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带业往生，就是说，有的人业障深重，虽通过精进念佛，烦恼惑业仍然没有断尽，但临终已到，由于具足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亦蒙佛接引，带业往生。有的人，烦恼惑业完全未断，但也由于具有念佛求生西方的信愿，临终也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关于带业往生，佛经中早有述及。《观无量寿佛经》云：“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即得往生极乐世界。”又说：“(往生者)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已欢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说明了“业”带到西方后的具体处理办法。把“业”带到西方后，还得在莲胎内，念佛消业住满十二大劫(一个大劫相当于十三万四千四百万年)，才花开见观音、势至菩萨，并听菩萨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发菩提之心”，精进修行，成就佛果。这种念佛往生西方，在《观无量寿经》里称为“下品下生”。

据《观无量寿经》所述，极乐世界品位有“三级”、“九品”的区别，念佛人生到那“一级”那“一品”都是自己的“修持”的深浅程度而决定。修持深的无疑往生“上品上生”，修持功夫浅的很可能得个“下品下生”。由于极乐世界有“三级”“九品”的不同等级，所以，只要具足信愿念佛，不管罪业轻重，都可以带业往生西方，其道理也就在这里。

大师的“带业往生”说，继承了经中的观点，并给合自己的悟境加以发挥。他认为带业往生的“业”，是指“在此界，尚未有断惑业，名带业。若生西方，则无业可得，非将业带到西方去”。(《菁华录》第10页)也就是说“一得往生，则定慧不期得而得，烦惑不期断而断。”(《文钞》续编卷下《念佛恳辞序》)极乐世界“无有众苦”，就连“恶业”之名也不存在，怎么有实业可得呢？从“权教”上说，确实有“业”带到西方去，并且西方极乐世界有“三级”、“九品”的区别。但是从“实教”上讲，既往生西方，则没有果业高低的差别，也没有实“业”可带。大师谓“带业往生，非将业带到西方去”。

    四、因果为本，重在行持修证

因果为本，重在行持修证，这也是大师佛学思想的又一个重心。他以“因果为本”，念佛往生，推动了他一系列思想的传播。他时常这样教导人们：“因果者，圣人治天下，如来度众生之本也。”(《文选》第159页)他认为，“世出世间圣人”离开因果之理，而谈“治天下”、“度众生”，即等于“缘木而求鱼”，徒劳无益。应该是“笃信实行因果”，才能达到“治天下”、“度众生”的目的。所以，大师认为，深信“因果”诚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力行“因果”，行持修证。

大师认为，国家之所以战争不息，不得太平；人之所以私欲填胸，无恶不作，以至轮回流转，不得解脱，这一切都与不明“因果报应”之理有关。为此，大师围绕着“治天下”、“度众生”这一目的，展开了他的因果报应说。

因果报应是客观存在的因果联系。“有因则必有果，有果则必有因”，一切事物都逃不出这种必然的规律。人们的思想行为也是这样，作这样的因，就必定产生其相应的果。这又称“业报”。“业”是造作的意思，指众生的一切身心运动。由于，造作的“业”，而产生“报”。“报”，是果报、报应。

一切众生在“如是业”“如是报”面前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官宦富豪，还是贪民百姓，只要作恶，都会招来恶果，行善就会感来善果，它有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准确。但是，由于人们所造的“业力”大小不同，因此，就有了“现报”、“生报”、“后报”的先后次第。“现生作善作恶，现生获福获殃，谓之现报。今生作善作恶，来生获福获殃，谓之生报。今生作善作恶，第三生或第四生……或至无量无边劫后，方受福受殃者，谓之后报。”(《菁华录》第114页)所以，今生的修善行恶，有即生受报和来世受报。今生的祸福苦乐，有来于即生的因素，也有前世“业力”之所感招。因果报应，它贯串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又连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形成了无始无终的因果报应循还链。然而，除重大的“业力”，称为“定业”的不容易被改变外。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改变过去世的“业因”。他说，“愚者可贤，贤者可愚，寿者可夭，夭者可寿，富贵贫贱，及与子孙繁衍、灭绝，一一皆可自作主宰。”(同上，第113页)这也就是“人定者亦可胜天，谓兢业修持，则前因不足恃。是以现因为因，而消灭前因也。”(同上)可见，有人说佛教的因果律，不仅不是宿命论和定命论，而是不折不扣的努力论，是有道理的。

大师认为，佛教的三世因果说，是教人“识因知果”，努力改恶迁善，息灭贪嗔痴，使人“返迷归悟”，“显现本性”，出离轮回六道。它是世出世间圣人“治天下”和“度众生”的根本。为此，《文钞》中处处指明“笃信实行因果”的重要性。但是，大师谈因果与别人又有所不同，他是谈因果为本，而重在行持。

他在《申述因果原理并以事实证明》一文中，谈到某居士问他“挽回劫运之方”时，他说：“此易之事，在明因果之理，而笃行之耳。”明白只是开始，重要的在行动。“若不注重躬行，只期多知多见，必至矜己傲物，排因拔果。”(《文钞》续编卷上，《复无锡学佛社书》)因此，在深信因果的同时，必须着重致力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自行化他，由此“实行而博学，由博学而得宗，如是则决定现生优入圣贤之域，临终即入极乐之邦矣”。(同上)所以，“学佛之人，务必躬行。”(同上，《复邵慧园书》)在“因果”原理的指导下，大师精进行持，以期早日往生西方。身教胜于言传，是大师深信因果，行持修证的最好证明。

    五、主张“儒释无二道”说

佛教与儒家名教是否相通？是否相抵？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一直有所争论。争论的结果，历来有这么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儒释是一致的，可以互补，相得益彰；另一种，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两者相抵触的，应该取缔佛教。到了近代，这个问题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了排除这不必要的争辩，大师又重新提出了“儒释无二道”的思想。

大师在《佛川敦本学校序》中说：“儒释二教，其迹似异，其本原同。”又说：“儒释无二道，生佛无二心。”(《文钞》正编《儒释一贯序》)它们目的是完全一致的。为了进一步证明两者之间根本相通，大师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释儒都谈因果报应的道理。《文钞·因果录序》说：“因果者，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度众生之大权也。”又说：“因果之理，大发明实维佛经，而儒教经，亦屡宣说。”如，“《书》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易》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莫不皆以因果报应之理示人。”(同上)所以，“不信因果”，“不唯悖佛，亦悖儒经。”(《文钞》正编，《与佛学报馆书》)

(二)释儒同样重视社会伦理道德。大师认为，虽然“伦理道德”出自儒典，但是佛法“亦复具足世间一切善法，举凡伦常修斋之道，固已极力宏阐，亳善弗遗”。(《文钞》正编卷三，《儒释一贯序》)佛教虽然是“出世间法”，但对于一切有利于社会、人民的善法，也“极力宏阐”，诸如“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倡妇随，随已职分，各尽其义，固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同上)在伦理道德方面，两教所说的道理是相通。

基于上述观点，大师认为佛教与儒教是相辅相成，“合之双美，离之则两伤”。(《印光法师嘉言录》第192页)因此，大师提出“欲学佛祖，先须取法圣贤”(同上，第193页)意思是，要想学佛成佛，首先得效法世间“圣贤”做好人。在《复周法利书》中，他写道：“学佛一事，原须克尽人道，方可趣向。”所谓“人道”，就是世间做人的道理。人道，就是“随已职分，各尽其义”，作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佛以“取法圣贤”，行“人道”为基础，假如不把人做好，要想学好佛法是不可能的。“儒者”也是如此。“若不得佛法为先导，则自已之心，尚非所知，况圣人之心法乎。”(《文钞》正编卷三，《儒释一贯序》)因为，儒教着重于“事相”理论，而不重视于“悟明心性”，了脱生死。所以，“儒者”必须首先学习佛法，悟明“佛心”，然后，“儒先圣人之心法，方得悉其底里”。(同上)

 佛教与儒教，虽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一致”。(同上)但是，大师认为，它们也有不同之处，这就是(一)“儒者多主于事相，而不致于悟明心性。”(同上)(二)“世间圣人，只教人尽义尽分。佛则详示其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同上)应该明白，“(佛教)不但与儒教不相悖戾，且大有发明儒教，辅弼儒教之至理极功焉。”(同上)

综上所论，大师进一步表明，儒学只不过是佛学中的一部分而己。他说：“佛法虽属出世间之法，所有世间经世之道，悉皆包括无遗。举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咸与世间圣人所说无异。”(《文钞》续编卷下，《学佛浅说序》)佛法森罗万象，世出世间一切法“悉皆包括无遗”，儒学亦在佛学之其中，“儒释原同”。当然，大师所论目的是以儒学为方便，而以佛法为究竟。大师出于“弘法利生”的需要，有时虽讲及儒教的“八德”、“八事”，谆谆启迪人们，使人产生憬悟，其实是在宣说佛法妙义，只不过是假借人们容易接受的儒教名相用之而己。

在当时儒学还算风行的情况下，大师针对性地提出以儒学作为接引人们学佛的一种方便手段，以“儒释无二”，而又以佛法为究竟的思想，为其弘法带来很多方便，促使他的佛学思想为上层知识分子所接受。这种“应机施教”适应社会思潮的作法，值得学习。

六、宣传佛教救世说

大师一生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他把国家、人民看成是自己的生命。为了救国救民，他毅然揭举“佛教救世”的旗帜，大声呼号，呕心沥血，费尽神思，积极投入了救国拯民的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中国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尖锐。在封建社会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国以来，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内战连年不断，加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伟大的祖国，“已至千钧一发之际”，面临着灭亡的危险，广大的中国人民，“或血肉横飞，丧身殒命，或屋毁家破，流离失所，无食无衣，饥寒交迫。”(《文选》第166页)目睹这“刀兵连绵”，尸骸遍地，疮痍满目，长夜难眠的时代，大师“言念及此，心胆俱碎”。(同上)为了“救国救民”，他本着佛教入世的思想，大力宣扬佛教“积极救世”的精神。

佛教的“入世”精神，是以人类为根本的救度对象，它要将一切人从苦恼、愚昧中救度和解脱出来，而达到究竟的安乐和彻底的觉悟。大乘佛教认为，要成佛，就必须以利生为前提，如果脱离众生就无法成为佛陀。《华严经》说：“(菩萨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又说：“是故菩萨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大师深悟大乘精神，依教奉行，履行菩萨道，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工作，立足人类，以利人为成佛的根本出发点。因此，在他的一生弘法中，时刻不忘“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为“天下太平，人民安乐”而履行他的神圣使命。

他把宣扬“佛教救世”，看成是义不容辞的天职，始终坚定不移地倡导佛教是“挽回世道的要道”。(《文钞》正编卷三，《佛化随刊序》)从而，他大声疾呼“欲为救援(世道人心)，舍昌明佛学，莫能为力，故咸以提倡佛学为急务。”(同上，《佛学研究丛林序》)佛学，它是了生脱死的奇方，烦恼流中的宝船，苦海波涛的南针，格正人心的秘诀。所以，只要“人各实行，则国不期护而自护，灾不期息而自息矣”。(《文选》第167页)

大师的佛教救世学说的基本精神，可归纳为四点：(一)发扬佛教慈悲喜舍的精神。所谓“慈悲”就是“与人为乐”，“拔人之苦”。所谓“喜舍”，就是对社会、对人民欢喜施舍自已的一切。大师认为，“四海内外，同是同胞”，都是亲兄弟。人乐我乐，人苦我苦。他说：“乾为大父，坤为大母之德，存民吾同胞，物吾同仁，凡在天地间者皆爱怜之，护育之。”(《文选》第167页)要同情和帮助同胞，不要只为个人求安逸。

(二)发扬佛教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文钞·挽回劫道论》中说：“近来，世道人心，日趋日下，各怀我见，互相竞争，以致刀兵连绵，无时静谧。”要转变这种现象，大师认为，应除去人们的“我见”，“视一切人民，皆如同胞”，不分彼此，忘我地“代人之劳，成人之善”，“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的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三)笃信并实行因果报应之说。因果，是“救国救民”的根本，这在上面已经提到。只要人们深信实行因果之理，则“国运可转，灾难可消”。他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上强调：“洞明因果之理，而又笃信实行，则世道人心，自可挽回。”(《文选》第164页)因果报应，如影随形，“今生所作所为皆是恶事，来世定得恶果。如今生所作所为皆是善事，来世定得善果”。(《文选》第159页)人人都明白这善恶报应一点不差的道理，自然就“虽欲为恶而有所不敢，虽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文钞》正编卷二，《复张伯严书》)人人笃信实行因果之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天下自然太平，人民自然安乐。

(四)普及戒杀放生，吃素念佛。大师认为，导致“世道人心陷溺”的又一个根本原因是“由杀生而起”，因此，要“止杀业”。而“止杀”最好的办法是“戒杀吃素，护惜物命”。“人人能护惜生物，不加残害，则杀劫可消，而国运可转矣”。(《文选》第179页)又说：“杀劫，及一切灾难，皆为众生恶业所感，人人念佛，则此业可转。”(同上，第155页)现在，我们所受的种种灾难，都是我们过去恶业所招感的，要除去过去世所造的恶因，就必须赶紧忏悔，戒杀放生，吃素念佛。

大师敢于面对佛教现实，善于观察众生的根机，应机施教，大胆继承和发挥佛教的教义，并形成了自己的佛学思想体系。他的佛学思想在中国佛教史和佛教思想史上，是有地位有影响。“宏阐净宗，惟师(指印光大师)为最。”(《永思集》第211页)这是圆瑛法师对大师的评价。弘一法师说：“大德如印光大师者，三百年来一人而己。”荣誉至极。所以，当大师往生后不久，国内外高僧大德，并纷纷推崇大师为中国佛教净土宗第十三祖，并誉之为“中兴净业”大师、苏州灵岩山寺净土道场的开创者。大师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由此可见。

大师一生住持佛法，通宗通教，专弘净土。在他的积极弘扬下，使净土宗在当时呈现出“善导高风，复见今日”的昌盛景象。他的专修净土，摄心念佛，著重现实，不离世法，深信因果，严持戒律，重视修持等朴素无华的思想，对后来佛教思想，尤其是净土思想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