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明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江苏兴化人。清代书画家、文学家。早年家贫，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曾任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知县，后因助农民胜讼及办理赈济，得罪豪绅而被罢官。出仕前后均在扬州卖画，擅绘兰竹，以草中竖长撇法运笔，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能诗文。有《悍吏》、私刑恶》、《孤儿行》、《逃荒行》等名篇，描写人民疾苦颇为深切。所撰《家书》、《道情》等作，为世所称扬。他是画坛“扬州八怪”之首，著有《板桥全集》。

板桥是独子，上无兄妹，下无弟妹，母亲早亡，自幼过着近似孤寂的生活，成年后又愤世疾俗。口不择言，养成了“狂”和“怪”的性格。罢官以后，移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他自称居士，广交方外之友，常在寺院里借住，对佛经研究造诣甚深。他有个从祖叫福国和尚，是位头陀式的苦行僧，生活非常淡泊简朴，板桥曾赋《破衣》(为从祖福国上人作)诗云：“纳衣何日破，四十有余年，白首仍缝绽，青春已结穿。透凉经夏好，等深入秋便，故友无如此，相看互有怜。”

板桥出身于贫苦家庭，对安贫乐道之士格外敬重。福国上人的出家，使他很受影响。“狂士”不“狂”，与出家人却谈得来，这是由于福国上人的苦行，使他肃然起敬，心悦诚服。板桥有个堂弟名墨，就是他在《家书》中所称的“舍弟墨”，板桥长“舍弟”二十四岁，颇为关注。此人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对佛教和出家僧众，有着强烈的排斥诋毁。在这一点上他们见解不同，曾引起争论。在《焦山读书寄舍弟墨》书中，他写道：“僧人遍满天下，不是西域送来的。即吾中国之父兄子弟，穷而无归，入而难返者也。削去头发便是他，留起头发还是我，怒眉嗔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之，亦觉太过。佛自周昭王时下生，迄于灭度，足迹未尝履中国土。后八百年而有汉明帝，因说梦惹出这场事来，佛实不闻不晓。今不责明帝，而齐声骂佛，佛何事乎？况自昌黎辟佛以来，孔道大明，佛焰渐息；帝王卿相，一遵六经四书之子，以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此时而犹言辟佛，亦如同嚼蜡而已。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YIN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智，无礼无义，无复守先待后之意。秀才骂和尚，和尚也骂秀才。语云：‘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老弟以为然否？偶有所触，书以寄汝，并示无方师一笑也。”

从信中，板桥驳斥“舍弟”的排佛论点。认为出家人也是中国人，只是剃去须发，穿上僧服而已。如果由于信奉佛教，即出之以“怒眉嗔目，叱为异端而深恶痛绝”，这种敌对的排他意识强加于同是汉民族身上，未免失去儒家的宽恕精神，似乎太过分了。这不能体现孔子“亲亲而仁民”的胸襟。释尊一生，从未来过中国，佛教不是从印度以武力强送的，而是汉明帝夜梦金人派遣蔡愔等从西域请来的。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结合，实现“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众所公认的。韩愈辟佛，独尊儒家，使佛教受冲击，但佛教并不因此而消灭，相反地扎根于民间，绵延不断，骂是骂不倒的。至于僧人良莠不齐，在唐初就有了，当时太宗问取经归来的玄奘大师：你们僧团到底是什么情况？大师答称：“鱼龙混杂，凡圣交参。”深潭里有龙有鱼是混杂的，世间有凡人也有圣人。人间就是这样鱼龙混杂，凡圣交参，纯而又纯是找不到的。正因为世间还有许多不合理的事，所以我们要普渡众生，引导他们止恶修善，净化自己，僧众中不守戒规，确是佛陀的罪人，而当时的秀才也不免有败类。所以互相责骂是无济于事的。板桥的信写得婉转含蓄，他本着持平态度不同意“舍弟”敌视佛教的偏激言论，其维护佛教的心显而易见。

板桥在《刘柳村人册子》里写道：“临济派满天下，祖庭不修可悲也。予作碑以新之，在大明府车关外。”禅宗自宋元以后，仅临济、曹洞两宗维持门庭。从以上几句文字中可以看出，板桥不但信佛，而且属临济宗。他作碑重建就是以实际行动为重修临济祖庭作出贡献。

《清史列传》载：板桥“喜与禅宗尊宿及其门弟子游”。这是有他家族关系与历史渊源的。他的从祖福国和尚可说是佛学启蒙师，在求学时期，他曾在常州天宁寺和焦山定慧寺读书，与出家人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感受甚深。他在《送友人焦山读书》的一首七律诗中写道：“几年不到大江滨，花枝鸟语春复香。抱书送尔入山去，双峰觅我题诗处。”双峰指焦山的双峰阁，他曾在那里住过，题了不少诗篇。他要友入寻找他题诗的地方。

雍正十年(1732)，板桥不惑之年，他秋天到杭州游览，住韬光庵，兴之所至，写了一首《韬光》的长诗，诗未最后二句是：“我已无家不愿归，请来了此前生果。”言外之意，有想在韬光庵出家为僧的念头。因为就在去年，他的徐夫人逝世，留有二女一子，板桥交族人抚养，子然一身，云游各地，他对韬光庵颇有依恋，但因缘悭，没有实现出家的愿望。

据《郑板桥年表》记载，他交游的第一个出家人是江西庐山的无方和尚，他写了不少诗篇相赠，并为无方和尚绘竹画兰。在《为无方上人写竹》诗题道：“春雷一野打新篁，解箨抽梢万尺长；最爱白方窗纸破，乱穿青影照禅床。”在《画盆兰劝无方上人南归》诗云：“万里关河异暑寒，纷纷灌溉反摧残；不如归去匡庐阜，分付诸花莫出山。”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深厚。他们最初相识于匡庐，以后又在京师会晤。久别重逢，格外亲切。板桥又题五言诗道：“一见空尘俗，相思已十年，补衣仍带绽，闲话亦深禅。烟雨江南梦，荒寒蓟北田。闲来浇菜圃，日日引山泉。”后来无方移居“孝儿营”，在山中修建了几间茅房，请板桥去同住，过山居农耕的隐士生活。板桥因俗事缠身，未能入山，但却心向往之。无方“从庐山晋京，原想弘法利生，有所作为，但当时恶人当道，好人受气，所以只得在“孝儿营”结茅。板桥特地画兰花一幅，并题了诗，劝无方和尚南归，他借兰喻事，谓“不如归去匡庐阜，分付诸花莫出山。”寓意良深，一片真情，溢于言表。

乾隆元年(1736)板桥赴京应试得中进士，曾游香山卧佛寺，结识了青崖和尚，这是位满腹诗书、曾受皇帝钦赐紫衣及御墨的名僧，板桥题《寄青崖和尚》诗奉赠：“山中卧佛何时起？寺里樱桃此日红。骤雨忽添崖下水，泉声都作晚来风，紫衣郑重君恩在，御墨淋漓象教崇。透脱儒书千万轴，遂令禅事得真空。”在板桥看来，只有“透脱儒书千万轴，名僧知名，未必潜修密行；而高僧在山修学，不一定广为人知，所以名僧不一定是高僧，高僧也未必是名僧，这正表现了他的“狂态”。

在《与勖宗上人书》中，板桥写道：

“燮旧在金台，日与上人作西山之游，夜则挑灯煮茗，联吟付屋，几忘身处尘世，不似人海中也。迄今思之，如此佳会，殊不易逅。兹待凉秋，定拟束装北上，适有入都之便，先寄此声；小诗一章，聊以道意：‘昔到京师必到山，山之西麓有禅关；为言九月吾来住，检点白云房半间。’勖尊者，弟燮顿首。”可见他与勖宗这位诗僧也是莫逆之交。

还有个起林上人也是位诗坛高人，板桥有《山中夜坐再陪起林上人作》五言诗四首，这里敬录二首：

“一、人语山上烟，月出秋树底。清光射玲珑，峭壁澄寒水。栖鸟见其腹，历历明可知。秋虫草际鸣，切切哀不已。禅心冷欲冰，诗怀淡弥旨。吟成无笺麻，书上破窗纸。

二、诗成令我写，写就复涂抹。骨脉微参差，有爱忍心割，未得如抽茧，针尖隐毛褐。既得如尸解，蜣螂忽蝉脱。主人门外来，诗才日豪阔。迟疾各性情，维余气先夺”。

起林在日常禅观生活之余，作诗叙述内心的禅观意境，引起板桥的共鸣。禅和子的生活是简朴的，诗作好了，无纸可写，只得题在破窗纸上。这正和唐代着名诗僧寒山和拾得，把诗题在石头和树上一样，自然超脱。

板桥的方外诗友甚广，《全集》中还收有赠梅鉴、巨潭、松风、博也、恒彻等上人的诗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照录。

至于与画僧因缘，板桥还有首《题屈翁山诗札》，石涛、石溪，八大山人山水小幅，并白丁墨兰共一卷的七绝诗，诗云：

“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坚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石涛、石溪、八大山人都是明王室的宗裔，明朝覆灭后，他们到佛门出家。由于他们本身具备的天赋才能，在艺术上获得突出的成就，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着名的清初四画僧。板桥距离八大山人、石涛的时代不远，他观尝了石涛、八大的山水小幅，作了这首诗。既是写真，又是抒感。石涛、八大等寄迹佛门，虽然免去生死劫难，但仍萦怀国破家亡。唯有寄情于绘画，有意无意不落痕迹地隐约表露一点心声。板桥诗中末后二句：“横涂坚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读来令人感同身受，余韵未尽。

板桥云游四海，广交方外友，他到一个地方，必在佛寺“挂单”，他看来象是未披袈裟的“行脚僧”。他的诗词中有不少是描述佛教寺院的。其中《韬光》组诗是代表作，诗云：

“韬光古庵嵌山巘，北窗直吸余杭县。葛洪小儿峰岭低，南屏一片排秋扇。钱塘雪浪打西湖，只隔杭州一条线。海日烘云湿已干，下界奔雷作蛇电。山中老僧貌奇古，十年不踏西冷土；厌听湖中歌吹声，肯来伺候衙门鼓？曲房幽涧养神鱼，古碑剔藓蝌蚪书；铜瓶野花鸟几静，湘帘竹榻清风徐。饮我食我复导我，茅屋数间山侧左；分屋而居分地耕，夜灯共此琉璃火。我已无家不愿归，请来了此前生果”。

韬光庵在杭州一座高山上，诗篇第一首就描述了庵的地理位置。山上已“海日烘云”，而山下仍“奔雷蛇电”，自然境界，迥然不同。此庵并非大寺，仅有“茅屋数间”，但却引起板桥出尘之念，想在这里“了此前生果”，板桥虽未出家，但心已出家！

板桥曾为韬光庵绘画赠松岳上人，并题诗云：

“天阴作图画，纸墨俱润泽；更爱嫩晴天，寥寥三五笔。元旦画兰竹，远寄郭兰亭；万水千山外，知余老更青。”

板桥在《论兰》一文里，评论画僧白丁与石涛画兰，他写道：

“僧白丁画兰，浑化无痕迹。万里云南，远莫能知，付之梦想而已。闻其作画，不令人见；画毕，微干，用水喷噀，其细如雾，笔墨之痕，因兹化去，彼恐贻讥，故闭户自为，不知吾正经率服其妙才妙想也。口之噀水，与笔之醮水何异？亦何非水墨之妙乎！石涛和尚客吾扬州数十年，见其兰幅，极多亦极妙。学一半，撇一半，未尝全学；非不欲全，实不能全，亦不必全也。诗曰：十分学七要抛三，各有灵妙各自探；当面石涛还不学，何能万里学云南？”。

综上所述，可见板桥的“狂”与“怪”只是他对当时现实的不满，他作了十一年的清官，勤政爱民，为救灾不愿与上司同流合污，挂冠求去，以卖画为生。他与佛教有殊胜因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身未出家，但却心倾出家之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