神者可以感涉，而不可以迹求；必感之有物，则幽路咫尺，苟求之无主，则渺茫何津?今幸以不谋而夹心西境，叩篇开信，亮情天发”。”

要超脱轮回，只有“厌离娑婆，欣往极乐”，慧远大师在庐山东林寺发起结社，建斋立誓卜奉行息心忘念，心注西方，勤修念佛法门，作为实现往生净土的修持方法。一时连风普被，弥陀信仰，深入人心，成为后世净土宗的先导。

值得一提的是：慧远大师到庐山后，深感江东；一带佛经不全，禅法缺乏，律藏残缺，于是派弟子法净、法领等西行求经，取得不少梵本，经大师组织翻译，昆昙学和禅法的经典，在江南得以广泛流行，这是大师在佛教史上的又一贡献。

慧远大师与着名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情谊很深，见和同解。“本传”说他“闻罗什入关，即遗书通好”。后大师着「法性论”，鸠摩罗什见论而叹道…“边国人未有经，便合与理合，岂不妙哉!”秦主姚兴钦风名德，恳请译下犬智论”。译好后遣使送给慧远大师，请为作序，大师答道：“欲令作“大智论”序，以伸作者之意，贫道闻怀大非小褚所容，汲深非短绖所测，披省之日，有愧高命!又体赢多疾，触事有废，不复属意已来。其日亦久，缘告之重，辄粗缀所怀。至于研究之美，当复寄诸美德!厂可见大师虚怀若谷，其名高远固如此。

慧远大师驻钖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本传”又载：孟曰义熙十二年(四二八年)八月六日，感到困倦。当时“大德耆年，皆稽颡请饮豉酒，不许。又请饮米汁，不许。又请以蜜和水为浆，乃命律师，令披卷寻文，得饮与不?卷未半而终，春秋八十三矣。门徒号恸，若丧考妣，道俗奔赴，踵继层随。远以凡夫之情难割，乃制七日展哀，遗命使露骸松下，既而弟子收葬。浔阳太守阮侃于山西岭凿圹开冢。谢灵运为造碑文，铭其遗德，南阳宗炳又立碑于寺门。”

“本传”还称大师“善嘱文章，辞气清雅，席上谈吐，精义简要。加以容仪端庄，风采洒落，故图像于寺，遐迩式瞻。”

慧远大师的一生，是上求下化，护教弘法的一生，他为佛教事业所作的贡献不仅永载史册，而且将永远为后世佛教徒崇敬与学习。我们一定要深明因果，确信轮回，从而激发出离心，求生极乐国土，超凡入圣，离苦得乐!

摘自《内明》第15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