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人生路(1)

一、人生路

有人说：人生如梦幻，梦醒一场空；也有人说，人生如浮萍，漂泊不定，聚散无常。其实，人生好比一条“路”，人生的前途要有路，才能有所发展；如果前途没有路，应该就表示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

人生的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自己走不出自己的路，总是没有把人生活得淋漓尽致，因此每个人都要重视自己的“生涯规划”。

我曾经把自己的一生规划为八个时期，以每十年为一时期，第一个十年是“成长时期”，第二个十年是“阅读时期”，第三个十年是“参学时期”，之后依次是“弘法时期”、“历史时期”、“哲学时期”、“伦理时期”、“佛学时期”。

我能到人间来，得感谢父母生养了我的身体，他们帮助我在世间成长；但是自己前世的福德因缘，让我今生能够依照自己的理想，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发展，更是值得庆幸。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苦恼的小孩，由于家里贫穷，出了母胎连母奶都不足饱腹，但是我天性容易满足。对于童年往事，现在已经不复记忆，只是偶尔听母亲叙说，我经常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食物拿出来，分享给其他小孩子吃；其实家贫，也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给别人，母亲的话只不过说明，我从小就有喜舍的性格罢了。

我还依稀记得，三四岁的时候就和外祖母学会念《般若心经》，也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这一切大概都是受外婆的影响。童年的我，经常跟着外婆进出“道场”。其实当时我并不懂得什么宗、什么教、什么神，只记得大多数的道场里，都悬挂了“十殿阎罗”的图：一殿阎君秦广王萧，二殿阎君楚江王曹，三殿阎君宋帝王廉，四殿阎君五官王黄……当时在小小的心灵上，就刻印了“人不能做坏事”的观念，做了坏事，上刀山，下油锅，那是多么痛苦、可怕的罪业呀！

我虽然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读过什么书，但在童年时，就会背诵寺庙墙上所贴的《三世因果经》：“有食有穿为何因？前世茶饭施穷人；无食无穿为何因？前世不舍半分文。高楼大厦为何因？前世造庵起凉亭；福禄俱足为何因？前世施米寺庵前。相貌端严为何因？前世花果供佛前；相貌丑陋为何因？前世恶心嫉妒人。聪明智慧为何因？前世诵经念佛人……”

正文 一、人生路(2)

我最感激的是，父母生养我，不但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我一个影响一生一世的性格。所谓“性格”，我生性勤劳，从小就喜欢帮助做家务，举凡扫地、洗碗、擦桌子，我都会主动去做。再者，就是我有一颗“仁慈”的心。

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一群蚂蚁被围困在路边的水塘中，我会替它们搭桥，让它们通过。幼小的昆虫，我也细心把它养大再放生。我喜欢养小鸡、小鸭，尤其喜爱养鸽子。记得有一次，为了一只鸽子飞失了没有回来，我最初急得饭都吃不下，最后竟至投河自尽。所幸我深谙水性，自己又浮了上来。但是这一切，都被大人责怪，认为简直是小孩子胡闹。

我对家中所养的小狗，每天只准喂食一餐，甚为不满，总想：人可以吃三餐，为什么狗只能吃一餐呢？家人说：只有给它吃晚餐，它才肯看家守夜。我无法认同这种说法，经常在吃饭的时候，偷偷把碗盛满了饭菜，再将狗引到僻远的地方让它吃，我宁可自己少吃，也要替狗加餐。

一只残缺的小鸡，破壳而出还不到十天，有一次被雨水淋湿了羽毛，我怕小鸡受寒，就把它摆在炉灶的入口，想借炉火帮它把羽毛烤干。哪知小鸡见了人，受到惊吓就往炉子里钻去。我一见大惊，赶快伸手把它从炉火里抢救出来。但是它的羽毛已被烧光，一只脚也烧掉了，甚至嘴巴因此缺了下喙。

被烧成这个样子，照说小鸡应该是必死无疑，但我想出种种方法照顾它。起初喂食很麻烦，因为小鸡只剩上喙，不能啄食，所以三餐我都用杯子盛满米谷喂它。如此养了一年多，小鸡不但没有夭折，反而大到可以下蛋，尽管所下的蛋小如鸽蛋，但总是活了下来。这件事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成就了一件大事业一样，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对生命的爱护。

另外关于勤劳，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因为家里贫穷，看到父母为家庭日用艰难而辛苦，于是就有心想要帮忙。但是一个年幼的儿童，能有什么办法呢？想到狗在路上屙屎，我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然后到路上捡“狗屎”，把它堆积在一起，几天后也能卖给人家当肥料，而能赚得几个铜板。

正文 一、人生路(3)

或者我常也在下午时分，出门捡拾路上的牛粪，然后学习大人的做法，把稻草剪碎，将牛粪及稻草用水和在一起，贴在墙上晒干后，一块牛粪几角钱卖给人当木炭烧，如此也能赚钱。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我的家乡扬州江都被战火摧毁，烧得只剩下一片瓦砾，到处都有铁钉，以及各种器皿损坏后的破铜烂铁。我把这些捡起来卖，虽然不值钱，但当时小小年纪，也觉得为数可观。甚至在桃李银杏出产季节，乡人吃过桃子、李子、杏子，里面的核到处乱丢，我也满街满巷地捡拾，累积起来也可以卖点小钱。

过去自己一直觉得很难为情，不敢把这些事告诉别人；现在环保意识抬头，我觉得自己童年所做的，不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也是对环保的实践，同时也增强自己的信念。不论什么人，只要对公益有所帮助，我觉得都非常有意义。

十岁以前的童年，我把它称之为“成长时期”；十岁以后，我就步入了读书学习的时期了。我在出家前的一两年中，断断续续也读过几年“私塾”。所谓“断断续续”，原因是我们每天读书要缴四个铜板，有钱的时候就带着四个铜板去读书，如果没有钱，当天就主动为自己放假。私塾的老师也习惯如此，学生来了，就教他一段四书，不来也不会责怪。

断断续续当中，也不知道自己能认得几个字，直到十二岁那年，我在师父志开上人的座下剃度出家。最初在南京栖霞佛学院读书，全班约有学生五十人，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大许多，大部分在二十岁以上，只有我还在幼童之龄。同学当中，不要说青年，连少年都没有，我只有自惭形秽地混杂在那些大人学生之中。他们都曾经听讲过《成唯识论》《因明学》《般若心经》等，而我对这些经论，都如鸭子听雷，老师的语言，对我而言，只有声音，完全不知道讲的是何义。

所幸在私塾里认得几个字，这时总算能够派上用场，我经常到栖霞佛学院的图书馆，借几本文学书籍来阅读。我记得自己所看的第一本小说，就是《精忠岳传》。对于岳飞的“精忠报国”，以及他的兄弟们“英勇果敢”的表现，都让我产生非常强烈的尊敬与向往。

正文 一、人生路(4)

后来又接触《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儒林外史》《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经常看得入迷，甚至真是看到废寝忘食。之后又阅读不少西洋文学，先后看过英国《莎士比亚全集》、印度泰戈尔的诗集、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以及法国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小仲马的《茶花女》，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还有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等。

这时候感觉到知识无涯，慧海无边，每天虽然在丛林里过着专制、无理要求的生活，受着无情的打骂教育，但是我乐在阅读之中，其他一切也就不去计较了。

在那个时候，我爱看小说，终于慢慢被老师发现了，成为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一个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是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罢了！但是不管别人怎么样嘲笑、歧视，我对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还是读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因为经论看不懂，只有阅读这些世间著作，能够增添我的知识见闻。

那个时候，因为阅读，我也渐渐展现了自己的学习成绩，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他们叫什么名字，什么绰号，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我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

对于《三国演义》，我则崇拜不已，尤其当中对于人物武功的铺陈，很有层次，例如“吕布战三英”，可以看出吕布的武功胜过关云长、张翼德；而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可见关云长的武功又是远远胜过一般的英雄武将。

对于《三国演义》中，把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黄忠、马超，列为“五虎将”，我认为最为公正。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不比较、不闹情绪，只是一心辅佐刘备，令我最为钦佩。

我在栖霞佛学院读书的六七年当中，可以说都是被人歧视、打压。例如，有一次语文课中，老师出了一道作文题目，叫做“以菩提无法直显般若论”。在那种年龄，对于什么叫做“菩提”，什么叫做“般若”，我都搞不清楚，又如何议论？如何能畅所欲言呢？结果老师给我的批语是：“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当时一看，还扬扬得意，以为老师写了诗句赞美我，后来经过别人说明，才知道老师是在嘲笑我。所谓“两只黄鹂鸣翠柳”，它在叫什么你知道吗？“一行白鹭上青天”，你又了解了什么呢？所以总说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我的文章“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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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次，作文题目是“故乡”。这种浅显易懂的题目，又是跟自己切身有关，加上我读过一些文学小说，懂得怎么样形容故乡，所以就写道：“我的故乡有弯弯曲曲的小河，河流上有小桥，两岸翠绿的杨柳低垂。每当黄昏落日余晖下，农舍的屋顶炊烟袅袅升起……”老师又给我批语：“如人数他宝，自无半毫分。”这一看就很明白，老师认为这篇文章是我抄袭而来，不是自己所作。

写得好，是抄袭而来；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幸好我的性格善于转化，没有轻易被摧残、打倒，所以后来我一直主张，对青年学子要用爱的教育，要鼓励他上进。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老师的一句话，一点鼓励，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可是对一位青年学子而言，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是多么需要师长大人的鼓励啊！

不过，在我人生的学习之路上，也遇到过很多好的老师。十八岁我升学上焦山佛学院，有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薛剑园教授，为我们上文学课程，还有思想开放的圣璞法师，指导我们的国学。另外还有芝峰法师、大醒法师、圆湛法师、戒如学长、普莲学长，尤其在家的教授为数更多，只是有些名字已经不复记忆了。

这么多年轻优秀的师长，为我们教授数学、外文、生物学等，我一时只觉心开意解，世间学问向我蜂拥而来。我忽然思想大开，进步神速，所以就不断向江苏省镇江的各大报副刊投稿。其中有小诗，有散文，有语体文，不但皆被录取，后来他们竟然还要请我当副刊编辑。这对一个没有进过正式学堂的青年而言，真是莫大的鼓励。这是我人生中最感快乐，也是最短暂的一段学习过程了。

二十岁那年冬天，我离开了焦山佛学院，就此结束了我十年的学习生涯，接着就迈入了我人生另一个十年的参学时期了。

离开焦山佛学院以后，我回到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就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可惜因为时局动荡，国共战争开始，已经不容许自己有所作为了。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允许下，只带着简单的换洗衣服，其他东西一概舍弃，赠送给同学智勇等亲友，我率领了七十余名的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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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台湾，人地生疏，用“走投无路”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所幸获得吴伯雄先生的尊翁吴鸿麟老先生为我保证，办理户口，才得以留台。当然，更要感谢的是，妙果老和尚收容我挂单，才能免于流离失所之苦。在当时，即使穷途潦倒，我仍然坚守自己对佛教的信念，保全一件僧衣，先后曾经拜访过慈航法师，听过道源法师讲说《大乘起信论》，也曾和大醒法师长谈，并且帮他担任“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乃至和东初法师讲说佛教的未来，同时帮他主编《人生杂志》。

我也曾经亲近过章嘉活佛，尤其印顺长老初到台湾时，驻锡在我教书的“台湾佛教讲习会”，因此得以朝夕亲近请教。我对于长老治学的严谨，思想理路之通达，无限钦佩。

记得那个时候，承慈航法师送我一套《太虚大师全书》六十册，以及印顺法师的著作。另外，我也拥有《印光大师文钞》《虚云老和尚法汇》、圆瑛法师的著作，还有一套《胡适文存》，等等。我坐拥书城，面聆这些大德的教益，回想这十年中，真是其乐无比。

我除了参学、教学以外，偶尔也在报章杂志写些护教的文章。一篇文艺短篇小说《茶花再开的时候》，承中兴大学教授秦江潮先生特地从台北亲临圆光寺给我指教；一封写给京剧名旦顾正秋女士的信，抗议她在永乐戏院演出有损佛教形象的戏剧，引起轩然大波。尤其在《觉生月刊》上写给朱斐先生的一封信，导致他把《觉生月刊》停刊，另创《菩提树杂志》。另外，一篇短文批评《中华美术》所刊出的佛像，把头脚切断，是对佛教不敬，招来东初长老对我的不满。甚至佛教同道间的指责，也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

我感叹自己只是在佛教里生事，对佛教没有真正的贡献。所幸章嘉活佛护卫我当选“中国佛教协会”的常务理事。但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同时也不想连累容我挂单的新竹青草湖灵隐寺，所以就设法到了山后交通不甚方便的宜兰，一方面韬光养晦，一方面在那里实践我对佛教新教团的设立，就类似太虚大师的“菩萨学处”。从此我告别了十年的参学期，开始迈入另一个以文学弘法的十年了。

正文 一、人生路(7)

我在宜兰，最初成立念佛会、歌咏队、学生会、文艺写作班；我有“教育部”登记在案的光华文理补习班，我创办幼儿园，也成立幼教师资训练班。我把宜兰市四十八个村，用佛教的义理，组成光明班、菩提班、清净班、慈悲班……四十八个班，每班选出一个班长，有系统、有组织地弘扬佛法。

虽然一下子办了这么多活动，但我并不会太忙碌，因为歌咏队有杨勇溥老师帮我教授，太极拳班，有武功高超，即使二三十人联合起来都不是对手的熊养和老先生帮我指导。另外还有宜兰中学、兰阳女中的多位老师帮忙领导各种社团。

我在忙碌之余还能抽空撰写文章，我的《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十大弟子传》《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就是在宜兰十年的初期完成的。《释迦牟尼佛传》和《十大弟子传》，我都是用文学的笔调撰写，尤其《释迦牟尼佛传》，曾由“监察委员”游娟女士编成连续剧，在台视八点档期播出；也曾拍成电影，在金国戏院上映。《玉琳国师》更加发挥威力，曾被空军广播电台列为小说选播，也拍成电影，尤其勾峰先生二度编成电视剧《再世情缘》，在电视台连续播出一个多月。

我在这个时候，鼓励慈庄、慈惠、慈容等人，在台北三重开设“佛教文化服务处”，除为佛教界做一些文化服务以外，也出版通俗化、大众化的佛教著作，如佛教的小说选集，如唱片的发行等。我自己也在全省各地巡回讲演之余，努力撰写文艺作品，尤其作了许多佛教歌曲，如《弘法者之歌》《西方》《快皈投佛陀座下》《菩提树》《钟声》《佛化婚礼祝歌》等。通过雷音寺歌咏队队员的演唱，甚至编成舞台剧，在台湾各地表演，一时造成轰动。但这也引起传统佛教人士对我的不满，认为我荒腔走板，怎么佛教还唱起歌来，真是大逆不道，这不是要灭亡佛教吗？

但是佛教并没有因为唱歌而给唱完了，反而在几十年后，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慈惠法师主办的“人间音缘”，每年都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青年集合在台北唱歌弘法，可见佛教提倡歌唱，不但没有伤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批优秀的青年进入佛教，对于带动佛教的年轻化、知识化，发挥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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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宜兰弘法十多年后，一九六四年时年三十八岁，先在高雄创办寿山佛学院，接着购买了大树乡麻竹园五十多公顷的土地，就此开创佛光山，想为佛教创造历史，开创佛教的另一个新局面。

佛光山在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开山建设，初意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来基于发展中的需要，除了安僧办道以外，并且创办各种佛教事业，诸如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以及幼儿园、初级中学、高级中学的设立等。

初建佛光山时，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于是为佛光山订定四大宗旨：一、以教育培养人才；二、以文化弘扬佛法；三、以慈善福利社会；四、以共修净化人心。

我同时也为随从的弟子们，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我希望他们能在工作生活中，确实奉行“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方便”的原则。我把童年的性格和信念，逐渐加以实现，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所谓“国际化、人间化、生活化、艺文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从四十到五十岁的十年之间，因为是佛光山开山初期，点点滴滴，只要是善举，我从不排拒。例如，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甚至后来相继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真的都是“以无为有”，正如《般若心经》所谓的“空中生妙有”。

尤其为了“以教育培养人才”，我创办佛教学院，聘请杨国枢、韦政通、陈鼓应、王淮、唐亦男老师等人，到佛学院教授《老子》《庄子》，启发同学的哲学思想。乃至牟宗三、唐君毅，甚至韩国的金知见，日本的中村元、平川彰、水野弘元教授等人，都曾邀请他们讲学。

另外，为了带动佛教文化，我经常“以文会友”。当时的文学家，如郭嗣汾、公孙嬿、朱桥、何凡、林海音、高阳、司马中原等人，都跟我成为很好的文友，甚至刘枋女士还曾在佛光山长住过一段时间。

我对一些学术人才，一向都是非常尊重，所以在一九七七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陆续把藏经加以标点、分段、注解，重新编印成《佛光大藏经》，同时还邀请大陆学者王志远、赖永海、方立天、楼宇烈、王尧、杨曾文、王雷泉、陈兵、方广锠、程恭让等人，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正文 一、人生路(9)

我主办各种学术会议，出版《佛光学报》，后来又发行《普门学报》等。尽管我一生都很努力在为佛教推展文教事业，但是在佛光山开山期中，佛教界的某些领导人放话，扬言要打倒佛光山丛林学院，不准我兴办教育。其实，天主教、基督教在台湾创办了东海、辅仁、东吴等多所大学，佛教界也没有人要打倒它们，为什么我为佛教所办的一所小小佛学院，就要打倒呢？

尤其当时我要召开“世界汉藏佛教会议”，因为我获选为“中华汉藏文化协会”理事长，召开这样的会议有义不容辞的正当性。但是佛教人士杯葛我，要大家不要参加，不要跟我合作。我经常带着一种悲悯的心情，想到可怜的佛教，就只剩这么一点生机在苟延残喘，难道我们不能爱惜它、维护它吗？

此外，佛光山开山数年之后，由于各种因缘推动，我分别在高雄、彰化、台北设立分院。虽然来自教界与政治的阻力不少，但我顺应时势的需要，不但没有被打压、阻碍，反而以创造历史的精神，后来陆续到美国创建西来寺、中美寺，到澳洲创建中天寺、南天寺，到欧洲创建巴黎道场、德国禅净中心，到非洲创建南华寺，到马来西亚创建东禅寺等。我为海内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场订定“传统与现代融和”、“僧众与信众共有”、“修持与慧解并重”、“佛教与艺文合一”，作为佛光教团推展人间佛教的方向，我想这也是佛教发展的时代趋势，所以后来又成立国际佛光会，在五大洲成立一百多个协会、分会，真是“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常流五大洲”了。

时光荏苒，人已半百，在五十岁左右，除了在世界各地兴建道场，创办佛教事业以外，这时我想到佛教不能只重外相，应该要有一些实质的内涵。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做的都是“人间佛教”的事情，到了五十几岁的时候，才想到“哲学的人生”，因此我对人间佛教开始做了一些规划，我要确立自己的模式来宣扬人间佛教。

首先为了让人间佛教有特殊的内涵，我不能不考虑哲学思想上的建立，所以历年来国际佛光会召开世界会员大会，每次我都发表一篇主题演说，例如，《欢喜与融和》《同体与共生》《尊重与包容》《平等与和平》《圆满与自在》《自然与生命》《公是与公非》《人间与生活》《发心与发展》《自觉与行佛》《化世与益人》等，这些都是我在这十年期间所酝酿的思想。甚至对当代的问题，如战争与和平、宗教之间、族群问题、生态环保、安乐死、优生保健法、生命教育、生死学等，我都给予重新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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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诠释这些问题，我在世界各地举办讲座，或是召开座谈会，现在都已经结集出书。尤其我在《怎样做个佛光人》里，提倡佛光人要“先入世后出世、先度生后度死、先生活后生死、先缩小后扩大”；佛光人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观念、有惭耻美德、有容人雅量”；佛光人“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佛光人“以佛法为重、以世法为轻，以道情为重、以俗情为轻，以实践为重、以空谈为轻，以是非为重、以利害为轻”；佛光人“不以经忏为职业、不以游方为逍遥、不以自了为修行、不以无求为清高”；佛光人要“光荣归于佛陀、利益归于常住、成就归于大众、功德归于檀那”。

我也替佛光山设立“参禅规约”，并且为建设人间佛教规划蓝图。在佛光山，我以“全面照顾一个人的生老病死，让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为发展蓝图；对社会，从个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区佛化，乃至以服务社会为工作的意义，都加以叙述、阐扬。

在此期间，我为了替人间佛教做一些古今映照、传统与现代融和的工作，因此把根本佛教的“戒定慧”三学提出来，作为人间佛教的思想依据。在戒学方面，我主张戒律是佛教的根本，是佛法的生命，是诸佛化世的本源，所谓“戒住则僧住，僧住则法住”，戒律的重要，由此可见。但是戒律要合乎时代性，要合情、合理，要尊重人情、人性。当初佛陀也倡导“小小戒可舍”，现在的宪法都能顺应时代而改革，戒律也应该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发展而融通应变，但是在应世化俗之余，不可过分方便而流于庸俗化，因为戒律必定是维护僧团最重要的法宝。

在定学方面，我认为不管在家、出家，佛光人都要有修身治心的法门。过去在台湾少有禅堂的设立，但现在佛光山在国内外的分别院，每家都设有禅堂和念佛堂。这也说明，佛光山虽然主张“八宗兼弘”，但重在“禅净双修”，多年来对此一直非常努力地在提倡、推动。

在慧学方面，佛教是不同于一般宗教的，就是有慧学般若，讲究对宇宙人生真理的探讨。遗憾的是，佛教徒大都重视信仰，不太重视阅藏读经，所以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成立读书会，目前大概有两千个读书会，至少有数百万人在读书。不过，若想提升佛教的慧学，大概还要看将来大家的深入程度了。

正文 一、人生路(11)

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主要是倡导生活的佛教，以促进人际间的和谐，带来社会的公平，达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让所有人都能幸福安乐地生活为目标。所以，人间佛教希望大家讲道德、守信用、明因果、持五戒；唯有发扬人间的美德，散发人性的光辉，才能共创人间的净土。

对于人间佛教的弘扬，我除了著有《人间佛教系列》的各类书籍以外，在《人间佛教的戒定慧》里，更把人间佛教的思想、理念，一一表露。

人间佛教就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之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人间佛教要有人间的性格、人间的伦理、人间的秩序；人间佛教要从“人”做起，甚至要从“自己”做起，凡事不要求别人。为了不把报恩的责任推给阿弥陀佛，我在佛光山成立“功德主会”，把信徒定位为“佛教的老板”，并且订定各种功德主的福利办法，一方面替佛教报恩，同时也让信徒在有生之年都能享受佛教给他们的福利，让他们都能“往生”佛光净土。

尤其到了六十岁左右，我忽然想到自己已届花甲之年，跟随我的徒众弟子，出家弟子就有千余人之多，我在退位时曾宣布，我在佛光山的行政工作可以退位，但是我跟徒众的师徒关系没有退位。因此想到多少可敬、可爱的父母，他们把子弟交到佛光山跟随我出家，其中多数都是经过父母培养，受过大专高等教育，至少也是高级中学毕业后，再经过佛光山丛林学院的教育，也算是大学学士了。

虽然我年幼离开故乡、亲人，但在我心底，所有天下年长的男女，都可以做我的父母。为了对所有徒众的父母表示尊敬，举办了“佛光亲属会”，让所有徒众的父母、家人，每年都到佛光山团聚两天，不但父母、子女可以畅叙亲情，也让我有机会跟他们报告子弟出家后的前途希望。所以这时的思想，又转入到应该为人间的“伦理关系”有所建立的阶段。

正文 一、人生路(12)

我有一千多名出家入道的弟子，我那么多的“佛门亲家”，虽然一年只聚会一次，但是大家都为儿女能得到一个好的安身立命的道场，感到欢喜、荣耀。有的上台讲演，表达他的欢喜，有的述说当初送子学道的心情。佛光山这许多青年子弟，也不辜负父母的希望，有的在各大学教书；有的从事文化事业，编辑报纸杂志；有的从事养老育幼的慈善事业；有的在世界各地名校，继续各种研究……佛光山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的行政、社教、法务，都是由这一群人担当，所有的父母亲家，也经常在世界各地来去旅行，到处为家。甚至佛光山还优待徒众父母，将来可以随子弟住进佛光山养老机构安养，或者百年之后，归葬佛光山万寿园陵墓。尤其佛光山任何一个子弟的父母，也是全佛光人子弟的父母；从一两个子弟之家，到几千人的世界大家庭，其融和安乐，真是难以言说。

《梵网经》说，一切长者男子是我父，一切长者女子是我母，一切年轻男女是我的兄弟姐妹。诚哉斯言。当初我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写到佛陀为逝世的父亲担棺，为报答母亲之恩而亲上忉利天为母说法，甚至为迦旃延的弟子均头沙弥，铺设床位，让他在自己的房中暂住。佛陀对尊师重道、孝养慈亲，以及爱护后学，树立了典范，谁说佛门不重视伦理呢？

佛光山提倡人间佛教，意味着佛教的出家人不是遗世独立，所以我倡导寺院道场为“四众共有”，我倡导各种不同种族要“同体共生”，我鼓励佛光山的儿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时，回俗家省亲祝寿。

世界的秩序，就是要靠伦理道德来维护，就如儒家的《礼运大同篇》说：“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更重要的，要让“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所以佛光山除了推动文化、教育之弘法利生的事业以外，对于人一生的完成，养老育幼、生老病死的事情，更是特别给予关注。

人的一生，其实只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一是“生”，一是“死”。死的时候固然要死得无牵无挂，死得自在安然；生的时候，更要活得无忧无虑，活得平安快乐。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不断、“恐怖分子”猖獗，扰得人心惶惶。世界要和平，不但要发挥人性的慈悲、无私，还要讲究缘起性空、六度四摄、因果报应等，这些佛教的教义都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无形力量。

我认为世界和平的促进，宗教应该身先表率，彼此要互相尊重包容，要把“有容乃大”的胸襟，从宗教之间推展开来，进而影响社会各个团体，这是宗教界的责任，也是对现代社会的贡献。

正文 一、人生路(13)

我一生倡导“融和”，除了力促佛教界的融和之外，尤其致力于“宗教融和”。为了结合宗教力量来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多年来我经常在世界各地与各宗教进行互访、对谈、交流。久远的不谈，就拿近几年来说，例如：

一九九七年我应邀前往梵蒂冈与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面，共同祈求世界和平，此事被誉为“世纪性的宗教对谈”。

一九九八年，我应邀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弘法，同时与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会面，为中国佛教与马来西亚回教史，留下新的一页。

二　一年，我在澳洲与卧龙岗市长GeorgeHarrison，及英国国教卧龙岗地区的主教BishopPipen，针对宗教与文化交流，彼此交换看法。同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针对“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问题，我也应邀与天主教的瑞恩神甫，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等人，共同主持“宗教对话”。

二　三年，我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与天主教枢机主教DomClaudio，针对宗教对本世纪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宗教对话”。

此外，美国西来寺于一九八八年落成后，二十多年来一直与相距五分钟路程的摩门教会保持友好关系。西来寺每年举办世界和平祈愿法会，邀请各宗教领袖以各自独特的宗教仪式，共同为世界祈求和平。

最近我甚至还为北港妈祖宫撰写《妈祖纪念歌》，我认为宗教之间应该要建立“同体共生”的关系，要“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就如人体的五官，要相互共生，才能共存。对于宗教之间的往来，我主张：教主不同，彼此要尊重，不可混淆；教义各有所宗，应该各自发挥；教徒之间则可以彼此沟通往来。

由于我经常与各宗教之间保持密切的互动，因此彼此也都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例如，我与天主教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台湾枢机主教单国玺、罗光总主教、丁松筠神甫等，都成为朋友。甚至天主教所办的智利圣多玛斯大学、台湾辅仁大学、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先后颁赠给我荣誉博士学位等。

其实说来惭愧，由于自己从小基本教育没有打好基础，虽然在佛门里有禅、净、律各宗的参学，称得上资历完整，但是我的人生道路走来也有一些起伏，崎岖不平，变化莫测，很多难以掌握的事情，也只有随顺因缘所转了。

正文 一、人生路(14)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出家一甲子以上的时间，虽然也有一些为教为众的理念，但由于自己没有“学有专精”，对佛教纵有些许的贡献，也不值得自我夸耀。尤其过去为了弘扬人间佛教，所写的都是一些通俗性的文章，虽然已如预期，发挥了接引社会人士普遍认识佛教的功能，可是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直到七十岁古稀之龄后，我发现自己的佛学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深入，因此在二　一年发行《普门学报》，一方面提供学者有发表学术论文的园地，希望进一步提升佛教义理研究，为人间佛教建立思想体系，同时我也亲自为学报撰写论文。

近十年来，我在《普门学报》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性刍议》《从四圣谛到四弘誓愿——论大小乘佛教融和的开展》《论佛教民主自由平等的真义——诠释三皈》《五戒及生权的内容》《六波罗蜜自他两利之评析》《人间佛教的蓝图》《比丘尼僧团的发展》《佛教兴学的往事与未来》《佛教与花的因缘》《佛教与自然生态》《佛教丛林语言规范》《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人间佛教的戒定慧》等。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对佛教的学术问题有所留意。不过在此之前数十年，因为出身在临济宗门下，对禅门的思想、语录，我一直喜爱撰文，对净土的念佛，更因一生参加过的佛七不下数百次，也有心得。

另外，过去青少年时期，在佛教学院所受的课程，大都是唯识学的经论，现在也不禁在心头慢慢明亮起来。虽然我的心中还是喜欢般若空性、缘起中道，不过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总是为各种众生所喜爱，所以我对于佛学的基本信念，并不喜欢分宗立派，分别你我，造成宗派之间的相互对立。

我尤其不希望学者们用研究佛教的角度，互相排斥、批判，这是自相残害，对佛教并无益处。我主张佛教的“圣言量”，你要信就信，不信也就罢了，但不可以用此经论，打倒彼学说，用彼学说，打倒此经论，这样只会分裂佛教，造成佛教的分歧，丝毫无助于佛心证道。

因此，我认为佛学是一大总相法门，佛教虽然“方便有多门”，但是“归元无二路”，就等于人生的道路，也是一直向前。佛道虽然遥远，只要我们树立生命的指针，假以时日，必定都能同证佛道，圆满菩提，这才是人生道路的终究归处。

正文 二、生死边缘(1)

二、生死边缘

我出生在国民军北阀的一九二七年，当时军阀孙传芳担任八省联军总司令，反抗国民政府。有一天，他的部队在我家门口枪决一名民众。就在这个时候，我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我出生时，根据母亲说，我的脸半边是红色，半边是白色，她认为自己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我。后来经过一段时日，我才逐渐恢复得和一般正常婴儿一样。

我从小家庭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普通平民，介乎农、工、商之间。父母生养了四个儿女，我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犹记得八岁那年，正当岁末冬残，年关将近的时候，家人都出外张罗年货，准备要过新年了，家中只留下十三岁的哥哥和我。这一天，大哥李国华兴匆匆地从外面回来，告诉我河水都结冰了，他刚刚才从上面走了一趟回来。我一听，好奇心驱使，就说我也要出去走一走。

当我走出家门后，大哥就把门关上，并且上了门闩，大概是想让我在外面多玩一些时候吧！我一个人来到冰河上，兴高采烈地走着，忽然见到远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鸭蛋，心中不禁暗暗窃喜：鸭子在冰上生蛋，没有人发现，我可以去拿。

于是我一步步地走向“鸭蛋”。岂知这时突然“轰隆”一声，整片冰应声碎裂，我就这样掉进了冰窟里。原来所谓的“鸭蛋”，其实是冰将破裂时的冰印，因为状似蛋形，所以让我误以为是鸭蛋。

生长在寒带地区的人都知道，一个人一旦不慎掉进冰窟里，即使旁边有人，也很难救援，因为上有厚冰覆盖，必须把冰块打破，才能下水救人。通常经过一番周折以后，人在里面早已冻死，何况在我掉入冰窟时，四周并无一人。

我在冰窟里究竟挣扎多久，已经不复记忆！只记得我回到家门口敲门时，全身衣服上都是碎冰。大哥开门一看，整个人都吓呆了。事后家人怎么样也想不到，在这样的遭遇下，我竟然还能捡回一条小命。如今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难以明白其中的原因。

正文 二、生死边缘(2)

其实我这一生，类似这样走过“生死边缘”的经验，不止十次、八次以上。由于我自幼经常跟随外婆进出佛堂，四五岁时就懂得茹素，也会背诵《般若心经》，因此一生对佛教的信心，反而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危险遭遇中，更加长养，更加坚定不移。

经过了第一次的死里逃生，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记得那年农历十二月十三日，是一个大雪飘飘的日子，日军攻进南京城，当时十岁的我，身上扛了一条被单，跟着一帮民众开始了逃亡的生活。我们一路向北方走，半途看到一百公里外的南京，火光冲天，真是烧红了半边天。后来才知道，原来那就是日军正式展开大屠杀的时刻。

记忆中，我们先在兴化县一个车棚里住宿，后来又在村子里一间神庙安身。不多日，整个江苏就全部沦陷了。逃难中，年老的外婆九死一生，不但从日军刺刀下逃过一劫，也曾经泡在江水中，所幸靠着一件冬日的棉衣而不致淹死，再度逃到兴化与我们会合。

大概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日军全部占领了江苏，外婆挂念家产，要回故居一看。不知死活轻重的我，也吵着要跟外婆一起回家。外婆一向疼我，于是我们祖孙二人又花了两天的时间，步行到江都。这时候江都的小镇已完全被战火摧毁，几成一片瓦砾废墟。外婆的家比较有规模，倒塌的瓦砾中，余烟还在袅袅上升，我家的四间草屋，也都成为一堆灰烬。

正当我和外婆在家居左右凭吊时，外婆看着烧毁的房子，舍不得一生心血就这样付之一炬，因此在瓦砾堆里翻弄，大概是在找一些未烧完的破铜烂铁。就在这个时候，不幸被日军看到，马上就将外婆带走了。我一路哭喊着在后面跟随。不知走了多远，日军用刺刀拦住我，不准我前进，因此我和外婆就此分开，之后也不知外婆被带往何方。

后来，听说年过六十的外婆被日军带到营房里当伙夫。因为当时人民不是逃光，就是杀光，日军每日三餐需要很多人手工作，外婆因此得以幸免于难。我和外婆分开之后，独自留在小镇上，举目所见，尸骨遍野，有的尸体漂在河流之中，头下脚上；也有的陈尸路边，只剩下手脚，内脏已被饥饿的野狗饱餐充饥。这些啃食人肉的野狗，一只只看起来都是一脸凶相，甚至当我回到家中，我家的狗看到我，两只眼睛也是露出红色的光，凶恶的眼神令人恐惧。不过由于过去我对它们一直爱护有加，因此它们看到我，还是表现得十分亲热。

正文 二、生死边缘(3)

人的求生潜能是无限的。当时我只是一个十岁的幼童，与外婆分散之后，四顾茫茫，不知道回头路途如何走法，前进也没有方向。这时候，偶尔远远看到日军，我就急忙朝死人堆里一躲，装着我也是死尸之一。因为时值岁末，天寒地冻，大地已成为一个大冰柜，所以尸体虽多，却未曾腐烂，除了血迹斑斑以外，整个人体僵硬完好。我躺在死人堆中，几次听着日军的军靴踢踏踢踏走过，侥幸未被发现，让我从“生死边缘”中，第一次深刻体悟到生命的无常与恐怖。

后来，外婆从日军的伙夫房里偷偷逃了出来，竟然又找到了我，我们祖孙得以再见。外婆于是又带着我，一路躲躲藏藏，我们又逃到兴化，和家中的其他人相聚。就这样我在兴化居住两个多月，从此再也不敢吵着要回家了。

在日军攻占南京的时候，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实施所谓“三光”政策，也就是烧光、抢光、杀光，所以从南京到江都，一路上所见到的景象，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杀人放火，奸YIN掳掠”。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杭州工作的父亲，想是在逃难回家的途中，不幸死于战乱，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父亲的面。直到十八岁那年，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有一堂作文课，我写下了《一封无法投递的信》，表示我对父亲的哀悼，用以追忆。

回顾历史，当年日军攻占南京，造成“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惨剧，日本士兵泯灭人性，固然令人发指，其实中国的军队派系之多，彼此倾轧，互不团结，尤其守军将领唐生智是一个庸碌无能之辈，完全没有大将应变的智慧与能力。当日军兵临城下时，他第一个弃城逃走；在此之前，他把南京通往长江以北的一切船只，完全封锁，所以在日军进城以后，军民过江不易，致使数十万军民惨死在石头城下，或扬子江边，伤亡之惨重，令人不敢回想。

一年多以后，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和母亲从江都出发，沿途寻找失去音讯的父亲。其时京沪路上一片萧条，人烟稀少，到处都有日军站岗，我们一般平民百姓，只要在肩膀上挂着一个“红太阳”的臂章，日军大都放行。

正文 二、生死边缘(4)

我在寻父的途中，路经栖霞山寺，虽然当时年幼无知，也感觉到前途茫茫。不过大概也是我的福德因缘吧，由于战争，反而成就我在栖霞山剃发出家。回忆从抗战开始到我出家，一年多的岁月里，游击队和日军不断在家乡的小镇上，进行拉锯战。白天日军扫荡，夜间游击队反攻。那个时候，儿童并不知道枪炮子弹的凶残，经常在战争过后，争相跑到刚才作战的区域，以数死尸为乐，看谁数得最多，谁就是赢家。后来出家为僧，回想起那一段在“生死边缘”游走的日子，真不知道当时是如何打发过去的。

只是，日子虽然走过来了，但苦难并没有完全过去。就在出家后的第六年，也就是十七岁那年，我忽然染上疟疾。记得那时正值秋天，一般叫做“秋老虎”。根据老一辈的说法，在秋天染上疟疾，存活的机会很少。我自己也抱着等死的心情，其实应该说死活都没有想，因为觉得在十七年的岁月中，人生并没有什么享受与快乐，所以不觉得活着很好，也不觉得死亡有什么可怕。在那个年代里，尤其是在深山古寺的大丛林里，如果一个人死了，也没有人知道，甚至连死亡证明都不必开立，只要送到山上的火葬场火化。大众要到早晚课时，发现灵前多了一个牌位，程序多了一个灵前回向，才知道又有一个人死了。

染患疟疾最明显的病兆，就是全身忽冷忽热。当我在病榻上寒热交加的时候，恩师志开上人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得知我已卧病半个月，特地派了方丈室的道人送来半碗咸菜。大概因为无盐无油，最适合病患食用，所以后来我竟然不药而愈。回想当时接到半碗咸菜，我真是感激涕零。因为自从出家以来，从未受过别人的关爱，因此虽然只是半碗咸菜，但我内心油然生起一分感动，觉得我的师父真好。同时就在这个时候，我在心中默默发愿：将来我一定要弘法利生，以报师恩。

翌年，我升学到镇江焦山佛学院，那是全国佛教界最高学府，一般学生很难考进。在焦山佛学院三年的时间里，记忆最深刻的是，二十岁那年，我全身皮肤生脓，长出一颗颗的“脓疮”。因为步行艰难，有一天同学们都去过堂用午斋，我一个人坐在庭院的石凳上照顾学院。忽然一对年轻的夫妇看到我，好奇地走过来问我：“你今年几岁了？”经他这一问，我忽然想起当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就回答他：“我今天刚好二十岁。”问者可能没有听出我话中的意义，他把我的话当成“我今年二十岁”。

正文 二、生死边缘(5)

在我全身长满脓疮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为什么会罹患这样的恶疾呢？记得当时全身的皮肤溃烂流脓，只要穿上一件衣服，就整个粘贴在皮肤上。每回要把衣服脱下来换洗，就像脱了一层皮一样，血肉模糊，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很惊人。

当时我阅读佛教史，知道唐朝的悟达国师曾在腿上患了“人面疮”，也就是伤口像人面一样，甚至还有嘴巴，必须喂以饮食，才能抑止疼痛。后来遇到一位圣僧，告诉他这是业障所致，不是肉体之病。悟达国师经圣僧指点，以水洗涤，消除罪业。后来为了启示后人，悟达国师因此作了《慈悲三昧水忏》，流传至今。

在那个青涩的年岁里，我想起了悟达国师的故事，只有虔诚皈依观世音菩萨，礼拜忏悔。当时也没有人谈到这种病可以医治，但记不清是如何获得同学给我一粒“消治脓”的药，吃下去后隔天立刻消肿，不数日也就完全康复了。

后来根据别人的说法，这是因为在抗战期间，死人的尸体浸泡在河水之中，生人饮用之后，瘴毒积在体内，经过一段时间，瘴疠之气发作，所以产生的怪病。别人姑妄言之，我也姑妄听之，因为能够不死，重新燃起再生的希望，也不禁万分庆幸，感谢佛恩，因此更加坚定相信“佛力不可思议”。

一九四八年，我时年二十一岁，应聘在出家的祖庭大觉寺边上一间国民小学担任校长。说来惭愧，我一生不但从未进过小学，连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承蒙宜兴教育局委任我当校长，大概因为乡村人才难找，他们听说我从南京回来，以为我必然见过世面，学有专长。其实我毫无经验，不过为了振兴佛教，在我的生涯规划里，早就希望为佛教开办一间农场，兴设一所国民义务学校。这是我期望已久的工作，如今有了这个机会，我自然全力以赴。同时我也相信“做中学”，自觉能力应该可以胜任。

可惜，当时国共战争又起，经常在学校里上课，听到“砰”一声枪响，知道附近又枪杀了人。不管白天或深夜，经常听到狗吠，都让人胆战心惊。

正文 二、生死边缘(6)

那个时候，国民党的部队毫无军纪，我不知道是哪个营队，只要他们从寺里经过，所有牙刷、毛巾、肥皂，立刻不翼而飞，其他能顺手带走的东西，也都被那些穷苦的军人搜刮一空。

终于有一天，记得是一九四八年二月，半夜里被人叫醒，睁开双眼一看，几十个武装军士用长枪短枪对着我，喝令道：“不要动！”我当时并不害怕，只是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军队。正当我还在纳闷时，不由分说地已被五花大绑，强带着跟他们在黑夜里穿过田野，越过荒原。大约一小时后，我被带到一所空屋，里面早已捆绑了数十人。我一到达，其中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样子，大吼一声：“把他吊起来！”所谓吊起来，就是用绳子扣着两手的大拇指，悬空垂挂在那里。

我当时一听，心想这下可能要受苦了。但是随即看到他身旁的一位同伴在他耳边耳语两句，他马上说不要吊我，只把我捆绑在一旁。于是我就待在这间空屋子里，看到今天枪毙两个人，明天原本健康的人，好端端地被带出去，不多久就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了回来。

这时候我想到佛教说的：“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就这样到了第十一天，忽然叫到我的名字。我被用绳索捆绑着带出空屋，也不知道将会被带往何处。只见一路上，五步一哨，十步一岗，大家如临大敌一般。我心想，这必定是要把我绑赴刑场，应该是要被枪决了。

一个人面临死亡的那一刻，心里的感受如何？一般人很少有这种经历。当时我并不畏惧，只是感到万分遗憾，心想：我才二十二岁，到这个世间上来，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就这样又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师父上人一定不知道，此刻我就要被枪决了，母亲也不知道，她的这个儿子只能活到二十二岁！人生真像水泡一样，“啵”一声，水泡破灭了，世间一切又归于平静。

这样想着想着，已被带到另一间屋子里，只见里面放着各种刑具，包括老虎凳、铁钳子、铁链、三角带、狼牙棒、木棍等。我以为免不了要受刑，如此即使没有在刑场上被枪毙，也是活罪难逃，最后也会跟其他难友一样，皮开肉绽地被用门板抬回去。

正文 二、生死边缘(7)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那位主管竟然当场释放了我。我记得当天由师兄带我回寺，途中所经的道路虽然屈曲，但还算平坦，可是我的双脚却不听使唤，一路上就像跳舞一样地回到寺中。我并不是因为害怕而颤抖，只是经过十多天的关闭，两只脚已经不善于步行了。

我在宜兴的那段岁月，被关了十多天的土牢，竟连对方是什么党、什么部队都没有搞清楚。这时我思忖着，虽然又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但是当地的治安如此恶化，实在不宜再逗留下去，因此告别师兄，回到南京。

在南京，初任华藏寺监院，再任住持。但因时局实在动荡，尤其徐蚌会战，国民党失败，南京已经陷入一片纷乱。在京沪的路途上，逃亡的难民之多，大家争先恐后地抢搭交通工具，有的抱着火车头，有的人盘踞在火车上，一脚在车内，一脚在车外。路边的死尸随处可见。我目睹此情此景，心生不忍，因此发愿集合同道，希望组织“僧侣救护队”，救伤恤亡。

然而，“僧侣救护队”岂是民间之力所能组成？只有寄望公家机关能够成全。那时我指望“僧侣救护队”能做一个短期的训练，唯一可去的，就是台湾。所以在二十三岁那年的夏天，我领导了七十余名僧青年和一群男女青年，抵达了事前茫无所知的台湾。只是从此我又寄身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行走在“生死边缘”的险路上。

我在一九四九年夏天来到台湾，但是没有入台证，幸经前“内政部长”吴伯雄先生的尊翁，时任“警民协会”会长的吴鸿麟老先生出面为我作保，我才得以获准留台。但是当时台湾省政府听信广播，说大陆派遣五百位僧侣到台湾从事间谍工作，因此我和来自大陆的一群僧青年，不分青红皂白被分别关在台北、桃园等地。

其中，慈航法师被关在台北，我和律航法师等一行十余人，被关进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有一天，忽然传来命令，将我们绑起来拉去游街。走了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来到一所警察局，里面一人见状，大骂一声：“谁叫你们把这些和尚带来的，赶快带回去！”于是我们又被带回仓库，就此在里面住了二十三天。

正文 二、生死边缘(8)

最后幸经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曾任“台湾省主席”吴国祯先生的父亲吴经熊老先生，以及“立法委员”董正之先生、“监察委员”丁俊生先生等人营救，才把我们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人民只要一经逮捕，很少能活着出去的。即使侥幸获释，也已遭刑求而伤筋断骨，体无完肤了。我们虽然没有死于冤屈，也没有受到刑罚，但从此难获台湾各地寺院的信赖，他们不能接受来自大陆的僧青年。不少人到处挂单遭拒，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许多有为的僧青年就这样流失了，殊为可惜。

其实也难怪，因为当时距离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为时不久，我们在台湾很自然地就遭人排斥、误解。事实上，“二二八”的悲剧，是民族的不幸，当时台湾人民死伤很多，但是大陆人士伤亡也不在少数。今日评论“二二八”事件，完全忽视大陆人民死难的事实，坦白说也并不公平。

在那一段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岁月里，我非常感谢慈航法师喊出“抢救僧宝”的口号，以及妙果老和尚对我的厚爱，特别留我在圆光寺安单。我也感恩图报，尽力为寺中的大众服务。只是我在台湾，还是一直生活在“白色恐怖”的不安之中。例如，我被邀请到台中编《觉群周报》，这是太虚大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于上海发行的一份刊物。我从中坜到台中，只编了一期，听说警察要逮捕我，吓得我再也不敢到台中去了。

之后，台湾的“警备总部”经常有人密告我，有时说我偷听大陆广播，有时说我晚间换装出外和人聚会。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使用过收音机，哪里会收听广播？我平时除了讲经说法、弘法布教以外，也不习惯于在世俗的场合里聚会。甚至佛光山开山以后，也有人检举我藏有两百支长枪。事实上佛光山至今两百支棍棒都没有，哪里有两百支长枪呢？

曾经有一次，我在宜兰欢迎章嘉活佛到访，致辞时我说：“欢迎我们的领袖章嘉活佛。”治安人员竟然说我要造反，要拥护章嘉活佛当领袖。根据台湾南区“警备总部”常持　司令说，我遭人检举的密函，在他那里少说有一二尺高，可见我被人诬陷的罪名之多。所幸都能一一化解，也可以说我走在“生死边缘”上，都能化险为夷，平安归来。

虽然我自身的安危难保，但我记得当时有一位陈秀平先生，服务于电力公司，被冤屈为“匪谍”，我为了保证他的清白，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保。后来陈秀平先生帮我在台北创建智光中学，并且担任校长。另有一位李小姐，也被诬指为“匪谍”，三天两头被叫去问话，有时一问就是一整夜，有时半天，甚至一连几天地疲劳审讯，并且还限制她的居住自由，最后也在我的全力营救下，终于获得昭雪。

正文 二、生死边缘(9)

我初到台湾那几年，记忆最深刻的，就是挂单在圆光寺时，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然后拉着手拉车到中坜镇上，六时抵达市场，唤醒卖菜的小贩，为寺中八十人备办生活所需的油盐米菜等，来回总得五六小时。

为了争取时间，我也学会骑脚踏车，有时购买的东西不多，我就骑脚踏车就近到“大仑”的小街上购买。我骑脚踏车的技术并不纯熟，有一天，跟往常一样，我骑着脚踏车准备上街。当车行在羊肠小道上，忽然看到远远的前方，有两位幼童迎面走来，我一急，大喊一声：“让开！”由于喊的声音力道太大，人车倏地腾空弹了起来，然后掉进大约有三层楼高的深沟里。

由于我掉下去的时候，头先着地，而且结结实实地撞上一块大石头，所以顿时头晕目眩，眼冒金星，我只觉得天旋地转，日月无光，心想：这下子我必死无疑！

不知经过多久，我坐了起来，看看左右，心想：“咦！人死后的世界，怎么也和人间差不多！你看，黄土地上，石子累累；沟渠岸边，草木萋萋。”再定睛望去，不远的地方，已经摔得支离破碎的脚踏车，轮胎、零件散落一地。这时我才慢慢回过神来，发现原来我并没死，还活在人间。

我摸摸全身，竟然一点伤痕也没有，连头上撞击的地方，也是毫发无伤，甚至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没有摔死，我不禁兴奋地一跃而起，不过还是舍不得我的脚踏车，于是把散落一地的碎片，一块块捡起来，再拿出车后的绳索加以捆绑。我想把它当成废铁出售，至少也能卖个三两块钱，因此就一路背回寺中。在当天的日记上，我写下这样一段话：“平时都是人骑脚踏车，今天我被脚踏车所骑；人骑车，车骑人，偶尔转换一下立场，倒也公平。”

这一次从“死亡边缘”回来，就如童年掉入冰窟一样，侥幸自己又捡回一命，所以我在圆光寺居住一年有余，每天为常住拉车购物，扫除四周落叶，供应六百桶井水。劳动之余，偶尔抽空写些短文，投稿给台北的报章杂志，一经获得刊登，不但有些稿费，更是我生命中一份莫大的鼓励。

在这个时期里，我的思想上忽然生起一个妄念，认为自己罹患了肺病，每天朝思暮想，“我患了肺痨”的念头一直在脑海里萦绕，身心饱受煎熬。原因是曾经听过一位老师说，一个人如果过度辛苦劳累，营养不足时，很容易罹患肺痨。

正文 二、生死边缘(10)

或许是自己的疑心吧，所谓“疑心生暗鬼”，疑心也能成病。我在圆光寺的这段时光里，一面为常住劳动服务，一面忧虑着自己的肺痨。有时候我也想，自己身强体壮，应该不会有肺痨才对！但是肺痨的阴影，仍然盘旋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

直到一九五　年的冬天，正是番茄盛产季节，有人说，吃番茄可以治肺病。我一听，太好了！那时候自己虽是一介贫僧，但买番茄的能力还有，所以一口气买了一抽屉的番茄，有时间就吃。一段时间后，我心想：吃了那么多的番茄，肺病应该好了吧！

实际上，我并没有染患肺病，而是生了“疑心病”。不过我吃了番茄，心理健康了，身体也跟着健康起来。所以我感觉，世上有许多人“庸人自扰”，自己疑虑得鬼影幢幢，自然活得不安然。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人要自我调整思想，自我改正观念，才有得救的希望。

我对佛教的传播，一向热心于文化、教育。一九五二年，为了编辑《人生杂志》，我曾在台北善导寺纳骨堂骨灰龛下的橱子里，挂单数月之久。期间遭逢花莲大地震，那时寺中重重叠叠直摆放到屋顶的骨灰坛，几乎全被震下，我担心压到我身上，还跟那些灵骨开玩笑说：“拜托，不能压伤我！”

地震过后，花莲市区死伤惨重，我虽然无力无钱，但是仍用《人生杂志》的名义，四处奔波，为花莲灾区里那些活在“生死边缘”的灾民，聊尽绵薄之力。

佛教讲“世事无常”，世间众生有谁能不在“生死边缘”上受着威胁呢？记得那是一九五五年，我率领宜兰二十几位青年信徒，为中华佛教文化馆影印《大藏经》，展开为期四十四天的环岛宣传布教活动。一路从台北，经花莲、台东而到屏东。就在台东到屏东的碎石公路上，我怕最宝贵的一台录音机受不了石子路的颠簸而受损，就把这个重二十公斤以上的东西放在腿上，抱在怀中。

当经过五六小时的路程，车抵屏东后，在一间寺院挂单、礼佛时，我感到双腿疼痛，曲伸困难。原以为是一路上受到录音机压迫的结果，心想一段时间以后疼痛应该就会过去。哪知回到宜兰，在一个小讲堂的阁楼上，一躺就是一月余，疼痛不已，寸步难行，不得已，只有延医治疗。医生诊断的结果，说我得了急性关节炎，双腿必须立刻截肢，否则会蔓延，不但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正文 二、生死边缘(11)

一旁的信徒听了，无不惊惶失色。但是我却不自觉地生起一个欢喜的念头，觉得双腿锯断也很好，从此我就可以不必到处辛苦地奔波劳动，行脚弘法，而能安住一处，好好地著书立说，可能对我未来的生命，更有意义。

不过，锯断双腿，总是兹事体大，我也没有全然听信医生的建议。就这样经过一段时日后，疼痛慢慢消除，只是长坐、跪拜时，双膝稍感不便。医生嘱咐我要注意保暖，所以直到现在，即使再怎么炎热的夏天，我都穿着卫生裤，以免吹到电风扇或冷气时，让关节炎复发。

数年后，疼痛完全消除，至今数十年来，除了血管硬化、筋脉老化以外，丝毫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不便或影响。不过因为自己这一生，经常在生死危难的边缘走过，因此对生命的存活更加珍惜，更加热爱。但也懂得要勘破它，要能逆来顺受，不要计较，不要执著，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只要你懂得转个身，自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过“关节炎”的事件以后，应该是五十岁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七年，我第一次在荣民总医院做身体检查。当时因为创建佛光山的关系，小有名气，承蒙荣民总医院各科主任医师对我特别厚待。经过两天检查后，一位主任级医师为我做检查结果说明。看他似乎很为难，几次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很难启口的样子，我立刻告诉他：“检查结果如何，直说无妨！”

医生反问我：“你曾经跌过跤吗？”当时五十岁的我，自信身体健壮如牛，怎么会跌跤呢？因此很肯定地回答说：“没有。”

医师又问：“出家人怕死吗？”这就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了。因为如果我说“不怕死”，感觉太过矫情，蝼蚁尚且贪生，人怎么会不怕死呢？如果我回答“怕死”，只怕医生要笑我是个没有修行的出家人。我只有回答他：“死亡不是太可怕，倒是疼痛很可怕，因为疼痛有极限，超过能忍受的极限，疼痛的反应会喊叫，会呻吟，那时可就英雄变狗熊了。”

听了我的这番话，医生这才直接告诉我：“你的背上有一个黑点，经过切片检查，还不知道结果如何，不过请你明天再来复检一次。”我说：“不行，明天我要到宜兰，为一位圆寂的老比丘尼达德法师举火荼毗。”他说：“后天也没有关系。”我说：“也不行，后天我要到高雄，有个会议要开。”

正文 二、生死边缘(12)

医生苦笑着对我说：“你的健康、生死，也不能不重视呀！”我只有谢谢医生，说：“我会再来。”

从荣民总医院回到台北普门寺，徒弟们关心，问我检查结果如何。我幽默地告诉大家：“我今天去切片。”他们并不懂得什么叫“切片”，我说：“就是从身上割下一块肉，切成一片片。”大家一听，急忙再问：“切的是哪一块肉？”其实这是一句玩笑的话，所谓“切片”检查者，就是从身上采取一些组织，抹在玻璃片上，以显微镜观察，以此判断身体的健康状况，哪里是把肉切成一片片？只是由此可以得见，当时一般人对医学名词的无知，对医疗常识的见解是如何肤浅了。

经过两个月后，我早已忘记了这件事。但是有一天北上到普门寺，徒众告诉我，荣民总医院来了几次电话，一直催我复检。我这时突然想到，医生曾经问我是否跌过跤。我惊觉到，几个月前台风过境，吹倒了佛光山大雄宝殿前的一棵大树，我爬到栏杆上，想把树干扶正，一个不慎，整个人往后仰跌在磨石子的走廊上。我想这大概就是背后出现淤血、黑点的原因。

于是我马上赶到荣民总医院，把这个发现告诉医生。医生也如释重负般“哦”了一声，说：“原来如此！”同时不禁为我欢喜。

这段过程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好像又从“生死边缘”再次安然历劫归来一样。直到一九九五年，国际佛光会理监事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那天晚上，我忽然感到心脏一阵阵地刺痛，整夜难以入眠。当时以为是晚餐吃多了奶酪，引起消化不良所造成，不过回台后，我还是随即到荣民总医院看诊。结果经心脏科专家江志桓医师做“心导管”检查后，他说我罹患了心肌梗死，需要开刀。

承蒙时任副院长，并曾担任两位“总统”御医的姜必宁医师为我成立了一个心脏手术的小组，要我选择一个主刀的医师，进行“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我选择了相当年轻，曾在南非开普敦接受心脏开刀训练的张燕医师为我主刀。当时我并不认识张燕医师，但是我知道，在那个心脏手术还不普遍的时候，必须找一位经验丰富，年纪又轻的医师，比较能接受挑战。

正文 二、生死边缘(13)

后来，张燕医师升任台中“荣民总医院”心脏科主任，我们成为互动良好的朋友。他曾随我到过加拿大的落基山脉，也到过意大利、法国等地的名都，至今已有十二年历史。回想当年他在开刀房为我进行八小时的手术，事后他很自豪地对我的弟子说：“你们关心你们的师父，但是只有我看过你们师父的心是什么样子！”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说：“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我以疾病的因缘，也能交到朋友，真是幸何如之！之后，他们邀请我担任“台湾心脏协会”的理事，我欣然应命，至今一直以参加此会为荣。

最近，我又再次于“生死边缘”走了一回。那是二　六年，为了日内瓦佛光山会议中心落成，我前往欧洲，在瑞士一个小山区住宿时，忽然中风。所幸只是造成轻微的手臂动弹不得，但我仍带着衰残老迈的身躯，主持巴黎道场的破土典礼，以及日内瓦会议中心落成开幕。在会中，我请海峡两岸的大使欢聚一堂，握手言欢，自觉得意。

我这一生，不但自己在“生死边缘”来回无数次，也曾为别人的生死做过一些服务。例如，曾经照顾过一位第三期肺痨的同道，直到痊愈；也曾为往生的老僧担负棺木，送至火葬场火化。一九六七年越战后期，不少难民纷纷逃亡，我曾献金购船，帮助难民逃离战火。后来这些旅居在世界各地的越棉寮难民，都成为我很好的朋友。

在香港，也有不少被关了多年的船民，我曾多次前往为他们说法。乃至香港赤柱监狱，一些被判终身监禁的死刑犯，我曾与他们做过“生死边缘”的谈话。也曾在台湾的土城监狱，聆听一些垂死囚犯的心声。我觉得一个人纵使犯法判刑，也要用爱去教育他们，例如苏姓等三位青年，多次被判死刑，也多次从死亡边缘又被救了回来。我曾在土城监狱和他们面对面讲说生死，讲说因果，讲说冤屈，讲说缘起缘灭。

其实，人生本来就一直在“因缘果报”里流转，也在“死亡边缘”接受考验。有信心的人，无论生死危亡，一切尽付笑谈之中。实在说，生也未曾生，死也未曾死，生死就等于人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就是这么简单。因此，生，未尝可喜，死，也未尝可悲；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死就如时钟一样，轮转不息。死亡，并没有边际；人生，就在生死存亡之间，如此而已。

正文 三、关键时刻(1)

三、关键时刻

人生走过数十寒暑，到了垂暮之年，回头一想，在几十年的岁月里，功过成败，总有一些“关键时刻”。别人所看到的，只是一些外相上的是非，必须经过自我的客观检讨，才能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

我出生在江苏扬州，故乡江都是一个经济落后，教育不兴，民风淳朴的乡村小镇。我的成长背景，既没有显赫的门第庇荫，也没有风光的亲戚助威，加上从小没有上过正式学堂，更无师友同学扶持。

所幸十二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九年正月，我突然遇到机缘，便在宜兴大觉寺出家，接着在南京栖霞佛学院接受教育，从此得以在大冶洪炉的丛林寺院里学习、成长，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关键时刻。

说起我的出家因缘，记得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一路长驱直下，经过上海会战，很快就在同年年底攻陷南京，并且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当时我的父亲外出经商，在这场劫难中到底生死存亡如何，至今依然不得而知，只是当时父亲没有了音讯，于是我便跟随母亲外出寻父。

我与母亲走遍京沪一带，始终没有找到父亲的下落。就在失望之余，途经栖霞山，看到一支军队正在出操训练。我一时好奇，停下来观看。突然，身边站着的一位寺院的知客师，不经意地问我：“小朋友，你要出家吗？”

由于我从小受到外婆的影响，早有信佛、拜佛的习惯，尤其看到出家人的威仪庄严，总是心生羡慕，所以潜在意识里听到“出家”两个字，也来不及思索就回答说：“要啊！”

大约经过一小时，当我还在兴致勃勃、专心一意地看着军队操练之际，有一个人走过来对我说：“当家师父找你！”

在当时那样一个“人生地疏”的情况下，忽然说有人找我，这真是个奇迹。不过我与母亲还是随着那个人走到一座寺院前。我请母亲在寺旁一位老太太洗衣服的地方暂等，我便一个人跟着那个人走进了栖霞山寺里。

进入山门后，转了两个弯，来到一幢小楼上。只见屋内清净庄严，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感觉就像进入皇宫一样。这时候一位眉清目秀，大约三十岁的法师，对着我点头微笑，然后叫我在他面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他一连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今年几岁？”

正文 三、关键时刻(2)

我一时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害羞，好像听不懂他的话。于是他递给我一张纸，叫我把名字写在上面。我吓了一跳，几乎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又问我：“你哪里人？”我写上“江苏”，他说应该写“江都”才对。其实说来惭愧，当时我连“江苏”、“江都”都分不清楚。

这时，师父又说：“听说你要出家，我是这里的当家师，你就跟我出家好吗？”我看他慈悲善良，当即说“好”。

答应之后，他说出家要取得父母的同意才行。我说：“我母亲就在外面。”他要我前去请问母亲，如果获得首肯，就把母亲请来和他见面。

我找到母亲，跟她说我要在这里出家了！母亲即刻回答：“不可以！”她说：“我回去之后怎么向亲人交代，怎么跟邻居说明！”

我一听，眼泪随即流了下来，我说：“我已经承诺人家，没有办法反悔了！”

伟大的母亲听我这么一说，立刻说：“没有关系，我去替你回绝当家师！”

我说：“你前去同意可以，拒绝不行！因为我也已经决定要出家了！”

于是，我把母亲带到师父面前。依稀记得，当时师父好像跟母亲说，将来他会怎么样栽培我，我的未来会如何成长、如何有前途……说得母亲也动了心，于是同意让我出家。第二天，也就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一日，我就这样剃度出家了。

出家后才知道师父的法号叫“志开上人”，他是栖霞山寺掌有实权的监院。照讲，栖霞山是十方丛林，不可以私自收徒纳众，为人剃度。但是家师告诉我，在栖霞山寺为我剃度，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我出家的常住，祖庭是在宜兴白塔山的大觉寺。

当时我完全搞不清楚状况，只记得出家当天，来了很多大和尚，都是人高马大，身相庄严。其中有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一直保持着笑容，他代替师父为我提取法名“悟彻”，外号叫“今觉”。

正文 三、关键时刻(3)

出家后，第一个让师父感到困扰的问题，就是全栖霞山寺有数百名僧侣，但没有一个是十几岁小孩。虽然寺里有一所栖霞律学院，但都是二十岁以上受过戒的比丘。另外还有一间禅堂，更清一色都是青壮年的老参。

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底要把我安置在哪里呢？这一点困难当然难不倒精明能干的师父，他让我把母亲送走之后，即刻安排我住进客堂边的一间小净室里，并且找了一位书记大实法师，叫我跟随他念“禅门课诵”，学习“五堂功课”。

母亲和我离别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想，虽然我从小跟随外婆长大，和母亲相处的时间不多，但尽管如此，母子分离，还是难免会伤心、难过。只是我知道，我的前途未来，就在此“出家”一举，我也只有义无反顾了。

母亲走后的第一天下午，我在小净室里，听到外面传来高亢的吼叫声，夹杂着棍棒击打的声音，很是讶异，就偷偷地从门缝里往外观看。只见之前问我要不要出家的那位知客弥光法师，正拿着一根门闩，死命地打着一位跪在地上、负责照顾大雄宝殿的香灯师，甚至还用脚踢他。因为打的力道很大，门闩都给打断了，碎裂的木屑四处飞舞，散落一地。

那位可怜的中年出家人，一再跪地求饶。原来他在大雄宝殿里私自化缘，接受信徒的五块钱供养，因此受到严厉惩戒。当时我并未心生胆怯，只感到这也是对我的当头一棒，我知道做一个出家人，不应好名好利，不能私自化缘，所以后来佛光山的建设，点滴归公，从来没有人敢私自化缘。

到了第二天，我想师父也感觉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子，整天把他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总不是办法。因此很快地就把我送到栖霞律学院，和那些比我年长许多的学长同住、同学，于是我就这样开始了将近十年苦难的丛林教育生活。

首先我在栖霞律学院就读，六年后升学到焦山佛学院。两年后，也就是我二十岁那年的冬天，我离开焦山回到祖庭大觉寺。在大觉寺期间，我做过短期的小学校长、寺庙监院、杂志主编，后来还到南京担任华藏寺住持。直到二十三岁那年，我率领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这是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正文 三、关键时刻(4)

当时我刚接任南京华藏寺住持不久，同学智勇法师自告奋勇，要组织六百人的僧侣救护队。因为当时各地战俘、伤兵众多，死难的军民亟需救助。初时我并未动心想要参与，但在筹备两个月后，他们忽然打退堂鼓，不再组织僧侣救护队前往台湾了。

我一生最不喜欢人“退票”，因此就说：“你们不去，我去！”智勇法师欣然同意。我即刻请人从南京新街口，走了八九小时的路程到栖霞山寺，禀告当时已升任住持方丈的志开上人，说我有意到台湾。师父即刻赞成，并且叫来人带回十二块银元，以壮成行之志。

这时由智勇、惟春等同学所倡导的僧侣救护队，已经剩下不到六十人，早已不成队。所以我临时又再募集了大约一百人，但是真正上船的，只有五十多人。抵达台湾后，人数实在太少，既不成团，也不成队，同时也没有团体愿意收留我们。经过几天的投石问路，因缘实在不具，因此僧侣救护队也就只好解散，大家各奔东西了。

正当这个时候，由陈辞修(陈诚)先生主政的台湾，政治情况恶化，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因此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所仓库里。感谢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监委”们的大力营救，我才能九死一生，逃过劫难，并在台湾居住下来。

期间，香港的师友虽然也济助旅费，要我前往香港，可惜带钱到台湾的人没有找到我，因为当时我被政府拘留。等我获释出来之后，他已经回到香港，彼此缘悭一面，让我的“香港之旅”不得成行。

除此之外，当时也有一些不认识的信徒，辗转来信，要我前往瑞士，甚至马来西亚的佛教会，也希望有布教师前往弘法。但我都因为旅费无着，同时也自感语言不足，所以不敢贸然前往，于是我就这样安分守己地在台湾住了下来。

最初我住在中坜圆光寺，后来挂单在新竹青草湖灵隐寺，分别主编《人生杂志》，以及为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余暇时间就撰写《玉琳国师》《无声息的歌唱》等。但实际上这时候我的弘法重点，已经慢慢转移到宜兰了，在宜兰展开我的理想，到各个乡村弘法布教。

正文 三、关键时刻(5)

我于一九五三年春天到了宜兰，这又是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我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成立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广泛摄受、度化青年学佛，我用连环图纸戏、幻灯片等道具辅佐传教。一些儿童、青年、妇女、有神道信仰的初机学佛者，听到我们弘法的宣传喇叭声：“咱们的佛教来了！”他们都深受感动，纷纷到我指定的地点聚集，助长了佛法的弘扬，也提升了我传教的信心。

在我所度化的对象当中，大部分都是军人、青年、妇女、学生。我除了到学校布教、监狱弘法外，同时举办乡村同乐会、佛诞游行，等等。我还开办施诊所，展开乡村的冬令救济。尤其每遇台风来袭，我率先赶至灾区，给予受灾民众关怀、帮助。我在宜兰来来去去至今数十年，虽然没有做到“万家生佛”，承蒙大家都称我一声“宜兰法师”，这也是我人生中影响深远的一件事。

当时我在宜兰、台北弘法十余年，感觉在台北受到的压力很大，因为这里的会议特别多，每次开会，人家要我参加，如果我不出席，他们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继地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半个月没有回寺吃饭。如果婉拒，他们就说“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经常要到飞机场迎宾送客，如果不应招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为了跟大家合作，为了看得起大家，更为了应该要帮大家的忙，我经常到处应酬，不知道自己住在哪里。所以感觉长此以往，终非久远之计。同时，因为我和高雄也早已有了相契的缘分，我曾经多次前往高雄讲经弘法，都是千人以上的信众听讲；每次来去，聚在火车站迎送的队伍，都在几百人以上。

当时高雄的信徒，像和宜兰的信徒展开拉锯战似的，经常想出种种方法，要我南下高雄。终于，我禁不起信徒的热诚，承诺南下协助高雄佛教堂的筹建，以及帮助寿山寺的建设工程。就这样，我又走上了高雄弘法的不归路，就此落脚在高雄，成为我人生的第四个关键时刻。

我先在高雄筹建佛教堂，眼看着即将竣工，就把它交给了月基法师住持。我在寿山公园建设寿山寺，这时屏东东山寺要办东山佛学院，住持圆融尼师请我前往任教。我已经答应，但后来她向我道歉，说她所请的院长不同意我前去担任教师。

正文 三、关键时刻(6)

我听闻之后，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培养人才非常重要，当时自己也已经有了寿山寺这个小寺院。所以我认为应该自己来办佛学院，这是当仁不让的事。

那时候我蜗居在只有八十坪的寿山寺，虽有五层楼高，但是两班学生有六十人，已经把各个楼层挤满，其中有一班学生还得在纳骨堂里上课。学生们不但不忌讳，甚至还对着骨灰罐的相片，和亡者建立起友谊。其中有一个公路局的车掌阿秋小姐，因车祸意外身亡，她的父母几乎每天都带水果来灵骨前祭拜，学生们也帮忙关心灵骨，同时分食祭拜后的水果。生亡同乐，也是一趣。

寿山佛学院虽小，但每年都要招生。一九六六年第三届招生时，寿山寺的有限空间，实在无法再容纳新生，因此商之于慈庄、慈惠、慈容，把坐落于高雄火车站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出售，得款五百五十万元，买下高雄县麻竹园山坡地二十余公顷，着手筹建校舍，把寿山佛学院迁移至此，改名为“东方佛教学院”。之后陆续建设，成为今日的佛光山，这就是影响我一生的第五个关键时刻了。

其实，最初我并没有很大的志愿想建大丛林来安僧度众，再说我也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之所以创建佛光山，一是因为寿山寺实在没有办法安置学生；二是当时由越南来华投资兴学的褚柏思夫妇，因为经济陷入困境，亟待救援。于是我毫不考虑，不管他们所拥有的这片麻竹园土地，是否对我有用。当时只是纯粹为了助人一臂之力，因此毅然买下佛光山现址。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一九六六年的事了。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佛光山举行奠基典礼，建寺的工程于焉展开。

当时正是佛教弘扬最低迷的时期，因为“总统”夫人宋美龄女士信奉基督教，她非常排斥人民信仰佛教，所以一般公教人员就业填写个人资料表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佛教徒。面对这种非常时期，我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打起招牌，就把寺院定名为“佛光山”，当然是希望“佛光普照”之意。

当我买下佛光山麻竹园的土地之后，特别租了一部游览车，号召信徒上山参观。但是车子开到山下后，必须徒步走过一条杂草丛生的小径才能上山。满车的信徒，大家都不肯下车，甚至还说：“这种地方，鬼都不会来！”

正文 三、关键时刻(7)

信徒情绪性的语言，我听了并不感到失望，只有请大家在车上等待。我一个人上山，花了两小时，绕了一圈回来，心想：没有关系，鬼不来，只要人来、佛来就好了。

不过，等到真正着手开山之后，才出乎意外地发现，这块土地简直无法使用。说来实在叫人难以想象，现在的不二门前，当时是两座小山、三条深沟，我请来推土机，把两座小山的土，推到三条深沟里，才勉强填出一方的平地。

最初填平的这片土地，虽然不是很大，只有十余公顷，但是因为经年累月遭受雨水冲刷，土壤流失严重，有的山沟真是深不见底。我从山下高屏溪，总计大约买了上万辆卡车的沙石，才填出现在佛光山的这块建地。

之后我又陆续收购旁边的山坡地，最初一甲土地出价一万元，到后来竟然每坪要价十万元。当时因为经费拮据，记得建设第一栋房子时，我想应该要建一间斋堂，以供大众过堂吃饭之用，但是限于经费不足，我交代工人，只建八尺高就好，以节省经费。

当八尺高的墙砌好，窗户也有了，正要建屋顶时，一位叫吴大海的先生忽然捐献新台币十万元。我立刻把八尺高的斋堂增高为十二尺，但是窗户已经做好了，怎么办呢？当时我就说：“那有什么关系，就在窗户的上面，再加设一层窗子，不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佛光山的旧斋堂，一层楼的房子有两层窗户，这在建筑学上，也算是奇事一桩。

为了感谢吴大海先生的捐献，我把东山所建的水塔，取名为“大海之水”。佛光山开山初期，将近二十年内，都靠这个水塔蓄水，供应数百人饮用，不但解决山上大众的用水问题，也让草木生光。另外，在佛光山建设之初，统一的吴修齐先生、南丰的潘孝锐先生、虹牌油漆的张添永夫妇，对山上的资助最大。

佛光山的第一栋房子，也就是“东方佛教学院”，院舍落成时，上山参加典礼的人数超过五万人；大悲殿落成当天，“内政部”部长徐庆钟先生亲自上山主持，参与的信众、游客，超过十万人以上。

佛光山自一九六七年开山以来，便获得海内外信徒的大力支持，我虽然未曾出外化缘，但是感谢十方信徒，以及护法龙天的护持，在诸佛菩萨的加被之下，开山四十年的佛光山，也真是做到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

正文 三、关键时刻(8)

佛光山开山后，我担任主管十八年，当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我宣布退位，经过“佛光山宗务委员会”共同推选，产生第二代第四任住持心平法师接掌佛光山。

我的退位，主要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问题，做个示范。那年我五十九岁，正当身强体壮的时候，忽然宣布退位，外界人士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从懂事以来，曾经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想做一个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扬如来家业为职志，所以对文化、教育，我乐此不疲，尤其对弘扬佛法，到处讲经，一直表示我的“乐说”。

我在宜兰数十年，虽然雷音寺只是一间小庙，我将之重建两次，但都没有担任住持。我创建高雄寿山寺，也是请来善定、慧定两位法师当家。我总想尽量地远离寺院行政，但后来为了发展佛教事业，我知道还是需要有一个据点，因此不得已才开山，却从此陷身在建寺工程中。

创建佛光山期间，虽然我仍然在佛教学院上课，到各地弘法，但是工程的规划、监管，以及经费的筹措等，我都亲自负责。当一切都有了相当的成果，可以做一个交代时，我想到，为什么不培养后代弟子来继承呢？于是，在一九八五年，我毅然宣布退位。

记得当时对外发布消息以后，意外地接到“总统府”给我的电话，说不可以叫“退位”，要我改为“传位”，因为有影射蒋经国也要退位的意思，所以后来改为“传法”。

由于当时电视台的采访，报章杂志的刊登，甚至《中国时报》的社论，都评论、报道了此一“退位传法”事件，一时大家都说我为佛教和台湾的企业界，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其实，我觉得各界的领导人，不一定要做到“至死方休”，生前就应该选定接班人，让事业有计划地发展，才能永续经营。那个时候，台湾企业界的第一代创办人，也都在位二三十年了，因为我的“退位传法”，证明“后继有人”确实重要，因此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重视。想到我以一介僧侣，能够引导社会的进步，也是足堪告慰。

我在佛光山开山建寺十八年中，感到最苦的事，莫过于社会给我的各种讥评、毁谤。例如，说我是“政治和尚”，说佛光山“商业化”等。其实说到政治，我是最不具有政治性格的人，我一生没有进出过政府机关，没有接受过公家的补助，甚至开山之初，美国的一位善士，主动发心想要捐献五千万元，我都予以婉拒。因为如果我接受他的巨额捐款，将来他说寺院都是他兴建的，我会对万千信者感到抱愧。

正文 三、关键时刻(9)

因此对“政治和尚”这个称号，刚开始我很放不下，直到后来电影导演刘维斌先生跟我说：“‘政治和尚’也没有什么不好，有人想要受此封号，还不可得呢？”甚至也有人说：“所谓‘政治和尚’，就表示你在社会上有力量，何况佛光山经常有官员上山访问，又怎么能说你与政治无关呢？”

想想他们的话也不无道理，再说佛教也讲“不依国主，佛法难立”，所以从此我就稍感释怀，不再引以为意了。

除了“政治和尚”的揶揄以外，再者就是有人批评说佛光山太过“商业化”。其实，我生性“非佛不做”，我没有经营世俗的商业。佛光山的朝山会馆，提供参拜者用餐，信者用过斋后添油香，这是很正常的事，谈不上是商业买卖。乃至小摊位出售念珠，顺便流通一些佛书，广为传播佛法，这也是为了弘法的长久之计，不得不有的佛教事业，否则佛书都是免费赠送，哪有那么大的后援资助呢？

另外，社会舆论带给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说我星云某人“很有钱”。有人说我有共产党的资助，有人说我挖到地下黄金。总之，他们认为我很有钱。

其实恰恰相反，我现年八十三岁，一生都在“日日难过日日过”当中度过。我没有钱，也不经管钱。即使有钱，也是寺院常住的，是十方信施捐助的，因此我把它分毫都用来推广佛法，发展佛教事业。我自觉自己也是一个信徒，应该也要学习捐献、喜舍，因此我把自己写作所得的稿费、版税，以及上电视讲演，乃至到公司、工厂开示的车马费，都捐作佛光山建寺、传教、兴学之用。

一般人一生顶多只办一所大学，我除创办四所大学之外，还与政府合办八所社区大学，同时在全世界有数十所中华学校、佛教专科学院，以及美术馆、图书馆，另外还成立“人间卫视”、《人间福报》等。平时经常有人问我：佛光山是怎么建起来的？我都说：佛光山是“从无而有”、“从空而来”。因为我不要钱，我也没有钱，所以大家才肯帮助我，护持我建寺弘法，兴办佛教事业；如果我有钱，谁会“锦上添花”，愿意拿钱来护持一个有钱的出家人呢？

我在“退位传法”时，负债一亿余元，交给继任者帮我偿还，这使我长久以来一直耿耿于怀，觉得对不起继任的心平和尚。我想，在我十八年的住持任内，乃至一生弘法中所经历的艰辛过程，只有佛菩萨知道，只有因果知道，再有就是自己知道了！

正文 三、关键时刻(10)

当我从佛光山住持退位之后，真有“无官一身轻”的感觉。我先在北海道场住了一段时期，过了一个冬天之后，就飞往美国洛杉矶闭关。其时正值西来寺初创，在关房里，我筹思着各种因缘，想到未来可以在澳洲建“南天寺”，可以到非洲建“南华寺”，可以到马来西亚建“东禅寺”，但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乡，只是由于政治上的台海风云，两岸僵持不下，只有等待以后的因缘了。

不过，我继一九九一年在台湾成立“中华佛光协会”后，翌年在美国成立“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我邀请时任“内政部”部长吴伯雄、日本佛教大学校长水谷幸正、香港慈善家严宽祜、澳洲企业家游象卿等人担任副会长。

成立大会选在曾举办电影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的洛杉矶音乐厅举行，当天约有五千人与会，美国总统里根亲自电函祝贺，台湾“社工会”主任钟荣吉先生特别赴美出席大会，甚至远在加勒比海的多米尼克总统先诺勒爵士，不但亲往美国参加大会，并且担任“佛光之友会”的荣誉会长。

之后相继多年，“国际佛光会”分别在多伦多、巴黎、伦敦、悉尼、东京等地，召开一年一度的“世界大会”，每次都有五千余人参加，这是华人在海外难得仅有的盛大集会。

在此之前，一九八八年西来寺落成之际，不但传授“三坛大戒”，同时召开“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从此之后，我也一再应邀在美国各大学讲演佛法，包括柏克莱、耶鲁、加州、康乃尔、哈佛、夏威夷等大学。此外，加拿大、澳洲、巴西、智利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学，我也经常应邀前去弘法。

在此同时，“国际佛光会”在世界各大名都也纷纷成立协会、分会，目前全世界有一百七十余个协会，数千个分会。甚至佛光山也在这些地方设立道场，总数在二百所以上。所谓“人间化”、“国际化”的佛教，此时已经蔚为风气。

为了到世界各地成立佛光会，我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纳，以及北欧的冰岛、挪威、瑞典，东欧的南斯拉夫、波兰等地。我立志发愿要把佛法传播到全世界，这种“国际化”佛教的推动，应该是继我推动“人间佛教”之后，又把佛教推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同时也应该是我人生中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时刻了。所以当初我从佛光山退位后，虽然两袖清风，口袋里除了装些卫生纸，再有的就是一双芒鞋、一身袈裟，我靠着徒众为我购买飞机票，开始云游世界，到处讲经说法，开始了推动国际佛教的生涯。

正文 三、关键时刻(11)

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正当佛教走上“国际化”，真正把佛光普照到五大洲的时候，我又想到，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于是推动“本土化”的佛教，又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

其实，从我七十年以上的出家路走来，除了前面提及的几个重大因缘转折，成为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以外，也有很多小事情，都对我的人生关系重大。例如，早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监狱弘法布教，当时狱方就有意要请我当正式的教诲师，并说要替我向上级呈报。但是我认为当一名教诲师，是为社会服务，是要做众生的义工，如果把它当成职业，就失去了意义，所以当时并没有应允。

另外，台北“中央广播电台”也曾有意请我专职为他们撰写广播稿，然而我宁可免费为佛教的杂志撰文，也不愿意一篇一百元地为了稿费而卖文维生。甚至台北《自由青年》杂志社的秦江潮社长，因为读了我撰写的一篇《茶花再开的时候》，特地亲到中坜，邀请我到台北担任编辑，我也断然婉谢，我想：“和尚都做不好，怎么可以去做其他事情呢？”

我立志要把和尚做好，要做一个真正“弘法利生”的出家人，因此早在五十年前，天龙寺要请我担任住持，由于当时慈航法师告诉我，希望我先去住上半年，之后才正式晋山当住持。我当即回绝，因为我不想当个小媳妇。

乃至初到台湾时，至少有三十所大小寺院，先后都想请我前去负责领导。但是在佛光山开山之前，我立志不担任住持。建设佛光山以后，我规定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不能随便接受别人的寺院。由于我“不贪心”，因此佛光山至今在世界的二百余所寺院道场，从来没有产权纠纷的问题发生，自然也就不会横生枝节而造成无谓的困扰。

另外，长期以来在台湾地区乃至海外，也有不少单位、团体，先后邀请我前往从事文教工作，只是我一心就想为“中国佛教会”工作，偏偏没有这个机会。不过虽然“事与愿违”，但是人生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我认为重要的是“非义不取”、“非礼不受”、“非正不要”。

人的一生，思想上的、利益上的、人情上的、时空上的，都有很多的关键时刻，有时因缘指导我们，但是性格也会影响我们。有的关键时刻，因缘稍有错失，对未来就是弥补不了的遗憾。

正文 三、关键时刻(12)

人生的关键时刻，不只是事业的转换，也不只是遭遇的因缘，我想内在的起心动念，对人生、社会，都有重大影响。我一生除了上述几个重要的关键时刻以外，我的思想、观念、精神、习惯等内在的因素，也都影响了我的人生，成为关键时刻，例如：

第一，正确的观念：我一生的信念，都是秉持“以众为我、以团体为依归、以别人的需要为需要”。例如，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独自到某一个地方去，也从未一个人居住在哪个房子里。几十年的岁月，我都活在“大众”中。

我一生中，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一群人跟着我，他们都是我的徒弟，但也都是我的兄弟姐妹，甚至信徒，我都把他们当成是老板、上司、领导，他们都是我的师友，我的助缘，我的眼耳鼻舌身。平时除了到寺庙，或者到各个学术团体讲演之外，我不会走访世俗人家，也不会到百货公司、市场、商店去采购物品。佛光山的土地、房产、财物，都不在我的名下，甚至银行里也没有存款，所有信徒的馈赠，我都分享给大众。

我坚持“以无为有”、“以众为我”，因为这样的观念，让我深深体会到“众”的力量、“无”的无限、无量，但是这种观念的养成，需要有很好的性格。

回忆二十岁那年，虽然学生生涯“一穷二白”，但出家十年，总有一些衣单、文具。当我离开焦山的时候，连一个手提袋都没带走，只有留下一句话，我告诉同寮的同学：“你们喜欢的话，就分别拿去吧！”

我二十三岁时又聚积了一些衣物，当我决意到台湾时，也只是交代说：“所有在家人能用的被单、枕头，交给我正外出谋生的弟弟。出家人能用的衣单、物品，就交给同学智勇法师。”

我经过了这两次“喜舍”的实践以后，自知我有“能舍”的性格。所以后来一直本着香严智闲禅师的“处处无踪迹，声色外威仪”，我自觉“能有能无”、“能多能少”、“能大能小”、“能舍能得”。人有无限的“潜能”，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个无所不能的人呢？

第二，忍辱的精神：出家学道，最待养成的，就是“忍辱”的精神。一个人忍饥忍饿、忍贫忍穷、忍苦忍难，都还容易。忍气忍辱、忍受冤枉、委屈，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正文 三、关键时刻(13)

我出家之初，在丛林里参访、学习，接受一连串无情的打骂教育，我在“委屈受气”之余仍能“忍辱负重”，最主要的就是我“心无怨恨”，我自觉自己很有力量。及至出道弘法，受到同门的排挤、长老的歧视，也经历了一些让我感到很挫折的因缘，尤其是在佛教会所受到的难堪。

记得有一次，我出席一场“密勒日巴学人会议”，会中我提出一些建议，有位长老当众要大家不可以参考我的意见。虽然他伤害我，给我难堪，但是事后我自觉“忍辱”的功夫，让自己增加了无比的力量，我肯定自我的修行，也深深佩服佛陀所说：苦行、持戒，其功德不如忍辱。

回首自己这一生当中，虽然经常遭受别人的讥讽、毁谤、批评、打击，但是多次的忍辱，对我的修行，何止增长数十年甚至百年。

第三，认错的勇气：我觉得世人有一种“不肯认错”的习惯，凡事总喜欢说理。例如，开会迟到，认错就好了，但他偏要说“天雨”、“塞车”等，总要用一些理由搪塞，不肯认错。讲话得罪别人，或者行事妨碍了他人，应该道歉就没事了，但他偏是不肯认错，总说“我是无心的”、“这是不得已的”，总之一句话，就是说自己没有错。

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想到过去的贤能君主“下诏罪己”，专制时代的帝王，都能有这种雅量，何况我们凡夫在世间做人，哪能处处圆满，处处被人肯定。有时候不经意对人语言上的冒犯、行为上的不够礼敬，认错道歉就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

在佛光山，经常有徒众向我报告说：外界有人批评我们这里不对，那里不好，为此感到气愤，深不以为然。我总是及时开导他：我们有犯这些错吗？有，就不要怪人家批评我们，只要自己修正就好；如果没有，不去介意也就没事了。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一生坚持，认错就是美德。

第四，勤奋的习惯：我想，自己今生若真有些许小小的成就，最大的关键，应该就是我自幼便有勤奋的习惯。

正文 三、关键时刻(14)

在我一生的行事当中，从来没有为自己放过假，而且例假日比平时更忙。尤其新春过年，我不是在大寮里煮饭炒面，供应信徒用餐，就是在头山门前指挥交通。

佛光山开山期中，每天除了上课教学以外，经常混在工人当中，肩挑沙石，搬运水泥。乃至自从《人间福报》创刊起，我就每天为专栏撰写文章，不但从来没有脱过稿，也没有让徒众催过一次稿。虽然不能创金氏纪录，但是在一般的文人作家当中，十年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子，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写作不断，我想应该也是创下了一个纪录。

甚至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就应邀游走在“台视”、“中视”、“华视”三家电视台。虽然每天各家只有五分钟的节目，但是累积下来，也是多少的时间、多少的岁月！

我一生参加、主持过佛七、禅七，不下百次以上，那也是需要多少时间、多少心力的付出。所以我说“人生三百岁”，我一直努力，要让一天能当五天用，一个人能做五个人的事。假如我有六十年服务于佛教、社会，五乘六十等于三百，所以自觉“人生三百岁”，于愿足矣！

人生，有许多关键的时刻，也有许多关键的想法；细数一生的岁月，点点滴滴，其实“一念三千”，哪一分、哪一秒，不是足以影响我们一生的“关键时刻”呢？

正文 四、外婆(1)

四、外婆

在记忆的摇篮里，摇啊摇，摇回我童稚无忧的时光。外婆是我人生中第一个尊敬的人，她如同万能的天神，口袋里变化出糖果饼干；她温柔的话语，如同温暖烛光下那尊观音菩萨，抚慰我幼小的心灵，陪伴我走过兵荒马乱，亲人离散，而能使我身心安然，无有恐惧。

我一生最怀念的是外婆。现在只要眼睛闭起来，外婆礼佛的身影，脸上慈祥的笑容，都非常清晰。太虚大师也是由他的外婆带大的，他在《五十岁生日感言》的文章中提及“我母之母德罕俦”，对外婆的感念，我颇有同感。

人都有偶像的观念，而外婆是我一生最敬重的人，也是我的偶像。她没有读过书，甚至没有名字。她贤良、勤奋、温顺、敦厚、慈祥、助人、和蔼可亲，从不说人的闲话是非……这许多美德，影响了我的一生。外婆是集合中国女性美德的缩影，更是我记忆中最温馨的回忆，最美丽的一道彩虹，是我人生旅途上一颗最闪亮的明星。

撰写此文时，中国、欧美等地，都传出雪患的灾情。雪，对我是不陌生的。弘扬佛法云游一甲子，世界各地的雪景，我都有幸观赏过。但生命中有一场雪景，是再美的风景都比不上的。这场绝美的雪色，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扬州，外婆还在我身边的日子。即使昔日物资如此简约，环境如此鄙陋，但外婆给予我的一切却是丰盛无比的。

冬天雪花飘飘，外婆到菜园里锄菜。

勤奋的外婆，天还未亮，安静地下床，怕吵醒沉睡的我。一个人到菜园采收，再挑到街市上卖。感觉光线透进窗口后，外婆笑呵呵地带回热热的烧饼油条。

“快趁热吃！”屋外的雪花在飘，我口里的烧饼油条胜过山珍海味。坐在板凳上的小人儿，像个王子快意地享受外婆给他的疼爱。

夜晚一灯如豆，外婆轻轻地唱经文，向她心目中崇敬的神明跪拜祈祷着。外婆吟唱经文比河流更悦耳。她虔诚的身影，散发的光彩，就像肃穆的神明，就像慈悲的观音。

严冬酷寒，细心的外婆会用暖炉烘暖被单后，再唤我钻进去睡觉。

正文 四、外婆(2)

数十年后，我住过五大洲舒适的旅馆，看过全世界最棒的雪景，但我多么希望再回到童年的小屋子里，那里有外婆，有屋外的雪花纷飞，屋里的外婆，用她的爱，为我挡住所有的风雪。

记忆里听外婆说过，她姓王，嫁给外公时十八岁，以后就以“刘王氏”为名。她笃信佛教，一生茹素，直到现在，连我都搞不清楚她信的佛教是什么宗派，也不是净土，也不是禅宗，现在想起来，应该属于民间的善门社团。她也拜过师父，但师父不是出家人。

记忆里，外婆每个月都会多次去参加各庵堂的信徒集会，叫做“上供”(注：在一个厅堂里举行，供碗堆叠起来像一座山一样的叫一供)，有一堂一供、一堂三供，或是一堂五供，几堂几供，任人随喜发心。主要的斋主跪在供桌前，其他的人，就站在两边。外婆带我去参加过，念什么也记不得了，印象中的善书诗偈，念着“叫你修来你不修，变个老牛拉轭头”、“善似青松恶似花，看看眼前不如他，有朝一日遭霜打，只见青松不见花”、“前生穿你一双鞋，今生驮你十里来”等，庵堂里回荡着善诗的吟诵，像海潮似的声音，听起来很悦耳。

我最初信仰的启蒙，外婆是最重要的因缘。

当时很少看到出家人，但是外婆很尊重出家人。她常常告诉我：“三宝最好，三宝最重要，三宝功德无边，做人要尊敬三宝。”我当时根本不懂三宝，只知有观音老母。

外婆去参加上供，我偶尔会跟随她去参加，也因为这样，在四五岁就学会了《般若心经》，也懂得要吃素，我的性格和外婆是比较接近的。有时候，没有跟随外婆出门，她从外面回来会带一包的饼食回来，我就在门口等，所以我知道台湾话“等路”是什么意思。能够在庵堂分得到一点供果，也算是有一点地位的，就等于是现在说的“功德主”。给我的印象是，她带东西回来，没有让我感觉到她盛气凌人，她是高高在上的施主，她很伟大，而是感觉她很慈祥，很体贴安详地拿东西给我们吃。让人吃得很有尊严，很温馨，不是一种赏赐。她的劝善不是买卖性的，是没有条件的。她不会说：“你吃了要用功，吃了会开智慧，吃了会很有功德，吃了会消灾，吃了会健康……”她带回供果，很欢喜地分给我们。日后，我才稍稍懂得，外婆为我示范布施要做到“自他欢喜”的身教。

正文 四、外婆(3)

七八岁我与外婆长住的时候，她已经五十多岁了。她二十岁时生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二十五岁时生我，我为什么会去跟外婆住？因为我很喜欢外婆。

从小我学到外婆的勤奋、正派、勇敢、不计较。在家里，虽然不是排行长男，但是家里的人都顾忌我，对我的发言，我的意见，都会尊重。现在回想起来，是由于我的正派，我的懂事，我不顽皮，才让家人接受。我母亲喜欢打打小牌，赢了钱，是春风满面，输了钱就不是了。她身体不好，所以我从小就会煮饭、煮菜给家人吃，没去计较谁要去煮。对于家务，我自认我是认真用心地学习。像煮早餐，早上起来，一把米放到锅里煮，煮得快烂了，就要把一把面糊放进锅里头，也有几粒米，叫“糁儿粥”。配一点萝卜干等咸的东西，就是一顿简单的早餐了。假如“糁儿粥”馊了、坏了，我也会处理，就到田里割一些韭菜回来，洗一洗，在锅里炒一炒，混到粥里，就能把异味消除掉。

到了中午，没的东西吃，就继续吃“糁儿粥”。如果妈妈上街，会买一些菜、饭回来。虽然我不到十岁，煮饭给家人吃是难不倒我的。这种乐意为人服务的个性，也是遗传自我外婆。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外婆买来煮给我们吃，因为，外婆疼爱我们，小孩吃饱了，外婆要离开时，我就跟着回到她的家了。

外婆住的地方离我妈妈家很近，很早就一个人独居，但她没有独居老人的悲观落寞。每天精神奕奕，天未亮就到菜园劳动，帮街坊邻舍排忧解难，到善堂去共修……屋里屋外，始终是窗明几净。我常常感觉外婆的家，像童话故事里仙人的住处，四周飘着五色的云彩。

一九三一年左右，我的大舅母被大水淹死了。后来大舅又讨了一个后舅母，很凶，不久就分家出去了。外婆和二舅住，二舅不常在家，他是个牛贩子，现在的话叫牛的经纪人，就是牛在买卖的时候，专门帮人家评鉴这牛值多少钱。在那个时代，牛是一家的财产。人家要买牛，就找他看一下。他为人敦厚，是一个老实人。我比较喜欢他。

三舅活到近九十岁，实在了不起。他先是国民党，后来是和平军，再后来又在日本兵里工作，之后又在游击队，跳来跳去。我记得他最高做过“乡队长”，很神气，但我不喜欢和他亲近。

正文 四、外婆(4)

外婆与二舅的感情好一点，二舅也比较孝顺外婆，基本上当时外婆等于没有儿女了。因为外婆这三个儿子，各自成家立业，也各有各的路要走。因此，外婆离开他们早早就独居。不过她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人。也许，由于我外公的早逝，让外婆看透人间的无常，内心坚强起来。外公是做裁缝的，在我五六岁时，外公就去世了。当时不懂，还在玩闹，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亡，只觉得他怎么老是在睡觉。记忆中，外婆面对外公的死亡，并没太激烈的惊慌，只记得她轻声地哭唱着，像幽幽的祭文：“你为什么狠心抛下我，叫我一个人怎么办？”哀而不伤，但让人感受到夫妻之间情深义重的想念。我会和外婆住，是祖孙两人习性相近，她也是得其所哉。

不识字的外婆，是个有见识的人，坚持让我受教育，送我去念书。

记得，第一天到私塾去念书，念了一个字：“人”。这个“人”字，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把“做人”列为最重要的课题。试想，一个人行得不像个人，说的话也不像个人，再严重一点，礼义羞愧之心都没有，所谓“人面兽心”，人到了已经不像个人，那多没有价值呀！第二天，再学“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这些念诵的单字，都是生活上具体可见的实物，先生从我们看过的东西教起，这样的教育方式很有成效。

外婆送我去念书，一天要给四个铜板。十个铜板一角钱，也就是每天交四分钱。外婆每天给我四分钱交给老师，四分钱让我吃早餐，两分钱一个烧饼，得吃两个才能饱，天还没有亮就去念书了。

那时候念的书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都要背诵。由于战乱，时常要更换上课的场所，老师也是有一课没一课地教。由于学习无法连贯，加上也没有大人可以帮助温习课业，课文就不容易会背，经常记不起来。记得有一次，明天要背书了，内文老师也没有教，教了也记不得，吓得晚上睡不着。我就慢慢体会睡觉前回忆所念的书，嘴不动，苦思，醒来起床之前回想一下昨天晚上所想的，就记得了，这是我发明的“睡眠记忆法”，百试不爽。

那时候，战乱贫穷是社会的普遍写照。有钱就拿四个铜板去念书，没有钱就去不了。老师也谅解，他不会问你昨天为什么不来。他知道你家里没有钱。外婆给我几次去读书的钱，因为后来战乱、打仗、迁徙……难以有完整的学习环境。但不论迁徙到哪里，她都会想办法找到私塾供给我读书。那时候，我不大懂，有书读、没书读无所谓，因为我喜欢做家务，扫地、洗碗、抹窗子、整理厨房……

正文 四、外婆(5)

外婆独立自主，从没在她的口里听到她怨儿女的不孝，叹时局命运的不好，不论环境人事如何的险恶艰难，外婆总是安忍如一座山，平静如一泓泉。外婆的“忍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性格，让我在青年时期，只身渡海来台，只为一腔弘法的热血，不畏茫茫的未来，这种“忍得住”的性格，我想，是外婆影响了我。

外婆从不疾言厉色，好像也很少睡觉。她对任何人都是轻言细语。每当夜晚我睡觉了，她还在做晚课。有时候我还没有睡着，她端坐在床上打坐运功，肚子就“哗啦哗啦”翻江倒海地响着，有时候我还会被这声音吵醒。我就问她：“外婆，您肚子的声音为什么这么响？”她说：“这是功夫啊！”

一九四八年，我离开大陆前回到家乡去看她，问她：“外婆，功夫还在吗？”外婆说：“当然，功夫怎么能丢了？”那时候她应该已经六十几岁了。那时候，我自以为懂得一些佛法了，刚好有日本的飞机从空中飞过，我说：“外婆，飞机引擎声更响，那生死能了吗？对烦恼能解脱吗？对道德能增加吗？”外婆听完，脸色都变了。那时候的我，扬扬得意，自以为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念佛学院，并且在外面参学，我所知道的大和尚们的肚子都不会叫，他们都是讲究要道德、要慈悲、要有智慧。

数年后，我才惊觉，我的无知、我的残忍。外婆的功夫是她几十年的努力所成。我摧毁她心目中信仰的“成绩单”，我的得意换来她的失意，我对外婆很抱歉，我这样做是很不该的。

信仰是超越言语的文字。老太太虔诚礼敬，坚信举头三尺有神明，有善恶报应的观念，能行善助人。我想这样的心，比一个知识分子自私自利，只想图利自己的心高尚、神圣多了。外婆到底是一个有信仰善根的人，虽然不识字，但《金刚经》《普门品》《阿弥陀经》都会背诵。很多的偈语，她也都会唱，也唱得很好听。

外婆对我们的教育，是一种鼓励的教育。她也不会指使我们要怎么做事，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例如，我扫地的时候，她就会说：“有志没志，就看烧火扫地。”让人听了很欢喜，觉得要扫得更好、更干净。一般人认为打扫的“鄙事”，外婆视为是一种“品人”的方法，能不能成就，要从小地方着手。近年大企业在用人时，也都是从小细节观察一个人有没有用。像有个公司在招聘新人时，以在门口的鞋子有没有摆放整齐，作为录用的标准。他们的观点是：“连双鞋子脱下来都摆不正的人，如何放心交给他重要的任务？”

正文 四、外婆(6)

外婆经常带糖果回来。有时候我会拿一颗糖给别的小孩。她见了也很高兴，会满面笑容地说：“能分一点给别人吃，你很好啊！懂得结善缘！”外婆鼓励我把拥有的分享给别人的教育，我觉得现代的父母如果也能教小孩，把玩具、糖果，甚至把故事书、零用钱也分给贫穷的孩子，培养小孩“给”的性格，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是个温暖互助的人间净土。

有时候，卖小鸡的来了。她鼓励我：“你买一只！黑的、白的、花的，给你选。”帮我出钱，让我自己养。我养了几次小鸡、小鸭，细心地照顾它们。她看出我对小动物的爱心，告诉我：“你要爱护它，不要给它饿肚子哦，要给它有地方住，给它睡觉。”她教我要爱惜生命。外婆的“生命教育”是成功的，让我看到一只缺嘴的小鸡，会替它心疼流泪。如果我们的生命教育培养出的小孩心地柔软，懂得爱惜小动物，那么自然对人不会去侵犯，不会去伤害别人。

记得，邻家有个小女孩患有小儿麻痹症，常被一些顽皮的孩童欺负、嘲笑，甚至用石子砸。外婆叮咛我：“你不可以欺负她，不可以看不起她哦！残缺也是一种美丽。”是呀，外在的残缺还可以补救，心灵的残缺，像贪、嗔、痴，忘恩负义，对人的苦难没有慈悲心，这样的心灵残障比肢体的缺陷更让人痛心。

卢沟桥事变后，南京发生大屠杀，波及故乡扬州。日本军人四处放火杀人。外婆家很大，必定成为战火下摧残的目标。她招集家族成员说：“不要同归于尽。”意思是说：“你们都往后方逃难吧，让我留下来，我来看家。”她已经计划要牺牲了。外婆一介弱女子却有巾帼不输须眉的英雄气概。当时，我感觉外婆像大厅堂的神明，这样的伟大、崇高。

日本人轰炸家乡，把房子都烧了，四处有很多的破铜烂铁。外婆从废墟里把它捡回来，重新再使用。她叫我们爱惜，要节俭。外婆说：“破铜烂铁也能成钢！”她教我不要只看到表相上的“无用”，要能看到“无用的大用”。外婆的“慧眼”，看出破铜也具有钢铁的质地，让我在日后课徒或弘法度众的历程中，不轻易舍弃一人。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年冬岁残，我扛了一条被单，在大雪飘飘中随着人潮往后方逃难，第一站到兴化。第一天就住在一个善人的寺庙里，没有出家人，满清幽的。里头挤满了逃难的人，没的地方住，就给我们住在水车棚里。我们几十个人，就在那里安身，棚里的空间很大，容纳我们绰绰有余。逃难的人如惊弓之鸟，有栖身处，大家都万分感念这份萍水相逢的恩情。至于厕所、洗澡的问题怎么解决我已不复记忆了。

正文 四、外婆(7)

当时，我们随身都带一个锅，随地把两块砖头一放，随便抓点草啊什么东西来煮，填饱肚皮不为难也。冷天，大伙拾柴烤火取暖，还算能度日。遥望一百公里以外的南京城，火光冲天，布满整个天空。

就像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场战火不知要延烧到何时？留在家乡的外婆可否平安？虽有母亲在身边，但我小小的心灵，还是时时记挂着外婆的安危，只是不敢开口询问，怕母亲担心。

不知过了几天，外婆找到我们，来到水车棚。

劫后余生的外婆，告诉我们她一路惊险的情况，她怎么逃出日本兵的枪炮刺刀。她说，日本人一到，他们就烧我们的房子，在门外围满了稻草，眼看就要把她烧死。那个日本人正要擦火柴时，刚好另一边有个日本兵大声地叫唤他，他赶紧放下火柴，跑上前去。外婆就趁这“千钧一发”之际，逃开这场火劫。

两天后，外婆不放心家里被烧得怎么样，想回家看看。那时候我十岁，我跟外婆说，我跟她去。外婆最初不答应，但禁不起我的央求。我和外婆一起回到家。都过了大半个月后了，家里的屋子还在烧着，为什么呢？因为有黄豆、米谷在闷烧。

后来日本人又来把外婆抓去，我在后面追赶，日本人就踢我、打我。她近六十岁的老人，日本人抓她去煮饭。我二度和外婆失散，认不得路，回不到逃难的栖身处，自此过着流浪乱走的日子。

当年我才十岁，和外婆走散了，心里很想念外婆，但很奇怪没有害怕。因为，只要回想和外婆住在一起的清晨夜晚，外婆买回的烧饼油条，外婆在如豆的灯下，安详地诵着经文的声音，这些画面和音声具有强大的力量，让我感觉外婆还陪在我的身边。

这一路上，我看见了很多的死人，人间无数悲惨的情况。你问我当时吃什么，我现在也不记得了。可能沿路有善心人，给我一点米粥吧。乱世的悲歌，不是现在太平岁月的我们可以想象的。那时候，我看到一条狗，在吃死人，把整个死人的内脏掏出来，啃着咬着。死人肚里的肠子都没有了，只剩下两只手、两条腿、一个头。江面上，露出一具尸体，头朝下，两只脚朝上。我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再看下去，看到一堆一堆的尸体，也不腐烂。因为是冬天，都冰冻了。

正文 四、外婆(8)

过了几天，外婆找到了我。外婆说，她给日本人丢到河里去，好在外面穿着棉袄，沉不下去。流着流着，外婆抓到一条船的铁丝，就在叫三民桥的地方，看到一个帮日本人翻译华语的同乡，她急忙地向他挥手，那个人看到浮沉在大运河的外婆，赶快向日本人示意，说外婆是他认识的长辈。日本人就帮忙把我外婆拉了上来。

抗战时期，外婆为了爱护家族，誓守家园，差点葬身火窟。外婆逃出家乡找到我们藏身的水车棚，后来，又被抛到大运河。外婆逃过“火劫水难”两大灾祸，似乎冥冥之中有神明的保佑。而我想，这是外婆平时助人为善，才可能有奇迹的发生。

这些点点滴滴的往事，多年后，我才发觉，外婆在诉说时，平静无奇，好像在说别人家发生的故事。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却具有无比的勇敢和智慧。为了家庭，为了亲情，走过暗暗的长路。如果不是她的信仰给她依靠，如果不是她对家庭的责任，她怎能当下决断，要疏散家族，要我们不要“同归于尽”。现在忆想起来，对外婆除了有深重的敬佩，还有一份感恩不舍的心情。

当时，日本人在我们家乡见人就杀，后来由地方上的士绅组成的“维持会”，出来跟他们交涉、协调，要他们不要再杀人，答应供给日本人所需，这样才停止无辜的杀戮。

战火稍微平息后，眼见住房都烧掉了。母亲卖了一块田，建了一排大约六间的草屋。家里没几个人，外婆就跟我们一起住。

我应该是在那个时候，学会了“不怕”。不怕鬼，怕人；不怕死人，怕活人。我在死人堆里都能够跟他们睡觉。我的勇敢、沉稳，除了时代的洗礼，战争的磨炼之外，应该还要再加上外婆的“身教”。

经历这种艰苦的生活再加上外婆的影响，让我很勤奋。最初是捡铁钉来卖，还能卖一点钱。后来就捡桃核、杏核，可以卖给药房做药。也捡洋片(香烟盒里的铁片，可以把香烟撑持住)，洋片上都画了一些历史故事。现在“金玉满堂”教材卡片的构想(为弘法布教的图文教材，有十二套，一千二百张卡。有法语、古德语录、菜根谭、祈愿文等)，也是有一点来自这洋片的构想。

那时候儿童的游戏，就是把桃核、杏核拿来玩，还有像丢手帕、老鹰抓小鸡，官兵抓强盗……小孩总会贪玩，有时候迟归了，心也会慌，会怕被大人责怪。外婆总是站在门口等我，昏暗的天色下，我的外婆像黑夜里的灯塔，指引着我。

正文 四、外婆(9)

“洗手，吃饭去！”

外婆没一句呵斥，从未有疾言厉色，只问我吃饱没有，关心我的衣服穿得够暖否。

外婆擅长做腌酱菜，因此家里经年累月都不用去外面买菜。那时候，生活贫瘠到甚至看到油就想喝一口，现在富裕的生活，没有油水是怎样的日子，大家是想象不到的。没有油水，吃什么都会刮到胃，涩涩的不好吃。

我早晨捡狗屎，傍晚去拾牛粪，狗屎做肥料，牛粪做燃料，卖给人家。那时候能赚钱，我心里也很高兴。赚的钱，外婆要我交给母亲，因为母亲要供应全家生活所需。我赚了钱，外婆要我给母亲，外婆教我要报答父母恩，要我懂得母亲的辛苦。

以前我不敢将这件事告诉人，觉得拾牛粪捡狗屎，是一些卑贱的事。现在敢说了，因为，以现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环保行为，更是教导小孩如何懂得“人间生活不易”，能为家庭分担负担、能自立工作，才是有尊严的人生。

外婆为人公平公正，人家有什么事，都来请她评个理。她有这种能量，人家跟她讲什么，她讲一下，大家都能欢欢喜喜地回去。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大舅母很不孝顺，常常对我外婆大声说话、忤逆、无理，邻居看不下去，和她说：“你的大媳妇非常不孝哦！”外婆很温和地回答说：“不会啊！她对我很好呀，有时候我去她家里吃饭，她会请我上座，还帮我夹菜。”此时，我的大舅母正在门外，听到了外婆的话深受感动，后来脾气改了很多。因此，我在佛光山大悲殿外刻《普门品》的壁画：“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若人持刀枪来了，慈悲对他，刀枪就没有了，说的就是我外婆的故事。

我的外婆是大脚，穿青布衣，一个何其平凡渺小的老太婆，她虽渺小如宇宙的微粒浮尘，但在我的心里，却有如巨星的光辉。

外婆陪我走过战火，我们祖孙两人相依为命，四处流浪逃难。看见那些尸体，就想起一句话：“当初永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路边的死人，都被野狗吃了，很可怕。外婆怕我心灵受伤害，就告诉我“面对死亡，不要惊慌”。

正文 四、外婆(10)

外婆的一生，她从信仰里得到安住身心，从慈悲里面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外婆常常赞美我“从小一看，到老一半”，“李家的这一棵树，就看你这颗李子红了”。意思是，看一个人小的时候怎样，就知道长大以后是什么样子了，也是鼓励我要上进的意思。

我十二岁出家后，二十二岁时曾和外婆见过一面，这之后就没有再见过外婆。一九八一年，我和弟弟国民在美国见面。他说，外婆在我离开大陆不久后就往生了。料想不到，二十二岁那年一会，竟是和外婆天人永隔。

记得最后一次看到外婆，她坐在一棵树下，手里一面做着针线——那么年老了，还是闲不住。一面跟我讲：“我的身后事，靠你那几个舅舅是没有指望了，希望我把后事都交代给你。”我那时候年轻，不懂什么叫后事，不过心里想，外婆交代的事我一定照做。想不到，海峡两岸一相隔就是数十载，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但是，就算隔了多久的岁月，外婆安详的面目，慈悲的言行，都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据大陆的家人说，外婆是在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四年间往生的。

我当时将五千美元，托国民弟返乡时为外婆建塔纪念。一九八九年回乡探亲，国民弟未遵守我的托付为外婆建塔，只盖了个纪念堂。纪念堂中间有他刚逝世的妻子秀华的遗像。我为外婆感到委屈，外婆疼爱我们的情义，帮助多病的妈妈照顾我们的三餐，难道这个恩惠，我们可以不回报吗？记得有首诗写着：“记得当初我养儿，我儿今又养孙儿，我儿饿我由他饿，莫教孙儿饿我儿。”这是天下父母心，难道后代儿孙，连起码反哺亲恩的心都没有了吗？

因为想念至极，有次做梦终于梦到了她老人家。

我对着来来往往的路人，焦急地询问：“有看到我的外婆吗？”我到了一间宽大而破旧的屋中，在一个壁橱里见到了外婆。她面黄肌瘦，好像不愿再看这世事沧桑，双目紧闭，面无表情。我向前握住外婆的手，外婆微微地张开眼，像是很意外的样子，她从橱柜里一步一步走出来，沉默地对着我，只是摇头叹息。我想，外婆心中一定有很多话要说，只是旁边站了人。那是慧龙、道悟、杨慈满等，我支开他们。外婆说：“人间有不同的人，树上结不同的果子……”再没说什么，就快步在云雾里飘散了。我立即大叫：“外婆！外婆！”

正文 四、外婆(11)

醒来，我才知是一场梦，这也是外婆唯一一次入梦来。

二　七年，寒山寺赠送“和平钟”时，我写了一首诗：“两岸尘缘如梦幻，骨肉至亲不往还；苏州古刹寒山寺，和平钟声到台湾。”

写这一段，不禁想到与外婆杨柳树下一别竟成永诀，不禁泪眼潸潸。

至于外婆葬在哪里，只有以一句“踏破茫海无觅处，不知何处葬外婆”来形容了。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们没有外婆，我们都要饿死的。

我的父亲应该是在我十岁时外出经商，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南京大屠杀中殉难。那时候，如果没有外婆的扶助，多病的母亲是养不活我们的。

我外婆有一弟二妹，有一位也是出家的比丘尼，我们叫她“师公”，我也曾在她的庵堂住过一个月。还有我出生不久后，拜一个庵堂的比丘尼做师父，因为按照家乡习俗，小婴儿拜个“师父”比较容易平安长大。

十八岁那年，我这位婴儿期的比丘尼师父，请托外婆，一定要和我见一面。我不肯，和外婆说：“我是比丘，不能认比丘尼做师父。”外婆似乎听不懂我的说明，还是再三地要我和这位比丘尼师父见一面。我无法推辞掉外婆的好意，只好退让一步。我告诉外婆说：“我可以和她见面，但不要和她说话。”这段和我婴儿期的比丘尼师父十八年后再见的情景，已渺渺不复记忆了。因为我的心中装满了外婆温厚的话语，还有她信守对人承诺的诸多忍耐，当然是装不下其他人事的印象了。

我出生后“拜师”，应该也是我外婆的意思吧！外婆有所用意地为我“穿针引线”。我想，这是外婆希望把我接引到三宝门中，可免受战争无情的苦难，远离人间无常的折磨。

外婆是万能的，让我在童年的夜晚，不惧怕鬼怪野兽，有了外婆，我什么都不怕。

初出家那几年，佛堂供奉的观音菩萨常常变换成外婆的面貌，外婆安详温暖的声音，常常让我想念，使我在午夜梦回时，泪湿枕巾，不知何年何月能与外婆重逢？

正文 四、外婆(12)

现在我八十多岁了，外婆去世已经近一甲子，外婆笑容可掬的神态，至今还刻在我的心版上。外婆并没有离我而去，她温顺、谦恭、柔和、勇敢、承担，她的与人为善，她的给人欢喜……这些精神思想，都流入我身心的血液了。

我想起外婆腌渍酱菜的坛口封着紧密的渍物，经过时间的酝酿，入口最为香脆，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沉得住、耐得住，才会有所成。外婆从善堂带回的果品，让我在稚嫩的心灵种下佛缘。因此，我鼓励佛光山派下的别、分院道场，在法会或活动时，要备办结缘品分给大家带回去。因为，带回的不是糖果、饼干，而是有礼佛敬佛心意的芳香。这若干的果品，散到哪里，都会为众生种下妙因善缘。

我想念外婆肚子“咕噜噜”的声响。她引以为傲的信仰成就的神功。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深深生起对外婆忏悔的心情。当年我自以为了不起、有学问，无的放矢的轻率言语，伤害了外婆的信心，也让温柔敦厚的外婆黯然神伤。

我感谢我的外婆，感谢她抚养教养我的恩德。最要紧的是，她的慈善言行，她的正义勇敢，她的不和人计较的宽大心量，让我看到传统妇女的勤练忍耐里洋溢着大智慧；在为亲人家族的付出中，她们所持守的是无有怨悔，不求回报的菩萨心肠。

“偶像”是内心崇拜的圣贤。外婆的慈悲，从不疾言厉色的温柔，她的贤惠勤劳，使她成为我幼年时的偶像；她的仗义执言，常为左邻右舍排难解纷，更使她成为我童年时的英雄。

童年扬州的雪景不复再现，我与外婆共住的小屋已人事全非。外婆当年跌落的河流今犹在，立在桥边的我，望着流不断的水流，遥想那时候外婆豪迈的言语，述说她逃过日本兵的英勇经过。今日忆及，除了缅怀感念，还有一份对外婆的疼惜与不舍。

六十年悠悠过去了，外婆的形体虽遍寻无踪，但我视每位长辈为我的外婆，让外婆活在我的心里，长长久久。虽然我与外婆已生死隔绝，长大成年后，我不断有新的偶像群，但外婆永远是我生命的第一个偶像。一片森林，如果没有最初小小根芽支撑着，呵护着，提供它们所需的养分，怎能有希望长成枝叶繁盛，绿意洒遍的丛林呢？

外婆的音容、形象、精神已深植在我的心田。感谢外婆，让我结下深厚的佛缘；感谢外婆，让我在童年时学习到应该爱护生命，懂得勤奋精进，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热心热情，六十年来，无怨无悔地弘法利生。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1)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

历经民国缔造，北伐统一，国共战争，吾母即为现代史；

走遍大陆河山，游行美日，终归净土，慈亲好似活地图。

这是我为九十五, 岁高龄的老母——李刘玉英居士(大家称她老奶奶)，所写的一副挽联。

守在灵前，我再一次深深地凝视着母亲：皤皤的银丝，整齐地衬托着她安详的容颜，使我忆起小时候守在床边，等待母亲起床的情景。

这一次，她终于放下了一生的牵挂、辛劳，永远地休息了。

就在她往生之前的二十分钟——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凌晨四时，在美国洛杉矶的惠提尔医院中，她还叮咛陪伴在身边的现任西来寺住持慈容法师：“谢谢你们为我念佛，我现在要走了，千万不要让二太爷(‘二太爷’是母亲对我的昵称)知道，免得他挂心。”

十几小时的飞行，我从台湾赶到母亲的身边，随行的有母亲熟悉的慈庄、慈惠、依空、慧华等。

母亲，请您原谅孩儿的不孝，虽然您苦心吩咐不要让我挂心，但我也了解：您是多么渴望在一生的最后一刻，让孩儿握着您的手送您一程。

前几天，一场小小的感冒，把母亲送进了惠提尔医院。五月二十九日的白天，母亲精神出奇的好，对围在床边的家人及法师，讲说着她永远讲不倦的“劝世文”，西来寺法师们还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如何庆祝她即将到来的九十六岁生日。

如果我向她报告：在台北佛诞的法会上，有两万多人听我讲话。她一定会高兴地笑着说：“两万人听你讲话，但是你得听我一个人讲话。”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2)

现在，我只有用“心灵传真”说给她听了。

我遵照她的遗愿，不让人知道。四天后，六月三日星期一上午九点，我们把她送到西来寺附近的玫瑰岗公墓火葬。

在众人的诵经念佛声中，我轻轻地按下了绿色的电钮，一阵火、一阵风、一阵光，永远地送别了母亲。

当初，二十五岁的母亲，生下了我的身体。现在，七十年后，母亲的身体却被我火化了。

母亲好像一艘船，载着我，慢慢地驶向人间。而我却像航天飞机，载着母亲，瞬间航向另一个时空世界。

母亲，在风火光中，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的圣莲上，请您稳稳地坐好，不要挂念这个世界，不用担心您的儿孙。

我在心中默默地念着：

娑婆极乐，来去不变母子情；

人间天上，永远都是好慈亲。

从玫瑰岗回西来寺，突然觉得少掉了很多，又增加了很多。在心理上，虽然我早有准备，但仍免不了会有浓浓的怀念。生死是世人解不开的谜，佛陀当初领导着信仰他教法的弟子，要解开生死的秘密。很多信徒关心我的悲伤，但我感觉：生者何尝生？死者又何尝死？生死只是永远生命中的一个段落而已。

心定法师捧着母亲的灵骨，我抱着母亲的遗像，回到佛光山，举行了怀恩法会之后，母亲一生的影像，更加清晰地映现于脑海。

母亲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贫苦的乡村家庭，也因此养成一生勤俭的习惯。没有念过书、不识字的母亲，却经常口诵一些令人深思的诗句。例如，“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这就是五十五年前听她诵念的苏东坡诗句。事实上，不只口念、心念，母亲甚至以一生的生命来实践这些诗句。所以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她几乎都能随口说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3)

童年跟着母亲过苦日子，从未见过她为贫穷烦恼忧愁。她常告诉我们：“一个人要能‘贫而不穷’，见到琳琅满目的物品，只要你不想买，你就是富有的人。”基于这样的理念，她一生不好置物。有几次，家里的钱比平时多了些，她立即拿去换了很多零钱，随缘施舍，以施舍为富。她的理由是：“一文逼死英雄汉，一文也可救英雄。”

经常，家里都是家徒四壁、无三日之粮。但她一点都不罣碍，照样到处为人排难解纷。只要听到某人有困难，或有人上门诉苦，她立即把胸膛一拍，保证为对方效劳。有一次，邻居的媳妇被婆婆欺负，哭闹着要回娘家。母亲告诉她：“你婆婆刚才来过，都说你好话，说你贤惠、说你勤俭、说你会持家，怎么你现在倒怀恨起婆婆来？”媳妇听得目瞪口呆。从此婆媳和好，再也没有类似的问题发生。

母亲对饮食的需求很淡薄。童年时期，家中因为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买大鱼大肉，但在十八年前母子联络上时，七十七岁的母亲，看来仍健壮高大。很少人相信，在“文革”时期被定为“黑五类”(因我在台湾的关系)，每个月收入只有十一元，三餐不饱的母亲，能够健康良好。

说穿了，母亲不以饮食为主要的养分。她以对人的热心相助、见义勇为、乐善好施为营养。

十多年前，我有机会把母亲接到美国奉养，满心欢喜地准备各式素菜，孝敬她老人家。谁知每一餐，她的筷子动来动去，永远只是豆腐乳、酱瓜两样，再配上稀饭，偶尔加上一杯茶，这就是她最中意的佳肴美膳。如果要让营养专家来检验母亲的养生食品，恐怕他们要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美国副总统戈尔访问西来寺期间，我随侍在母亲身边。她虽不像几年前那样健步如飞，却也是谈笑风生、慈祥恺悌。最令她皱眉的是：物质丰富的现代人，既不知惜物，又不好好惜福。她对此很不以为然。她常训诫儿孙：“一个人要知福、惜福，才有福。福报就像银行存款一般，不可随意花用。”对于这些话，她一生力行不渝。她在房间四处取用方便的卫生纸，抽出来之后，首先把薄薄的两张分开，再撕成四等份，这样至少可以使用八次以上。所以对于有些人竟然丝毫不知疼惜，随意把洁白柔软的卫生纸，轻忽地一抽，就用来抹桌子，真是让她看在眼里、疼在心里，难怪她要皱眉了。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4)

安贫、知足，甚至“以贫苦为气节”，是母亲一生最好的写照。

母亲一生中有几件得意的事情：其一是她虽自奉十分勤俭，却乐善好施。六年前，她终于来到她儿子创建的台湾佛光山。在两万人的信徒大会上，大家热烈地对着她高呼：“老奶奶好。”她一生未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但她既不怯场，也不慌张，高兴而热络地挥着双手与大家打招呼，接着又用扬州话给大家做了一段“开示”。我也临时充当了母亲的翻译员。她说：“佛光山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天堂就在人间，希望大家好好地修行。过去观音菩萨在大香山得道，我希望大家在佛光山得道。大家对我这么好，我没有东西给你们，我只有把我的儿子送给大家。”

亲自把儿子“送”给大家之后，母亲打从心底里高兴了起来。我想，如果她年轻时就知道有“器官捐赠”这种事，恐怕连头目脑髓、五脏六腑，统统签下捐赠同意书。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片舍己的慈心，母亲另一件得意的事情就是：外婆生下他们四个兄弟姐妹，直至母亲往生以前，四个人都健在，加起来的年龄有三百六十多岁。母亲自己生了四个孩子：长子国华、长女素华、我和小弟国民，平均都有七十多岁，四个人合起来也有二百八十几岁。尤其历经“文化大革命”时期，多少人妻离子散、死于非命……我们这样“黑五类”的家庭，竟然每个人都能够无恙，母亲认为是仗着佛菩萨的光明，大家才能平安无事。

除了安贫、知足、惜缘、惜福、能舍，信仰就是母亲一生最深厚的财富。而端庄的威仪、当仁不让的勇敢，则可说是她与生俱来的两种特性吧！

可能是受到外婆的身教的影响，母亲一生都注重威仪，“站有站相，坐有坐相”。站着，她从不晃动身体，坐下来绝不跷腿，而且一生从不倚靠椅背，即使坐在床上，也不倚靠枕头、棉被。

近年来，我有能力孝养她，就为她备置一套沙发靠椅，希望她可以坐得舒服些，但是多年来从未见她使用过。

不管何时见到母亲，她总是衣着整齐。对于衣服，无论如何破旧、缝补过，她都不计较，但是一定要穿着整洁。这些年，慈庄、慧华等人很热心地为她添置了许多新衣，但是她从不轻易更换，母亲念旧与惜物之情，可见一斑。后来我又发现，母亲不重视外形，只重视心意。有一次，我陪伴着她走到西来寺，我说：“母亲，我们今天改走后门，上去比较近。”母亲回答：“上等人，主人迎上门；中等人，有人接待人；下等人，求人都无人。前门后门不要紧，只要到了西来寺可以看到人。”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5)

在西来寺的佛殿，我说：“我来点香给您拜佛。”母亲回答：“不要紧，佛祖哪里要我们的香？哪里要我们的花？佛祖只要我们凡夫的一点心。”

和母亲在一起，通常都是她在演说佛法，我在旁洗耳恭听。有一次我讲《金刚经》，不知道母亲就坐在后面听，等我下来了，她批评我讲得太高深了，怎么可以告诉大家“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呢？“无我相”倒也罢了，如果“无人相”，心中眼中都没有他人，还修什么行呢？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哑口无言，同时也领悟到母亲坚持要“有人相”，正是我努力推行人间佛教的批注。

母亲无论说话、走路，向来是安详有序。即使天大的事情发生，她都不乱方寸。许多在佛教学院受了多年教育，后来又出家受戒的徒众，都万分敬佩母亲这种与生俱来的威仪、风范。

母亲一生历经许多战争、多次的悲欢离合，几度面临国破家亡，我们兄姐弟四人，没有人看到过母亲掉眼泪。

七七事变，日军在卢沟桥发动战争。这一年冬天，战事蔓延到南京，母亲站在扬州的一条公路上，看着自己的家遭到日军恣意的焚烧，当时还年幼的我，紧紧跟随在她身边，亲眼见她若无其事的样子。就在抗日战争期间，国军部队极力搜寻壮丁，几乎每天都要应付好几次这种事情。当时二舅刘贵生正好在我家，那天又来了一批抓壮丁的人，二舅立即到厨房的稻草堆中躲藏，可惜一条腿露在外面，还是被拖出来带走了。过了一两天，母亲找到了当地的警察局局长，提出申诉：“我兄弟上有老母，如果你抓走了他，一家孤儿寡母，生活无人负担，只有统统到你家生活。”那位警察局局长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很快释放了二舅。旁人见了这一幕，以为母亲是有办法、有后台的贵夫人，朝她面前一跪，请求搭救亲人，后来竟也让她救了出来。

这类事情很多，母亲也以此自豪，但有一次却发生人命关天的无妄之灾。一位母亲尊为义父的邻居，竟然在家里被水桶的绳子一绊，跌了一跤，死了。这家姓解的邻居家贫，无力负担丧葬费，有人建议母亲设法代买一副棺木料理后事。母亲当下点头同意，并即刻搭船上街去备办所需。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6)

谁知解家的儿子解仁保，竟找了很多人将尸体抬到我家里来，说我家打死人了。人多口杂，一下子闲言四起，群情哗然，议论纷纷。当时正是盛夏季节，家家户户的农田都缺水，经常发生抢水事件。被水桶绳绊死的人，被说成是因抢水被人打死，许多人也就顺理成章地相信了。

扬州派了很多人来验尸，母亲在回程的船上听说这件事，立即将棺木、寿衣退回，准备面对这场官司(由于这起事端，后来尸体直至腐烂、滴血，仍无人闻问)。当晚家里来了好多人，要把父亲抓走。当时年幼的我，被这扰攘的声音惊吓得躲在床下探看，不敢出来。父亲被逮捕送到扬州。两天后，父亲经过初审回来了。随后案子被送往苏州高等法院审判，父母亲是被告，所以都去了苏州，而原告解仁保不知何故没有到庭。可能因为苏州是个大城，而邻居解家诬告我们，原来只希望图个小利，没想到现在却要备办经费，万一输了，后果更是不堪设想，所以他缺席了。

法官问母亲：“原告为何没来？”

母亲答：“不知道。”

法官再问：“人是你们打死的吗？”

母亲答：“不是。”

由于母亲神态自若，不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所答也都清楚明了，所以当下被宣判无罪。

后来母亲一生都很自豪于“很会打官司”。

我出家以后，在佛学院读书，母亲还热心地托我为解仁保找工作，一点都不以当年解家的诬告为忤。母亲实在是位宽厚、豪爽的女中英雄。

战争期间死了好多人。有一次，母亲走路时居然踢到躺在地上的一个阿兵哥，阿兵哥还活着，母亲宽慰他：“你不要动，让我来帮助你。”说完立即回家，找了一块门板，并且请邻居将这位阿兵哥带到后方。过了一段时间，我还亲见这位阿兵哥升了官，身上带了一把手枪，到我家来感谢母亲的救命之恩。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7)

在这样的枪林弹雨中讨生活，我们这些不知人间悲苦的战争儿童，无聊时，常在一场战役过后，跑到战场去，以点数死人为乐。母亲虽然三令五申警告我们兄弟不准去，我们还是有一两次溜去。有一次，在牌桌上，母亲听说有两个小孩在点数死人时被临时引爆的炮弹炸死了，她立即匆匆忙忙出来寻找，见到我们安好无恙，才放下心来。这是我记忆中，母亲最着急紧张的一次。

前几年，我在南京雨花台，李先念先生公子的居所附近买下一个精舍，环境十分清幽，我请母亲安住于此。许多信徒从台湾赶来探望母亲，比如，台湾省生命线的创办人曹仲植居士、为善长乐的电视制作人周志敏居士、“立法委员”潘维刚小姐、“小王爷”陈丽丽小姐、企业家刘昭明居士、作家符芝瑛小姐等。母亲好客，总是欢喜热情地招呼大家。一本数十年的传统，家中若有六个人，必定预备八个人的饭菜，免得客人远来，临时张罗，让人家久等。每天一早，家里必定预备一大壶茶，以备客人一到，立刻可以奉上。有一次我回家探亲，家里来了子子孙孙好几十个人，一齐围绕着她。母亲愉悦之情溢于言表，她说：“万朵桃花一个根。”母亲就是这样一个重视家庭伦理的人。

一九八九年，母亲第一次在西来寺过年，我陪伴在她身边。说起当年她嫁给父亲，只凭着外婆的一句话——因为父亲是个忠厚的老实人。父亲曾经营过香烛铺、成衣店，但都经营不善，家里的田产也都赔了进去。唯有经营素菜馆时，一流厨艺受到远亲近邻的赞美。在中日战争南京大屠杀时，父亲失踪。当时未满四十岁的母亲，带着十二岁的我到城里寻找父亲。路过栖霞山时，无意之中，因为一句话，成就了我出家的因缘。我曾问过母亲，当时怎么答应我出家呢？母亲说：“我看你是一个有前途的孩子，母亲没有力量培养你，你能在佛教中读书上进，有什么不好呢？”真感谢母亲开明的观念。

母亲受人点滴之恩，都是涌泉以报。当年唐山大地震，她唯恐受波及，不得不由扬州前往上海表兄家避难，暂住数月。我和她相逢这十八年来，她不断地要我给表兄家送去收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等各种物品，以答谢当年表兄的收容之恩。由于母亲重视怀恩报德，后来我在佛光山台北道场、佛光山台南讲堂等处都设立了“滴水坊”，就是取源于母亲“滴水之恩、涌泉以报”的精神。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8)

常有人赞叹与我说话如沐春风，心开意解，但是在母亲跟前，我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只要母亲开口，大家都自然地屏息倾听，往往从三皇五帝定乾坤开始，一直到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乃至邓小平、***等，她都能津津乐道，侃侃而谈。

有一次，我到大陆去探望她老人家，一阵寒暄过后，我打开皮箱，将送给母亲的衣物奉上。母亲看了说：“你买衣服给我，我也要给你一些东西。”说完，从枕边拿出十几双袜子放在我手中。我对母亲说：“我一双袜子要穿一两年，您买了这么多袜子给我做什么？”母亲回答：“儿子啊，你可以活到两百岁。”

过一会儿，母亲又如数家珍般，将她收集的名片，一一翻出来给我看。这时，我也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我的名片递给她，母亲笑眯眯地说：“哦，这是佛陀的名片啊。”母亲就是这么一位幽默风趣的人。

有一年春节前夕，她为孙子李春来买了一双新鞋。谁知在回程的路上，看见一个穷人在寒冬中赤足而行，她自然而然就将鞋子送给了那个人。春来回家听说奶奶为他上街买新鞋，雀跃欢喜，但奇怪的是到处都找不到，看见孙子找得愈来愈心焦，母亲连忙说：“找得到，是好兆；找不到，是佛光普照。”春来听了，觉得“禅机隐隐”，知道奶奶向来乐善好施，于是他穿着旧鞋，也过了个愉快的年。

一九四九年，我率领“僧侣救护队”来到台湾，从此与母亲音讯隔绝。当时，大陆谣传我在台湾已易服从军，位居师长高位，从此一家人都被打入“黑五类”，母亲也因此连累受苦，每天都要靠做工换取口粮。“文化大革命”期间，公安人员将母亲抓去，严厉地威吓她：“你儿子在哪里？快说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母亲回答：“天下父母养育儿女，都希望能留在身边孝顺；腿长在他身上，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

“你儿子写给你的信我都收到了，你怎么会没跟他联络呢？”

母亲并没有被公安人员咄咄逼人的话吓倒，镇静地说：“我儿子的信你既然收到了，你就应该知道他在哪里，我不知道。如果你真的要找他，你拿路费给我，我去找。”接着还“劝告”他说，“我生儿子没享福，反倒惹来了一身霉气，所以我奉劝你以后不要养儿子。”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9)

一九九　年，她到台湾佛光山来，有记者问她：“您觉得台湾好，还是大陆好？”对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在旁边为她暗暗地捏了一把汗。没想到，母亲神色自若地回答：“台湾经济繁荣，民生富裕，但是我年纪大了，比较习惯在大陆居住。”她自然而得体的应对，折服了在场所有的人。

其实母亲的机智，在她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表露无遗。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因为事事留心，再加上从香火神的戏码里得知许多中国民间忠孝节义、因果报应的故事，也学会不少成语诗句，所以不但出口成章，而且还常常纠正我念错的字。直至今日，我经常告诉徒众：“我是从不识字的母亲那里，认识许多字的。”

有一个徒众问她：“奶奶，出家有什么好处呢？”

母亲信手拈来，自然地顺口诵出：

一修不受公婆气，二修不受丈夫缠，

三修没有厨房苦，四修没有家事忙，

五修怀中不抱子，六修没有闺房冷，

七修不愁柴米贵，八修不受妯娌嫌，

九修成为丈夫相，十修善果功行圆。

说完，爆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连我也想象不出，为何母亲能出口即刻成章？

来佛光山的信徒问她修持法门，她说：“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修持？我只知道本住一心，从善心出发，地狱、天堂随心转，当下发心，即是天堂。清净佛道、荣华富贵全在我们一念之间。”

母亲的机智幽默及富含禅机的言语，为她赢得很好的人缘。她自己也很得意，不只大家听她说话，连平时要说话给人听的儿子，也欢喜听她讲古。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10)

母亲是一个天生“老婆心切”的人，我到各地弘法时，母亲还帮我教育弟子。有一次，她向就读西来大学的法师们说：“你们僧团里人多，可以有意见，但要懂得融和哦，因为你们师父事业大、佛法大、发心大，你们也要跟着他，把心发得大起来。”

当时胜鬘书院的同学正好到西来寺游学参访。母亲见到她们，又换另一种语气：“小姐在家也可以修行。以前我常鼓励一个做法官的朋友，告诉他，公门里好修行。后来他把死刑犯改判为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十年的改判五年。这些受刑的人得到恩惠，都改过向善，真是功德无量。带发修行，更方便在各行各业中积德。”

有一次，我赞美她说：“您老人家好慈悲啊！”

她回答：“如果我不慈悲，你会投胎到我这里来吗？”

我回想起来，在扬州老家时，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每天都到运河挑水回家，将水煮开以后，亲自倒在碗里(当时没有茶杯)，一一放在凳子上，供附近小学的师生们饮用，后来大家一致称呼她为“老奶奶”，以示尊敬。没想到“老奶奶”三个字，也可以跨越海峡两岸，甚至响遍世界。

记得有一年，我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主持佛学讲座，母亲特地从上海远渡关山到九龙看我。在前往会场前，她告诉我：“我知道你今天要去演讲，怕你分心，我就不去了，在家里等你回来。我们是‘多年枯木又逢春’，你要用心把大家带到极乐世界去。”

是的，母亲大人，孩儿谨遵教示。

每次我到美国弘法，尽管十分忙碌，但每天仍抽空到母亲那里晨昏定省，略尽孝思。每次见到她对我那种殷切盼望的神情，总是心中不忍，所以虽然身边有许多事情还未处理，我也都坐上一两小时，和她闲话家常，有时甚至谈到深夜时分。后来儿孙辈知道了，就常提醒她：“二太爷该去睡觉了。”“二太爷还没吃饭。”“二太爷等会儿要开会。”“有客人在等二太爷。”母亲十分体贴人意，每次一听到这些话，总是催促我赶快回去。

正文 五、母亲，大家的老奶奶(11)

母亲往生后，我在美国寓所设置灵堂。在香烟袅袅中，往事一幕幕袭上心头。六年前，就在这间屋子里，母亲从楼梯上摔下来，跌断腿骨。当时我正搭机前往澳洲弘法，得知消息时，她已开刀完毕，正在疗养恢复当中。她知道自己骨折后，第一句话就叮咛西来寺的住众：“不可以通知你们的师父，他在外面弘法，不要让他挂念我。”

母亲有她自己的人生观：“人要存好心，给人欺负不要紧。你看，我经过北伐，经过抗战，经过‘文化大革命’，多少的磨难，多少的艰辛，我还不是照样活到九十几岁？”

母亲来到台湾佛光山那一年，万国道德会正在编写《贤母传》，想采访母亲。我征询她老人家的意见，问她要不要让人家写。母亲连忙摇头说：“不要，人愈小愈好。”然后不胜怜惜地对我说，“你这样‘大’，不苦吗？”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这一切，言犹在耳，而母亲已经离开了。

六月十六日，承佛光山徒众的孝心，为母亲举办了怀恩法会。事先我一再告诉徒众不可惊扰信徒，没想到，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拥入如来殿大会堂悼念母亲的宾客络绎不绝，竟达五千余人。此情此景，让我想起母亲初来佛光山时，曾经向大家说：“佛光山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心中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我要我儿子好好接引大家，让大家都能成佛。”

如今，母亲世缘已了，应该会回到另一个地方，整装待发，就像移民出国一样。以她这样一位“有人相”，充满人间佛教性格的人，必定不舍众生，相信不久以后，她必定乘愿再来。

正文 六、苦行(1)

六、苦行

苦行，是指佛教修行人所过的一种刻苦自励的修持生活。当初佛陀曾有六年的苦行生活。佛陀十大弟子中的大迦叶尊者，每天“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平日或在山崖静坐，或在水边观想，甚至在冢间修行，都视之为“苦行”。由于大迦叶尊者专修头陀苦行，所以在诸弟子中，有“头陀第一”之称。

在中国佛教里，历代的祖师大德们，多数也都是从苦行中出身。例如，雪峰禅师任饭头，庆诸禅师任米头，义怀禅师任水头，佛心禅师任净头；乃至六祖慧能大师磨房舂米，稽山禅师入山采薪，临济禅师锄地栽松，仰山禅师开荒牧牛，丹霞禅师莳花除草，洞山禅师耘锄茶园，赵州禅师扫地，云门禅师担米，玄沙禅师砍柴，懒融禅师典座等，都称为“苦行”。

苦行是出家人应有的修行过程，也是僧侣应有的密行。我回想起自己从小出家到现在，七十余年的僧侣生涯，说我多么有修行，自己不敢直下承担。不过一路走来，已经到了人生的风烛残年，我总应该有些许的生活点滴可以略微表述。

我青少年时，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勤苦耐劳，热心服务。所以在栖霞律学院六年的生活中，除了读书以外，平日上山砍柴，到两公里外的地方挑水，尤其六年的行堂，为人添饭加菜等服务，我都做过。那时丛林的寺院建筑，没有现代化的动线规划，斋堂(餐厅)离大寮(厨房)，可能都有二三百公尺之远。每日三餐，不但要挑饭担菜，尤其要挑水洗碗，来来去去，三餐所花费的时间，总共加起来就占去了整个生活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另外，清晨三点半起床做早课，加上还有晚课、午殿，就是所谓的“五堂功课”。

一般说，行堂、典座在佛门里都被列为“苦行”的行单，但我并不以为苦，反而觉得“服务为快乐之本”。在这一段“苦行”的岁月里，我从行堂工作中，练就了“神乎其技”的身手，可以把碗筷玩弄于手掌之中，收放自如，得心应手；挑水打饭，更是如同腾云驾雾，毫不费力。从作务里我感到无比快乐，从来没有生起厌倦之心。

正文 六、苦行(2)

修行，有所谓“乐行”，有所谓“苦行”。我在“苦行”的生活中，能够感觉到生命活得很踏实、很快乐。在自己后来的人生岁月中，一直以此感到自豪。

寺院是我们学习的地方，过去称为“丛林”。所谓“丛林”者，要能接受十方僧众挂单；在接待十方时，都有很严苛的要求，才能让云游的僧侣奉行规律，接受调教。

回忆起十五岁那年，我在栖霞山接受佛教的比丘三坛大戒。记得第一天报到时，戒师问我：

“你来受戒，是师父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发心要来？”

“弟子自己发心来的！”我这么回答。

哪知说过以后，戒师拿了一把杨柳枝，在我头上猛打一阵，我顿时眼冒金星，感到很错愕：我有什么错吗？这时只听得戒师慢条斯理地说：

“你很大胆，师父没有叫你来，你没有得到师父的允许，自己就敢来受戒。”

听了这话，觉得“说得也是”，心里平服不少。

第一位戒师问过以后，走到第二位戒师面前(戒师就等于现在的口试官一样)，结果他问了同样的问题：

“你来受戒，是师父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要来？”

刚才被打过，懂得应该要“尊师重道”，因此赶快说：

“是师父命令我来的！”

哪知话才说完，戒师也拿起一把杨柳枝，在我头上猛打，一边打一边说：

“岂有此理，假如师父没有叫你来，你连受戒都不要了！”

想想也对，说得不无道理。这时他叫我再到第三位戒师那里，问题还是一样：

“你来受戒，是师父叫你来的，还是你自己要来？”

正文 六、苦行(3)

前面被打过两次，有了经验，就回答：

“戒师慈悲，弟子来此受戒，是师父叫我来，我自己也发心要来。”

我自觉这种回答应该天衣无缝，合情合理。哪知戒师仍然拿起杨柳枝，一阵抽打后责怪说：

“你说话模棱两可，真是滑头。”

到了第四位戒师那里，问话改变了，他问：

“你杀生过没有？”

杀生是严重的犯戒，我既然来受戒，怎么可以说有杀生呢？因此毫不考虑地说：

“我没有杀生！”

哪知戒师即刻反问：

“你平时没有踩死过一只蚂蚁，没有打死过一只蚊子吗？你打妄语，明显是在说谎嘛！”说过以后，杨柳枝再度狠狠地打在身上。

又再换另一个戒师，他同样问：

“你杀生过没有？”

因为刚才被打过，只有承认：

“弟子杀过！”

“你怎么能杀生呢，真是罪过！罪过！”每说一句“罪过”，都要打上好几下杨柳枝。

下面再有戒师，他还没有开口，我就把头伸出去，说：

“老师，你要打就打吧！”

正文 六、苦行(4)

所谓“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这种“以无理对有理，以无情对有情”的教育，就是要把你“打得念头死”，然后才能“许汝法身活”。当初我心中虽有不服，但后来确实感觉到，这样的训练，让一个人在无理之前都能委屈服从，将来在真理之前，还能不低头接受吗？

除无情打骂的教育以外，在五十三天的戒期当中，每次听戒师讲话，都得跪在地上。如果是地板或地砖，倒也还好。有时候要到大雄宝殿的丹墀教授仪礼，经常一跪就是几小时。等到起来时，地上的碎石子都嵌进皮肉里，虽然隔了两层的海青、袈裟和衣裤，但是鲜血还是从裤子里渗透出来。这让我想起在一个漫画故事里，讲到孙悟空的修行，需要一千天的时间才能有成就。其间一百天站着不许动，一百天坐着不许动，一百天蹲着不许动，一百天跪着不许动，一百天睡着不许动，一百天除了头以外全身浸在水中……孙悟空能大闹天宫，神通广大，也是苦练出来的。我想自己只不过才五十三天，有什么不能忍耐的呢？

不过，皮肉之苦其实还比较容易忍耐。更大的考验是，受戒时我才十五岁，正是精力充沛，好奇心强烈的时候，对于身旁的事事物物，难免好奇地想要看一眼。但是每次只要被戒场的引礼师父看到了，杨柳枝马上就狠狠地打在身上，并且大声骂道：“眼睛东瞟西看的，这里有哪一样东西是你的？”有时候听到一些风吹草动的声音，也会兴致勃勃地聆听，结果又是招来一阵责打与呵斥：“把耳朵收起来！小孩子听一些闲话做什么？”

确实，没什么东西是我的！因此，我闭目不看，收耳不听。在五十三天的戒期中，我生活在漆黑、无声的世界里，但是虽然如此，我的心中却燃起了一盏明灯，我发现世界上的一切，原来都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于是我学会了不看外而看内，不看有而看无，不看妄而看真，不看他而看己。

直到戒期结束那一天，我在长廊上睁开眼睛，忽然见到外界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感觉真是美不胜收！尤其经过这一番反观自照的日子，虽然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但是心里的感觉已经和以前大不相同，山已不是山，水已不是水了。所以到了现在，我走夜路，上下楼梯，即使不用眼睛看，也能无碍自如。我甚至常觉得：用心眼去感受世间事，比用肉眼去观察还要来得如实真切。

正文 六、苦行(5)

我在栖霞山受戒，并且参学了六年。每天的生活，大致都和戒期一样，连上个厕所都有老师沿途监管。晚上开大静后，一声喝令：“赶快睡觉！”包括上厕所、脱衣服，然后躺在床上，三分钟之内要迅速完成，之后就不能再有半点动静了。即使在夜里，老师也是静坐监管。每天早晨三点半起床做早课，因为早起的关系，常常感觉睡眠不足，因此早课礼拜时，往往拜下去就不知道要起来，因为睡着了。这时纠察老师就会走到前面，踢踢头，喝令：“起来！”

经过这样多年的训练，到现在我不但坐着能睡觉，连站着也能睡，甚至走路都能睡。所以经过当初严格要求的苦修，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获益良多。

十八岁时，我升学上了焦山佛学院。因为是新生，立刻被分配到大寮典座，也就是负责三餐煮饭烧菜的职务。我担任两年的典座，除了择菜、洗菜，也学会了烹调的方法。至今我对菜肴的煮法，烹调的技艺，虽不能称为一流，但自觉有些心得。

在焦山佛学院期间，因为年轻，什么事情都觉得应该当仁不让，勇于维护正义；但也因为心直口快，经常惹来麻烦，因此自觉应该有“禁语”的必要。刚开始自己很不习惯，不知不觉就会脱口而出，明明知道不能说话，偏偏忘记而说漏了嘴。为了处罚自己，我经常独自跑到大雄宝殿后面，人迹罕至的海岛，掴打自己的耳光，并且自我责骂：“你真是岂有此理，自己欢喜持禁语，又没有人勉强你，却出尔反尔，不能持好。”

为了根除自己的习性，务必要给自己刻骨铭心的教训，因此我重重地处罚自己，有时打得嘴角都渗出鲜血。就这样实践了一年的“禁语”，这一年不讲话的经验，对于青年时代初学佛法的我，在学习过程中，有很深的意义。因为我体会到，“禁语”不只是口中无声，更重要的是心中无声。有时我们受了一点委屈，表面上虽然若无其事，但是内心的不平、怨愤，却如澎湃的浪涛一样，发出巨大的响声。如果我们能够止息内心烦恼的声音，那就是宁静无声的证悟世界了。

二十岁离开焦山佛学院时，我舍弃所有的衣单行囊，孑然一身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重新过着一无所有的生活。在此大约三年的生活中，我编过杂志，做过小学教师，担任过寺院的监院、住持。当时我订立“新生活规约”，明定寺中僧众早晚功课正常。三餐饮食定时，不可随便外出。虽然遭受守旧派的反对，但我自许是新一代僧众中的佼佼者，是新时代的青年，是太虚大师的仰慕者，自觉应该有沥血革命的勇气。虽然这些与苦行生活没有太大的关联，但也可以看出我有冒险犯难的精神，有革新佛教、整顿纲纪的勇气。只是当时诸多奋发为教的行为，也就不足再述了。

正文 六、苦行(6)

二十三岁时，我又把自己所有的身外物，悉数送给同参道友，然后孑然一身来到台湾。我在《人生百事》里说：“一个人一生当中，应该有一至两次，将身边的物品全部送人，体会空无一物的境界。”所以，在我离开焦山时，以及这次来台前的“喜舍”，对我一生的修行，帮助很大，让我体会很深。

到了台湾，一时举目无亲，挂单无着，我几乎沦为流浪的乞丐。幸亏中坜圆光寺的妙果老和尚收留了我。我忏悔此身之业障，每天过午不食、刺血写经，同时为圆光寺常住劳役服务，例如拉车采购，收租担米，尤其要打井水，供应八十余名寺众的生活用水，还要扫除广场落叶、清理水沟、打扫厕所等。前后两年的时间，我自觉自己虽然衣单不全，甚至只穿一件短褂过了一个严冬，但心中觉得温暖安乐。当时的“行单”再加“忏悔”的行持，对一个血气方刚、还在成长中的青年，也是非常重要的事。

在佛教里，一般出家人的修行，大部分都是以念佛、参禅，或是自我礼拜为密行，但每日早晚课与三餐，“五堂功课”一定要随众。我在大陆的栖霞、焦山参学期间，每年到了冬天，不是打七个“佛七”，就是打七个“禅七”，每次都是四十九天。在那个还是青涩不成熟的年龄，哪里有心去参禅念佛。只是当时在焦山，每天晚上的一支大板香，一点三刻钟后，都会分一个大菜包给我们。就是为了这个大菜包，每天都盼望这支一点三刻钟，很长的大板香。

我住过金山及天宁的禅堂，虽然为时不长，但我经历了所谓“各家禅林”的风味。尤其我连续几年到宝华山参加戒期，名义上说是当义工，实际上是想参学宝华山传戒的仪规。宝华山传戒，在大陆是第一风范，每年春秋季都有数百名戒子。尤其每三年一次的有千余人参加的戒会，成就戒子的袈裟、衣钵，而称为“罗汉戒期”。

总说我出家时虽然年龄很小，也没有很好的学习环境，因为当时正逢抗战期中，在栖霞山所过的生活，三餐经常是水已煮开，下锅的米在哪里还没有着落。晚上睡觉，美军的飞机来轰炸，床铺震动，整个人从床上被震得摔落到地上，甚至把床铺都给震坏了。有几次，我还看到飞机上的人把炸弹丢下来，所幸都没有造成伤亡。

正文 六、苦行(7)

尽管生活艰苦，但我在佛门里的学习，从“禅宗”的金山到天宁，“律宗”的古林律寺到宝华戒堂，“教下”的栖霞到焦山，我都曾经参学过。尤其栖霞山本来是三论宗的道场，毁于太平天国洪杨之乱以后，宗仰上人前来复兴，改为金山寺的法脉，但实际上栖霞山有念佛堂，尤其早晚课都要念很长的楞严咒。

在我参学的十年当中，因为游走在许多丛林之间，所以也就懂得律宗、净土宗、禅宗，甚至密宗等四大宗派的修行。可以说，我童年在佛门接受的丛林教育，用现在的话来说，等于一个军官在陆、海、空三军都受训过，资历完整。这是当时小小年纪的我，除了为常住劳动服务外，自己参学得来的经历。

总计我未到台湾之前，所参加过的“禅七”、“佛七”，应该各有五十次以上，每次都是七七四十九天，所以算起来至少也有数百个日子。后来我到了台湾，在中坜圆光寺每年也要打七，但是这里只打三个七，不打七个七。

一九五三年我到宜兰之后，在雷音寺前后二十六年，每年都要住持一次“佛七”。从早上五点第一炷香开始，一直到晚上圆满，从来没有缺席过一炷香。那时雷音寺虽小，但坐落在中山路的市中心，每次“佛七”，在家的信众参加踊跃，迟到的人往往进不了门。尤其每年一次的“佛七”，宜兰人简直把它当成过年一样，平时在外地工作的人，都会特地回乡参加，大家念佛念得法喜充满，当然我也非常认真。每到“佛七”，我就在红绿招贴纸上，用毛笔写一些念佛标语，把整个佛殿布置得焕然一新，每次总要写上两天，才够贴满佛堂。

我一生没有练过书法，如果说我能写毛笔字，就是在这二十六年的“佛七”当中，不但念佛，也让我有机会写字和信徒结缘。我写的标语，内容大都是摘录自《西斋净土诗》，如：

一朵莲含一圣胎，一生功就一华开；

称身璎珞随心现，盈器酥酡逐念来。

正文 六、苦行(8)

遥指家乡落日边，一条归路直如弦；

空中韵奏般般乐，水上华开朵朵莲。

不向娑婆界上行，要来安养国中生；

此非念佛工夫到，安得超凡愿力成？

香雾八天浮盖影，暖风吹树作琴声；

分明识得真如意，肯认摩尼作水晶。

一寸光阴一寸金，劝君念佛早回心；

直饶凤阁龙楼贵，难免鸡皮鹤发侵。

鼎内香烟初未散，空中法驾已遥临；

尘尘刹刹虽清净，独有弥陀愿力深。

娑婆苦海泛慈舟，此岸能超彼岸否？

直指迷源须念佛，横波径度免随流。

千生万劫长安泰，五趣三涂尽罢休；

纵使身沾下下品，也胜豪贵王阎浮。

我从一九五三年正月到宜兰雷音寺，五十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宜兰，虽然我后来创建佛光山，到南部创办佛学院，但我的户口一直都留在宜兰。其间我也在虎尾、龙严、台北、三重、头城、高雄等地举办“佛七”。当时一般信众并不太了解念佛的仪轨和心要。我告诉大家：念佛可以“欢欢喜喜”地念，也可以“悲悲切切”地念，或是“实实在在”地念，乃至“空空虚虚”地念；念佛最重要的，不但要以“正念”对治“妄念”，最后还要以“无念”对治“正念”。

正文 六、苦行(9)

经过我的说明、指导，大家都乐于参加。几十年来已经成为台湾的盛事，我也算是借机为自己增加一些密行。

算来在我八十一年的人生岁月中，光是念佛花去的时间，大概就有上千个日子。一个出家人，一生当中能有上千天没有杂务，只是念佛、参禅，说都没有心得也不尽然。

记得一九五四年，我在宜兰住持“佛七”，七天当中，我感觉走路轻飘飘的，好像腾云驾雾一般。早上起床刷牙，牙缝里好像蹦出一句句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吃稀饭的时候，一口一口地吃着稀饭，好像也是在念着一句一句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睡觉了，外面的一切事情历历如绘，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七天的时间，宛如一刹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是念得天也空，地也空，人我也都空，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在其中。从那个“佛七”里，我对念佛，增长了无比的信心！

空空虚虚地念佛，使我体会到忘却时空、身心脱落的快乐；从老老实实的参禅里，我也有过“身心俱泯，大地空旷”，乃至“时间、空间、天地万物都为之一空”的修行体验。不过说来惭愧，我没有开悟，也没有证果，直到今天，我只是安分地吃饭，安分地睡觉，安分地做佛事，所谓“心怀度众慈悲愿，身如法海不系舟；问我平生何所似，佛光普照五大洲”。这是我一生念兹在兹的愿心。

其实，在各种修持当中，我自己受益最大的，应该是“拜佛”。虽然近年来因为腿部开刀，不能跪拜，但是在过去，我每天早晚都要各拜佛半小时，虽然时间不长，但每天持之以恒，尽量不让它间断。尤其早在我十五岁那年，因为受戒时烧戒疤，把头盖骨给烧得陷了下去，之后我忽然好像失去记忆的能力，读《古文观止》《四书读本》，怎么念就是背不起来，并不是我不用功，而是任我怎么努力念诵，就是没有记忆力。

因为无法背书，被教我的觉民法师罚跪、打手心，这是常有的事。有一天，我又再次为了不会背书而挨打，教务主任觉民法师一面打，一面骂：“你真笨哦！你要多拜观世音菩萨，祈求聪明智慧哦！”真奇怪，那个时候不管老师怎么打手心，我竟然一点痛的感觉都没有，只觉心中好像忽然亮起了一盏明灯：“哦，原来拜观世音菩萨就可以有聪明智慧，我有希望了！我有希望了！”

正文 六、苦行(10)

生来虽然不是很聪明，但也不是很笨的我，自从受戒失去记忆力以后，感觉人生好像从此没有了未来。现在忽然听到拜观世音菩萨，可以有聪明智慧，一下子又燃起了我的希望。只是当时在丛林古寺里，想要拜观世音菩萨，也没有地方可以拜。因为大雄宝殿除了早晚课的时间以外，不能随便进入，其他的殿堂也都各有堂主。我在学院里，除了一间共享的小礼堂以外，又能到哪里去拜观音菩萨呢？

所以，之后每到夜深人静，我就偷偷起来到礼堂去，一个人面对观世音菩萨。首先称念：“悉发菩提心，莲花遍地生，弟子心朦胧，礼拜观世音。求聪明，拜智慧，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称念之后就拜下去，大概留停半分钟，自己垂泪感动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这样，我一边念，一边拜，拜了一拜又一拜。

礼拜观世音菩萨的灵感很多，听说有人拜到后来，蒙观世音菩萨甘露灌顶，或是摩顶授记。但是很惭愧，这些我都没有。不过，时间过了三四个月之后，奇异的现象发生了，从此之后我的记忆力忽然好了起来，而且是出奇的好。过去念书，一篇《古文观止》念了二三十次，还是无法背诵，现在只要两三次就会背了。甚至《战国策》《史记》上的短论，未经老师教授，自己看一遍就能记得。至今时隔六十余年，这些文章在我口边，还是能够朗朗上口。

尤其很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学院派我管理图书馆。那原本是栖霞师范学校所有，因为他们随军队撤退到后方重庆，所以所有的书都留给栖霞佛学院。这么多书，该看哪一本，刚开始我也不懂，不过我很留心注意，看看哪些书经常被老师、学长借出去，等他们还回来，我就拿来看。当中，尤其是乡村师范学校的活页文选，以及各种文艺小说，对我帮助最大。

坦白地说，我一生经历的各种苦行修行，虽然都能接受，但并不是太喜欢，可是阅读小说，我真是兴味盎然，乐趣无穷。那个时候，举凡《三国演义》《水浒传》《七侠五义》《小五义》《封神榜》《荡寇志》等，我几乎看过一遍就能记住。所以多年以后，偶尔和徒众小参，我就跟大家讲，我说一段《三国演义》给你们听。于是我把“诸葛亮借东风”、“曹孟德败走华容道”等精彩的情节说上一段。因为我说的都是书中的原句，弟子们也都听得目瞪口呆。

正文 六、苦行(11)

有时我也信手拈来，顺口说上一段《水浒传》。由于我对梁山泊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名字、绰号、身穿的衣服、手拿的武器，都能如数家珍，一一道来，弟子们对我在年轻时曾经看过的书，至今还记忆这么深刻，都表示佩服不已。

在我的生命中，有很多事，不得不感谢观世音菩萨跟我的因缘。一直到现在，我对于一些年轻徒众的修行，总认为他们应该要从拜佛开始。因为礼拜可以庄严身心，可以折服我慢、增加谦虚，可以跟佛陀倾吐心事。拜佛时，人虽拜下去了，心里的情感却升华而与佛相应。所谓“鼓声有打则响，钟声有叩则鸣”；人有诚心礼拜，佛怎么会不垂慈感应呢？

一九八五年，在我开创佛光山十八年后，我卸下住持之任，传位给心平和尚，之后就搭机到美国西来寺。感谢住持慈庄法师为我安排关房，我在西来寺关房开始了“闭关”的生活。

过去在团体里生活惯了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众，每次出门都是一群人，走到哪里坐下来，也是一群人。现在闭关了，偌大的关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不过闭关期间正是很好苦修的时候，所以我一样早上四点起床，盥洗后，礼拜、读经，然后经行、写作……只是很惭愧，在关房里的五个月时间，每天我都希望能看到报纸。可见心还是不容易关闭，心像猿猴，心猿意马，不断向外奔驰。为了安心，先要“降伏其心”，因此我想出很多“降伏其心”的办法。例如，佛教的“五停心观”可以对治五盖，“九想观”可以对治贪欲，“九住心”可以勘察自己的心是否安住一处。乃至过去所学过的禅门公案，都一一拿出来实践。所以在五个月的闭关期间，我终于完成了一部《星云禅话》，后来一直在电视上播出，这也是拜闭关所赐。

过去我一直提倡“禅净双修”，我指导信徒也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双修”。但是我的母亲认为我的“双修”还不够，因此教我一个“十修法门”：“一修人我不计较，二修彼此不比较，三修处事有礼貌，四修见人要微笑，五修吃亏不要紧，六修待人要厚道，七修心内无烦恼，八修口中多说好，九修所交皆君子，十修大家成佛道。”后来我把它编成《十修歌》。我想如果人人都能十修，真是佛国净土乐逍遥。

说到苦行，我一生最感激的，应该就是很多的人事让我有机会修持“忍辱波罗蜜”了。我从小出家，就受到前辈的歧视。因为我没有经过小寺院的基础养成，一下子就进入大丛林里参学，当然陋习、缺点很多，所以学长经常取笑我，例如说我走路不威仪，叫我走来走去，训练我走路，有时一走就是几小时，他们以教我为乐。

正文 六、苦行(12)

三餐吃饭时，虽然他只是一个小职事，都可以叫我站在身旁，为他添饭、夹菜，我的师兄就是其中一个。他们吃饭时，还不忘揶揄我，一个说：“星云是没有出息的！”一个搭腔说：“哎呀，不可以小看他，他也会像某某人那样聪明！”我师兄则说：“他如果能像某某人那样聪明，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是被人看轻到如此的地步，但是我一点也不泄气，因为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岂是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来的？还要十年、二十年以后呢！不过这倒是让我联想到外面的一些境界，就像打棒球，坏球来了，不要接，就不会被三振出局，根本也不需要什么忍耐。

说到“忍耐”，在我一生中，有好几次的经历，让我深刻感受到，修行的确需要有极大的忍耐力，试举二例：

第一，在六十年代，台湾佛教没有什么事业可言。当时我想，在我的发心、能力之内，应该可以办一所幼儿园。因此特地派了几个宜兰的青年，鼓励她们到外地接受幼教训练。她们真的前往受训了，我在宜兰也开始筹设幼儿园。一时之间也没有经费，后来就在雷音寺旁，把一个倒垃圾的小池塘填平，想在上面建两间教室。工程进度很慢，因为没有经费，信徒虽也发心帮忙，但还是没有办法加快速度。

有一天，我接到慈惠、慈容她们受训即将毕业的消息，因此就想幼儿园的工程非要加快不可。这一天我到工地巡视，看到工人在慢慢装潢、修饰，但四周墙壁都没有粉刷。我上前告诉工人：“你们要赶快把墙壁粉刷一下。”

正当我说此话的时候，有位老太太出现，她大声说：“不可以，我家侄儿松年说，没有钱再买石灰粉刷墙壁了。”我一听，这也是事实，没有钱，怎么能粉刷呢？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过几天，我又去查看工程，看到工人在刷墙。我说：“不能刷呀，没有钱啊！”那位老太太又出现了，她说：“我家侄儿松年说，还是要刷一下比较好看。”

当时我只觉得羞辱、惭愧，我在这里创建幼儿园，你在那里跟我左一句你家松年说，右一句你家松年说；一下子不刷，一下子又要刷，那我算什么呢？但是这个事情又不能发作，想想算了，做了就好，即使是屈辱，既然来了，也要忍气吞声。

正文 六、苦行(13)

过了几天，我想筹设董事会，准备向政府申请幼儿园备案。这时大家七嘴八舌，说要请社会上的什么名人士绅来担任幼儿园董事，我一概都接受。到了会议这一天，来了十几个人，一位在宜兰高中教书的程郁尊先生负责记录。会议开始，我上台感谢大家出席，就说：“今天来的，都是我们的董事，但现在我们要选出一位董事长。”

当时我心里在想，我虽然年轻，没有学历、经历，但幼儿园是我倡议创办的，我应该是当然的董事长。但是有一个人忽然冒出来说：“董事长就请张振茂先生来担任。”

张先生是一位宜兰市公所退休的老人，我一听要请他担任董事长，马上想到，现在幼儿园急于要立案，以便赶在青年回来前开学，由他担任董事长，他能达成这个要求吗？但是既然有人提名他，我就说：“张先生，你已被选为董事长，请你上台主持会议。”

当张先生慢慢走上讲台，此时在台下记录的程先生忽然站起来，把笔往地上一掼，愤怒退席，边走，口中还骂了一些不好听的话。当时本省的人很多，大家也听不懂他的话。这时刚才提名张先生的郭居士问我：“他说什么呀？”我说：“他说不高兴参加。”又再追问：“为什么呢？”旁边的人就告诉他：“他不高兴由张先生担任董事长，认为应该让法师担任。”郭居士说：“法师任园长就好了！”

后来他们又经过一番讨论，这位郭居士只好自认错误，对张先生说：“你下台吧，董事长还是请法师担任。”然后对着我说，“法师，请你上台。”

这一刻，从台下到台上，虽然只有几步路，但是我感觉比现在的海峡两岸还要遥远，实在没有面子，也没有勇气再回到讲台上。只是想到，如果我不上去，董事会没有开成，也就不能完成幼儿园的立案，那么势必延迟开学……

想到这里，我挣扎着告诉自己，只这几步路都不能忍吗？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只要我走过去了，幼儿园的设立就能成功。于是我重新上台，主持会议，终于顺利成立董事会，同时也结束了这场闹剧。这件事之后，我觉得至少给自己增加了十年的修行。

第二，一九六五年的某天，我接到越南佛教会的通知，要我参加“世界佛教服务社会大会”。之后又接到“中国佛教会”的通知，要我到台北参加“会前会”。我随即买了夜间的火车票，第二天到达台北，直接就到“中国佛教会”开会。

正文 六、苦行(14)

到了会场，我找个位置坐定后，会议准时开始。理事长白圣法师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也想去吗？你去，我就不去。”

我一听，即刻就说：“这个团需要老法师领导，老法师要去，我可以不去。”

白圣法师马上说：“不去，那就请你退席吧！”

我愣了一下，但随即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然后从容、温和地退出会场。

当我走出会场，“立法委员”莫淡云女士从后面追了出来，问我：“你就这样回去吗？”

我回答说：“我不回去，做什么呢？”

于是我又买了一张车票，赶回高雄，已经是黄昏用晚餐的时候了。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忍受的场面，尤其我自许是个热血青年，有革新佛教的理想，在顽固的恶势力之前，我是不会低头的。但是因为当天有不少社会贤达与会，我不希望把佛教的“家丑”外扬，所以只有忍下来。我告诉自己：为了佛教，有什么不能忍的呢？

发生这些事情，每次事后我都感觉，自己的修行又增加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所以后来我说：一个人能忍受多少屈辱，就能有多少成就！我认为，假如要论苦行，要论修行，并不是禅净礼拜而已，应该在生活里实践六度万行，奉行度众的四摄法，学习四大菩萨的悲智愿行，那么我们才能在人间推行佛教，人间佛教的净土才能实现。

自此以后，我在推动人间佛教的生活中，一直警告自己，要“把人做好”，要“自觉行佛”。苦行只是自己的密行，不足以向人炫耀，应该从行为上改变自己。要让自己的行住坐卧、食衣住行、语默动静都有佛法。例如，给人欢喜、给人信心、你大我小、你有我无、学习吃亏、认错改过、明理感恩、尊重包容，乃至待人好、不计较、不比较、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等；能够让自己的身、口、意都能契合佛法，那才是修行。

常有人问我，你创建佛光山，以及全世界二百多个寺院道场，甚至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以及美术馆、电视台、报纸等佛教事业，你一个人怎么能做这么多事业，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正文 六、苦行(15)

其实，我一生从来没有储钱的习惯，也没有拥有金钱。佛光山的信徒几乎没有人看到过我上街买东西，佛光山的信徒也没有人看我上他们家去喝茶、串门子，佛光山的信徒更没有人听到我向他们化缘。我自己一向奉行“以无为有”，从“无”里面创建一切。但是佛光山承受外面打击最严重的，大概就是说“星云大师很有钱”！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是：“星云庸碌无能，没有奇异的本领。”但我自许有一个特长，是别人所不及的，那就是所有的金钱，我一概不要。

近二十年来，偶尔有信徒给我红包，我都叫侍者全部退还给他们。因为我又不买东西，私人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常住有饭给我吃，有车给我坐，我还要储钱做什么呢？尤其在饮食上，我曾有过对面食的嗜好，但现在已经减退，也是可有可无了。我从小就在丛林里苦修、苦学，过惯了节衣缩食的生活，所以现在佛光山的两菜一汤，对我而言，已经是非常美好，非常满足了。

我一生没有学过建筑，但会建房子；我没有学过书法，但会写毛笔字；我没有学过文学，但会写文章；我没有受过骈文、韵文的写作训练，但会作词写歌；我不懂外文，但时常与国际人士接触往来。因此，承蒙有些人夸赞我很聪明。

所谓聪明，是从何而来的呢？如果我真的有一点聪明的话，我想都是从“为人服务”的苦行中修来的。

当初我创建佛光山，并没有建筑师，都是我与建筑工人蹲在地上，拿着树枝在地上比画，这里要多长，那里要多宽、多高，就这样一栋一栋建了起来。但是，佛光山尽管建了很多客房，经常还是不够给来山的信徒大众挂单。有时候大活动期间，有些法师如煮云法师等人上山，我都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自己睡在人走不到的阳台上。我就想到，朱元璋在当沙弥的时候，有一次皇觉寺的大门已关，他只有睡在外面。他说：“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足，恐怕踏破海底天。”

人生只要欢喜、自在，到处都是净土，哪里一定要什么床铺、座位呢？所以我从开山到现在，没有坐过有抽屉的办公桌，也没有使用过房间钥匙。我不重视物质享受，也不为自己储财；有了钱，都是用来弘法，用来结缘。佛光山出版社所出版的书籍，即使是我自己的著作，也是自己付钱买来送人。

正文 六、苦行(16)

佛光山的长老执事，偶尔会说：“师父，我们到滴水坊喝茶！”说好了是他们请客，但实际上都是我付钱。虽然他们也抢着要结账，不过我都说：“师父与徒弟在一起，没有徒弟付钱的道理。”

我自认自己是一个自律很高、用心很细的人。到现在我荷包里经常几个月一文不名。也知道没有金钱的苦处，可是早已养成的习惯，就是这种性格。不过事实上，因为我没有钱，因为我不要钱，所以才能“以无为有”，才能“不要而有”。因为如果有钱，人都有贪心，就会把钱存到银行里，就要积聚，就不能创建事业；因为我不要钱，不拥有钱，钱来了，我觉得都是十方信施的。我要把钱用了，才是钱的价值。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修行不在着意于某一种法门，更重要的是，要能培养出一颗笃定踏实的向道之心，以及发起“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菩提心。修行不是片面的个人解脱，而是全方位的弘法与利生；生活的苦行也不是一时的功课，而是一生的修持。能够懂得“苦行”的意义，那才是“行佛”的宗要。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

七、饥饿的岁月

“饥饿”是人生至难忍受的痛苦经历。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一个“饱食终日”的人，当然不知道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人之苦。我们看历代以来，每逢灾荒饥年，广大灾区的民众，因为没有食物果腹，只得吃草皮、树根、观音土等，真是名副其实的“饥不择食”。甚至有的人还“易子而食”，其惨状可想而知。

世间上，黄金最贵，但遭遇饥荒时，即使十根金条，也不一定能换得一个面包。所以一有战争，主帅都需准备好充足的粮草；军粮不够，最后不是战败，就是投降。

中国许多偏远山区，尤其是一些交通不便的地方，人民终年生活在“半饥饿”的状态下，这种事例多不胜举。所谓“民以食为天”，生命就是要靠食物来维持。虽然有些文人为了表示自己人格清高，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但长期三餐不继时，仍不免赋诗感叹“三旬九遇食，十年着一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

在佛教里，禅者有说“禅悦为食”，儒家也有以“诗书礼乐”为食，但那毕竟是少数人，或者也只是一时“望梅止渴”罢了。佛教的出家人，所谓“上乞诸佛之法，以养慧命；下乞众生之食，以滋色身”。人的色身肉体，还是要靠饮食来滋养的；如果长期吃不饱，饥饿过度，不但营养不良，还会导致人百病丛生。

回想我罹患糖尿病近半个世纪，有一次和台北“荣民总医院”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蔡世泽主任谈起，我问他：“为什么会有糖尿病？”他说：“现在还找不出原因！我也曾问过西方一些糖尿病专家，他们也说现在还没研究出真正的病因！”

有一天，我想到自己这一生，既不好吃，家族中也没有糖尿病的遗传史，为什么会年纪轻轻就患有糖尿病？这时心中忽然生起一个念头，我想大概是与“饥饿”过度，导致胰脏受损，因而影响胰岛素的分泌有关吧！

人体的胰脏，主要负责分泌胰岛素，胰岛素是促使细胞利用血液中的葡萄糖的重要激素。当我们吃饱饭后，血液中的血糖会随着升高，这时胰岛素就会被释放到血液中，让葡萄糖进入细胞内，供给细胞利用而降低血糖；当胰岛素不足时，就会导致糖尿病。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2)

当然，糖尿病或许不纯然是由于饥饿所造成，甚至基因遗传也只是原因之一而已。对于我为什么会罹患糖尿病，虽然让我百思不解，但我一向“与病为友”，糖尿病伴随我大半生，并没有给我造成严重的威胁。尤其初患糖尿病时，走路举步维艰，拿东西手软无力，但由于我不太介意，慢慢地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便了。

不过，在我最初罹病时，虽然也有一般常见的“吃多、喝多、尿多”等糖尿病特有的“三多”现象，后来这些症状很快消失，所以也不太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一直到四五十年后，由于糖尿病并发眼底钙化，导致视神经受损，以及心肌梗死、肾脏积水而出现浮肿等现象，我才慢慢思索着：糖尿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由于几次与医界的朋友谈起，我认为糖尿病是与饥饿有关，他们都不予采信，因此我就想把自己这一生，几次处在饥饿状态中的回忆，记录下来，或许有助于未来对这项病症的研究。

一

说起“饥饿”的回忆，还是得从幼年叙述起。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商之家，父亲最初务农，但不惯于耕种，所以庄稼收成变卖后，他把微薄所得拿来开店经商。先后开过香铺、酱园、成衣店，但短期经营后，最后都是赔本，失败以终，因此家计愈加绌乏，日食三餐也就更加困难了。我们兄姐四人，用现代话来说，可以说都是在半饥饿的状态中度过了童年。所幸我们并没有因为饥饿而沦为乞丐、小偷，或是流落在外游荡。

对于童年，除了“苦”的印象以外，已记不起成长过程的细节了。只依稀记得，外婆偶尔会拿些食物来周济我们。当然，我们老家也薄有祖产，几次变卖田地，也曾风光一时。但由于家父没有求生的技能与职业，一家数口，坐吃山空，所以风光不久，半饥饿的苦难岁月便又再度降临。

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每天清晨天还未亮，我就起床外出捡狗屎，等累积到相当数量就卖给人当肥料，多少总能换得几个铜板。或者一到黄昏，农夫赶着牛群回家，牛群总会在路上留下不少粪便。我就把牛粪捡回家。当堆积到相当分量，我也学习大人的做法，用草把牛粪和起来，贴在墙上晒干，可以供人当柴烧，如此也可以赚个几块钱。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3)

虽然我生在贫寒之家，但感谢父母，培养我勤劳的品格，让我懂得自食其力，懂得自求多福，懂得一切都要靠自己工作、劳作。因此，童年时我虽然没有进过学校，甚至没有报过户口，但慢慢长大后，也知道要读书。好在那时乡间有私塾先生，经常也会有二三十个学生。只不过读私塾要钱，记得是一天四个铜板，只要今天有四个铜板，就去读书；没有四个铜板，就不去。老师也都能谅解，也没有责怪，大家都相安无事。

如此断断续续，并没有读太久的时间。因为到了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的烟火升起。不到数月，日军就打到扬州，距离我的家乡很近。

那年我才十一岁，在战乱中告别了家乡，也不念书，也不工作，身上扛着两条被单，在大雪飘飘的冬天，随着难民潮开始流浪、逃亡。一时之间，真是前途茫茫，也不知要流浪到何方，更不知能逃亡到哪里。我只知道，“留”就有被杀死的可能，“逃”才有活命的希望。

在逃亡的途中，走过崎岖的小路，越过荒凉的原野，沿途所见，都是穷苦的农村。不但农家的烟囱没有了炊烟，屋中也听不到人声，可以说“十室九空”，只有狗儿懒散地游走，见了人也不狂吠。

如此不知走了多远，也不知经过多少时日，后来又慢慢回到家乡，途中饥寒交迫的困顿、辛苦，那就不是几句话所能概括的了。

二

在抗战期间，由于父亲外出经商，许久未见返家，后来被列为失踪人口。我因为寻找父亲的因缘，途中就在南京栖霞山寺剃度出家。

栖霞山寺虽然是六朝圣地、千佛名蓝，是江南的重点寺院，但是历经朝代兴亡，饱受战争蹂躏，已经残破不堪。例如太平天国的洪杨之乱，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一座隋朝的石砌宝塔，整个被烧得体无完肤。

我在这座历史古寺里，权宜出家。由于师父在此当家，有特别的去留机会。只是，“去”因为年龄太小，连挂单的资格都不够；“留”，此寺实在穷得三餐无以为继。师父虽然很开放，但自己也知道，能蒙他收留，已经恩同再造，也不敢再存有多一点的奢望。

那时正逢抗战期，日军的骚扰、难民的流徙，加上汉奸、和平军的敲诈，我们也只有艰难地与环境作生死搏斗。尤其到了“珍珠港事变”发生，美军开始轰炸南京，我记得自己曾睡在双层上铺，因飞机轰炸时剧烈震动，整个人就被震落到地板上。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4)

有时一个炸弹升空，如同天崩地裂，不但火光四射，把黑暗的天空照得亮得如同白昼，室内的玻璃也被震碎，房屋更是不停地摇动。但是对于这一切，那时我并不感到恐惧，唯一害怕的是，三餐无法吃得饱。

记得《古文观止》里，有一篇柳宗元先生写的《捕蛇者说》。文中大意是说：祖父捕蛇，被蛇咬致死，父亲同样因捕蛇而被蛇咬死。到了儿子这一代，还是以捕蛇为业。有人问他，既然有过这样的死亡经历，还敢捕蛇吗？他说：“吃饭要紧！”由此可见，饥饿比死亡更可怕。

在栖霞山寺里，记得有几次，本来应该十一点半打板吃午餐，但是到了十二点，甚至一点过后，还没听到板声。为什么会这么异常？一经查问，原来大寮里没有米下锅！当时一些年轻的同参，也不敢声张，只偶尔派人到大寮查看，到底米回来了没有！

就这样，好几次中饭一直延到下午三四点才有的吃。如果早餐吃的是干饭或牛奶面包，那么到三四点吃午餐，也算平常；可是我们的早餐是没有米的“糁薯粥”，根本是粒米未下肚。那时年纪轻轻，正值发育年龄，能挨饿到三四点，实在也称得上是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了。

我在栖霞山寺度过七年的岁月，后来到江苏常州天宁寺，讨了一份行单的苦工。一段时间后又转学到焦山，这才慢慢懂得读书。大约经过了两年，再从焦山回到祖庭宜兴大觉寺，日子虽然还是穷苦，但每日三餐，饭食供应无缺，应该算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了。

三

一九四九年春天，我率领僧侣救护队到台湾。才到台湾没多久，队员们很快便各自离散，并没有人真正有兴趣想要从事救护工作。不得已，我只得找个寺院挂单。

此时想起了焦山佛学院的学长大同法师。一年前他曾经跟我通信，说想办一所三千人的佛学院，邀请我到台湾教书。那时我连台湾在哪里都不知道，对于当时佛教的情形，说要办个三千人的佛学院，我也无法相信，所以没有应邀而来。现在既然已经到了台湾，心想去找他也可以问问在台湾的各种情况。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5)

其时，大同法师在台中宝觉寺担任当家。当我到达时，听说他因被疑有间谍之嫌，已经逃奔香港。我因投亲不遇，正在彷徨之际，曾在金山参学过的慈蔼法师，也在宝觉寺挂单，他私下告诉我：“你要在宝觉寺居住，事实上是有困难的，不如到观音山找慈航法师。他目前正在筹办佛学院，需要师资。你此去，他必然会聘请你当老师。”

我想，当不当老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有一个栖身之所，每天要有饭吃！只是路途不熟，不知道观音山在哪里。这时宝觉寺的一位住众，自告奋勇说要带我去，让我喜出望外。

当我们搭乘台铁普通车到台北站时，正逢大雨，本想转乘公路局班车前往姜子寮，但公路被大雨冲断，公交车已经停驶。不得已，帮我带路的人说，有位大陆法师在南昌街买了一座寺庙，可以试着去挂单。

于是我们来到十普寺，但是寺里的人见到我们，用嘲笑的口气说：“你们怎么也跑来台湾？”一听就知道碰了壁，于是顾不得外面还在下着大雨，只得告辞十普寺，往台北善导寺讨单。因为听说大醒法师正在善导寺，我们想去投靠他。

就在往善导寺的途中，经过新生南北路时，　公圳的水已经淹没了道路，在水比路高的情况下，水和路根本分不清楚。我想慢慢涉水前进，哪知一个不慎，竟跌入水中。

这时水流湍急，水势凶猛，虽然略谙水性，我也感到难以抵抗。在这种情况下，照说应该是难以活命，但说来也很有趣，一般人落水，本能反应，应该是赶快喊救命！我完全没有这个念头，心里只挂念我的钱包就要被水冲走了。我记得里面大概有十块银元，是临到台湾时，师父给我的，这也是我们师徒一场，师父给我最大的一次赏赐。

我一心想着钱包，便拼命挣扎，顺着水流游去，终于爬到路上。这时才想到，人家是“落水要命，上岸要钱”，我却是“落水要钱”。因为我知道，没有钱，未来的前途艰难；没有钱，饥饿难耐，小命也难以存活。

这时的我全身湿透，雨依然还在不停地下着。在雨中无法更衣，事实上也无衣可换。就这样穿着湿淋淋的衣服走到善导寺，这时天色已经暗了，陪同我前往的宝觉寺住众，至此便跟我道别，离我而去了。

我在善导寺约莫等了两小时。大醒法师一直不肯出见，只叫当家法师出面，他说：“你看，我们寺里，右面住了‘交通警察大队’，左边是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寺中实在没有余地安置你了。”

我知道人家的困难，就跟他要求说：“我听说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有数名外省的青年法师，我想前去投靠。现在天色已晚，可否让我在佛殿的大钟下借住一宿？”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6)

他说：“只要警察不来驱赶，应该没有关系！”

那时虽是春夏之交，但夜里仍透着浓浓的凉意。所幸当时年轻体壮，也不计较这一点屈辱。第二天天一亮，我就摸索着上路，到台北火车站，乘火车到八堵，然后转往基隆，在暖暖站下车时，已是下午一点多。

到了灵泉寺，一群年轻的同学见到我非常欢喜，虽然过去彼此并不认识，但总有僧情法爱。他们满口赞叹，说我是佛教僧青年的领袖，很希望我能留在台湾。

大家正谈得欢喜之际，传来默如法师的指示，说不能留我们吃饭，更不能居住下来。因为来寺的外省僧侣多，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不能再增加人数。

这些青年朋友一听，深感不平，义气凛然地说，常住不给饭吃不要紧，他们愿自掏腰包，外出买米煮稀饭请我。当我吃着他们煮好的稀饭时，已是下午三点多。回想自己中饭没吃、早餐没吃，昨天的晚饭也没有吃，所以捧碗的手不停地发抖，但是碗里热腾腾的稀饭，吃起来真是美味无比。

后来经过商量，他们让我在此暂住三天。由于我的衣物都已随水流走，我就拿出大同法师的妹妹送给我的一件粗麻布料，想做一件衣服替换，因此向灵泉寺借了裁缝车，缝制一件短褂裤，以便替换。

由于“此处不留人”，只得“另找留人处”。此时听说原本在观音山筹办佛学院的慈航法师，事实上并不在观音山，而是在中坜圆光寺筹办台湾佛学院的毕业典礼。我心想，如果到圆光寺能见到慈航法师，也许问题能解决，因此就转而前往中坜圆光寺。

圆光寺的比丘尼中，有一年轻的智道法师，待人非常热忱。他大概在妙果老和尚面前讲了我许多好话，说我在大陆曾主编过杂志，也曾当过校长，这些经历他们都知道。因此妙果老和尚一见到我，真是一见如故，私下跟我说：“他们明天就要搬到新竹青草湖，你就留在圆光寺吧！”

妙果老和尚是新竹佛教会(包括桃园、苗栗)的理事长。在当时那样一个好像人人都有间谍嫌疑的年代，他能收留我，也算是特殊的缘分。他要我当他的秘书。我感念老和尚慈悲，每天主动打水、扫地、拉车、采买。这些苦役本来就为我所长，因此做起来并不觉得太吃力，也不以为苦。反而心中一直感谢妙果老和尚，由于他的慈悲收留，让我能在寺中安住，总算脱离了逃难途中的“饥饿”窘境。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7)

一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初来台湾时，这段挂单无着、三餐不继的日子，我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四

在中坜圆光寺安住下来后，为了安全起见，首先要去报户口。虽然我有身份证，但报户口要有入台证。我没有入台证，户口势必报不成。所幸智道法师告诉我，如果能找到吴鸿麟先生，只要他肯出面帮忙，问题就能解决。

吴鸿麟先生就是吴伯雄居士的父亲，当时是台湾省“参议员”，也是警民协会会长，更是一位名医。对于这样的社会贤达，我哪里敢到他的家中拜访？幸亏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他，别人告诉我，他就是吴鸿麟先生。

我鼓起勇气，勇敢地走向前，对他说：“吴先生，我是在圆光寺挂单的出家人，我有身份证，想要报户口，您能帮助我吗？”

他看看我，我想他大概还不知道报户口需要入台证，因此听完他就说：“来！来！”由于隔壁正好就是警察局中坜分局，他带我走了进去。门口的警卫问都没问，里面的警察看到他，赶快起立向他敬礼。他说：“帮助这位法师办户口！”说完便走了出去。警察听后则连连称是！

于是我就这样顺利地报了户口。有了户口，我在台湾居住，心里就更踏实了。

这件事情过后一个多月，有一天，我拉车外出采购，在街上被警察拦住，莫名其妙地遭到拘禁。由于我不会讲闽南语，语言不通，也没办法问人，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囚禁。

直到第二天，才听说全台所有外省的出家人，有一百人左右，悉数遭到逮捕。其中还包括在台北的慈航法师，以及跟我们同住圆光寺，原为陆军中将的出家的律航法师。

原因是，台湾当局听到大陆广播，说他们派了五百位僧侣到台湾当间谍。台湾当局就把我们拘捕了。后来警察把我送到桃园，与律航法师一同拘禁在一所仓库里。

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发生的事，当时是陈辞修先生当“省主席”。所谓“白色恐怖”的年代，自从“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台湾人杀外省人，外省人报复台湾人，不时有凶杀案发生。但是不管族群仇视也好、白色恐怖也好、政治迫害也好，我都不太关心。我所关心的是，肚子好饿！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8)

由于当时被逮捕的人很多，没有牢房，就用大仓库暂做拘留所。被关在里面，虽然每天也总有一餐饭可吃，但是吃过之后，肚子很快就饿了。记得有一天下午，有位警官走到我身旁，他看看我，我也看看他！我觉得他很和气、善良，就大胆地跟他说：“我肚子饿！”

不久，他叫人端了一碗面给我，真是美味无比。我吃过以后，他又来看我。这时候律航法师已因政府知道是一场误会，早就被释放出去了，但是里面仍有二三十个出家人被关着，我也不好意思每天吵着肚子饿，只有忍耐。

后来再见到这位警官时，我跟他说：“我们挂单在中坜圆光寺，如果我有被释放回去的一天，欢迎你去看我们！”他听了很欢喜。这位警官就是后来随律航法师出家，并且创建净律寺，在台湾很有名的书法家广元法师。

在桃园拘留所关了二十三天，此中的屈辱也难以尽述。只是现在回想起来，什么也不复记忆，所记得的就是饥饿！每天早上醒来，我就盼望有东西可吃，到了晚上睡觉，也是饥肠辘辘，饿得难以入眠，很希望能有东西可以果腹。我想，所谓“饿鬼”，大概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吧！

好在当时因为被逮捕的出家人太多，惊动了很多护法居士，包括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台湾省主席”吴国祯的父亲吴经熊先生、“立法委员”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以及赵恒惕、钟伯毅居士等人。在各方努力营救下，我们这群出家人才能幸免于难，否则在台湾“三武一宗”的教难，恐怕又将再添一桩！

五

在中坜生活两年，我就到新竹去了。在新竹也居住了一年多，为台湾省佛教会所办的佛学院担任教务主任。虽然没有待遇，但三餐总能吃得饱，感觉温饱就是人生莫大的幸福。

直到一九五三年，宜兰的居士成立念佛会，邀请我前往宜兰，我应邀而去。到达之后，只见在一个龙华派的小寺院里，有三家军眷各据一方，只剩下小小的一间佛殿。他们在佛殿旁边为我设立一个床位，要我留下来讲经，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步上弘法之路。

一开始，我以二十天的时间讲说《观音菩萨普门品》。圆满当天，并有一百零八人皈依。在那个时候的台湾，这已经算是盛况空前了。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9)

创办念佛会的会员当中，有慈庄法师的父亲李决和居士，慈惠法师的父亲张辉水居士等人。因为他们创立念佛会，要有很多人参加念佛，才能将法师留住，因此多方鼓励自己的子女参加。也因此，我在宜兰弘法期间，老、中、小的信徒都有。当中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张优理小姐，担任我的台语翻译，后来她出家，就是现在的慈惠法师。

因为感于青年的重要，我先后成立学生会、歌咏队、文艺班、弘法队等，青年纷纷加入，一时之间也让我感觉佛教充满了蓬勃朝气。因此尽管寺院破旧、设备简陋，不但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甚至谈话的客堂、座位也没有，但我就在外面的丹墀交代你做什么、他做什么，整个团队里的青年，大家都热心无比，他们帮忙组织群众，参与活动，跟我配合得非常好。

当时宜兰中学的音乐老师杨咏谱先生，所教授的歌咏队已经颇有成就。尤其我作词、他谱曲，写下很多佛教歌曲，包括《佛教青年的歌声》《弘法者之歌》《菩提树》《西方》，等等。此时的宜兰念佛会，真可说是梵音缭绕，法音宣流。

为了扩大影响，我们从寺院走上社会。因此与台北“中国广播公司”接洽，商借他们的录音室，供给我们录制唱片。

我邀请了歌咏队里优秀的歌手十余人，请他们到台北“中国广播公司”录音。这在现在看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但在当初，别说路费是一个问题，青年请假，需要家长同意，尤其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甚至从来没有到过台北。

经过一番筹备，终于有一天，我们乘坐五点十二分的早班车，三个半小时后抵达台北。从车站走路到“中国广播公司”，开始进行录音。等录音结束，已经是万家灯火的时候了。由于我们在台北没有地方居住，只有赶最后八点四十分的晚班车回宜兰。

在赶火车的时候，我想到大家都还没吃晚餐。因此买完车票，我又急忙买了面包，带到车上分给大家，刚好一人一个。

青年们问我：“师父，您呢？”我说：“我刚才吃过了！”事实上，面包就是少了我的一个。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0)

在佛教里有“过午不食”，一餐不吃不要紧，不过那是原始佛教，教徒生活单纯，晚上早早就入睡，工作也有限度。但我那时年轻，工作忙碌，每天所消耗的体力很多，晚上不吃饭，事实上是不容易度过的。所以我经常饿得发抖、流汗、心悸，不过忍耐一下，也就过去了。

那一天，我们好不容易回到宜兰，已经午夜十二点。青年们各自回家，我回到雷音寺，寺中几位老人家都已熟睡，我不敢进入厨房，只有非常知趣地在床上打坐。后来不知不觉睡着了，但是半夜里，我几度因为饥饿醒来，之后又因疲倦而沉沉睡去。

我在一九五三年元月到宜兰，将近一个甲子的岁月，至今我的户口一直留在宜兰。二　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宜兰县、宜兰市同时颁发给我荣誉县、市民证书，总算我在宜兰五十多年的岁月，没有白住。

不过，我在宜兰这么多年，经常远赴各地讲经弘法，对于三餐饮食，我经常是饱饱饿饿，多一餐、少一餐是常有的事。像我这样不懂得怜惜自己的色身，也难怪糖尿病会找到我的身上来。

六

在宜兰弘法期间，我也经常到台北编辑杂志。从《人生》杂志、《今日佛教》到《觉世旬刊》，前后有数十年的时间。每次从宜兰出发，要经过二十一个山洞才能到台北。一趟火车乘坐下来，鼻孔里经常都是黑黑的炭灰。有心的信徒也体谅我，便结合全省信徒的力量，在台北郊区买了一间小型精舍，作为我的栖身之所。

由于我经常不住在精舍，有一位赵老太太和一位中年比丘尼达德师，愿意替我看守房舍，平时也在厨房里帮忙烧煮。记得那是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达德师突然不停地狂吼喊叫，甚至用脚踢床，因为她病痛难忍。我一见这种情形，也慌了手脚，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旁的赵老太太跟我说：“应该赶快把她送到医院治疗！”

于是我急忙将她送到铁路医院。但医院不肯接受，我马上又将她转送到台大医院。这时台大医院的急诊室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我挂了号，办理好住院手续后，有一位实习医师跟我说：“这个时候也不可能开刀，必须等到明天检查过后，才能决定该怎么处理。”接着他说，“你把病人留在急诊室，我们会照顾的，你先回去吧！”

这时候回北投，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可以搭乘，于是我就近到三重埔，过去三重文化服务处的办公室，权且住了一晚。临睡时，我感到肚子很饿，而且忽然心跳加速、冒汗、头晕，只得起来找东西吃。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1)

由于文化服务处平时无人居住，当然也没有存粮，而那时已是深夜三四点，别说我平时就没有购物的习惯，即使想买，已经是深夜，也没有地方可以买得到东西。我只得在橱柜里东翻西找，突然看到一包渔人牌的麦片，赶快把它打开来，用开水冲泡，然后一连喝了好几大碗。

奇怪！怎么一直吃都不觉得饱？自己忽然也害怕起来！心想：我的肚子又不是无底深坑，怎么能一下子吃得了那么多麦片，又喝了那么多碗水呢？

后来我发现，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即使吃了很多东西，由于养分还没有输送到血液里，无法供给细胞所需，所以仍然会感到饥饿。因为我一直觉得肚子饿，很想吃，但又不敢吃，怕吃出毛病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感觉不再冒汗，手脚也不颤抖了，自己就困坐在那里。

从极度饥饿到极度疲倦，现在回想起来，一个人在极度饥饿时，感觉就跟忍受病痛折腾一样，都是痛苦的经验。由于自己曾有这样的体会，因此若问：糖尿病是怎么引起的？以我的经验，饥饿应该是最大的元凶。

七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早期由于生活艰难，后来则因弘法忙碌，或因出门在外，饮食不便，因此日子经常是在饥饿、半饥饿中度过的。但最严重的一次饥饿，却成为我创建普门寺的因缘。

话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编《人生》杂志时，有一天，发行人东初法师跟我说，希望当月的《人生》杂志能提早出刊。

我应允以后，就在印刷厂赶工加班。那时候的印刷厂，对于一些定期刊物，各家的印刷日期早已排定，本来是不容易更改的，但我设定一定要在某一天出刊。一位李姓经理承诺后，我从送稿、校稿，到最后三校当天，一早从善导寺走路到位于万华大理街的印刷厂。那时我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因为即使一块钱也不容易拥有，走路则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在印刷厂校稿时，中午时分，李经理说：“星云法师，下班吃饭了！”我看他们的员工都在吃便当，心想：自己哪有福气吃便当？即便想要买个面包，也没有钱！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2)

好不容易校完稿，一直等到晚间，杂志终于出炉了。我拿了二百本要送给东初法师，从大理街走路到万华，大约半小时。从万华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往新北投，下了火车已将近十点。这时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把长衫脱下来包裹杂志，以免被雨淋湿。

我扛着二百本《人生》杂志，从新北投走路到上北投的法藏寺。前面的一段平路，大概走了二十分钟，然后再爬四百个坡坎。当我到达法藏寺时，已经是晚间十点多钟了。

见到东初老法师，我把杂志送给他。他看过之后很高兴地对我说：“你很负责！”听了这句鼓励的话，我也很欢喜。这时他跟我说：“你不要走了，今天就住在法藏寺吧！”

我想：回台北横竖也没地方住，因此就随缘答应住了下来。他叫寺中的人帮我送单。

那时候外省人，特别是像我们年轻的外省人，在台湾居住，尤其在女众寺院，不容易受人尊重、信赖。他送我进入室内，就从外面把门反锁，我也不以为怪。但是隔天天亮之后，七八点了，都不见有人来开门，我也不敢随便叫人。一直到了九点，才有人来把门打开，他连声向我道歉，说是忘记了！

我出了房门，准备下山，就去向老法师告假。他说：“今天中午我要请客，你就留下来帮忙吧！”

东初法师是我在焦山佛学院的副院长，也是常住的监院，现在是我的长辈，对他吩咐的事我当然义不容辞。再说，请客，帮忙排桌椅、摆碗筷，也是我擅长的工作，是我多年行单工作累积下来的专长。

可是哪里知道，台北的客人很难请，一直等到下午一点才姗姗来了十个人左右。我心想：两桌可以坐二十个人，老法师陪一桌，我也可以陪另外一桌的几个人吃饭。

我自信满满，自以为想的不会错。但是到了入席时，我让客人先坐，自己等着老法师吩咐。岂知东初法师说：你这个孩子(其实当时我应该有三十岁了)，怎么不到厨房去吃饭？

我一听，哦！原来请吃饭，我是没有份的，只能到厨房去吃饭！想想，也真窝囊。在大陆，至少我也当过校长、住持；在台湾，也曾编过杂志，担任过教务主任，也是宜兰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现在却只能到厨房去吃饭，真是可怜。

正文 七、饥饿的岁月(13)

当我走到厨房时，里面好热闹，大家正忙着做斋菜。我在门口张望了一下，里面一个人也不认识，要我跟他们说“我要吃饭”，实在说不出口，于是我就从边门悄悄下山了。

印象中，我当天的中饭、早餐都没吃，前一天的晚餐、中饭也是粒米未进，一直都在忙着杂志，忙着要请客。到了此刻，全身已经虚脱无力了，身体摇摇晃晃。下山时踩着四百多个台阶，就像踩在云端里，感觉像是腾云驾雾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下山的。不过我生性没有想到要怨恨或是怪人，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将来我有能力建寺时，我要给人吃饭！

现在佛光山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分、别院道场。其实说来惭愧，最早建设分、别院，我也不是有什么大志想要弘法利生，最主要的，就是要吃饭。

当初从高雄到台北，从台北回宜兰，车程十几小时，中途肚子饿，要有地方吃饭，因此最初在彰化建福山寺，就是为了中途能有饭吃。后来在台北建普门寺，想到台北吃饭更难，素菜馆也不是人人能到的，所以我建普门寺，意谓“普门大开”，想要吃饭的人，都欢迎大家进来。

甚至，早期我一直告诉普门寺的住持、当家，凡是来吃饭的人，不问姓名，只要他肯吃我们的素菜，就是在成就、圆满我们的心愿，我们都应该对他心存感谢。

今日佛光山的发展，或许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因缘，但是“给人吃饭”，应该是众多因缘中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现在事隔多年，但是回想起在法藏寺的这一段饥饿往事，应该是我多次饥饿经历中，比较严重的一次。因为当时如果不是三宝加披，只要我不小心一脚踩空，坠入山崖之下，不就粉身碎骨了吗？

其实，人在世间，都是受着业力的牵引，都是受着因缘的安排。我觉得饥饿是难堪的，但佛祖也不会误人，一切的一切，应该都有佛缘在安排吧！

正文 八、弘法(1)

八、弘法

“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这两句话说明，“弘法利生”乃出家人应负的责任。只是一般僧侣并不容易达到这种标准，他们大多数只流于寺务照顾，或者游方参学，顶多诵经服务；真正想要做一个弘法利生的僧伽，不但要有学问、德行，还要有人缘。

回想自己的一生，在大陆期间是我成长和学习的时期，在此也就不多赘述。但说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到了台湾，最初住在桃园县，除了帮助挂单的寺院从事苦工杂务以外，一时只觉前途茫茫，不知道未来希望在哪里。自己既不愿意从事经忏佛事，也无意于当家住持，因此想到，只有写文章投稿到报章杂志，以言论来护卫佛教。

记得当时有位京剧名伶，在台北永乐戏院演出侮蔑佛教的戏剧，我毅然挺身而出，写信公开向她抗议。其实我也知道，她只不过像颗棋子般任人摆布而已，并非故意要毁谤佛教。但是正当我埋首为文护教时，一位老太太走过我的身旁，跟我说：“法师，你要去工作，不工作会没有饭吃哦！”

当下我惊觉到，写文章弘法，在寺院里并不被认为是正当的工作，甚至他们还认为我是偷懒在看书、写字呢。因此后来陆续在报章杂志上投稿，都不敢公开在饭桌上撰文(当时没有办公桌)，只有找个隐秘的地方偷偷写作。那时候《自由青年》《中华》副刊、《觉生》杂志、《人生》杂志等，都发表过我的文章。

当然，弘法并不一定只限于撰文发表，还可以讲经说法。但是当时并没有这种风气，也没有人集众讲演，因此我先是应邀到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两年后，也就是一九五二年五月，由于宜兰念佛会马腾居士写信邀请，开启了我前往宜兰弘法的契机。

说来惭愧，那个时候我连宜兰在哪里都不知道，后来一再延到十二月。正当快要过年时，李决和居士从宜兰到台北，当面邀请我。李居士是一位慈祥恺悌的中年绅士，一见面我很自然就受其感染，尤其他那虔诚恭敬的态度，很让人感动，因此，当下答应前往宜兰弘法。

正文 八、弘法(2)

记得那是一九五三年新春过后，我从台北西站坐公路局的车子前往，沿途都是碎石子路。早上八点出发，一共开了三个半小时才抵达宜兰。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宜兰雷音寺，也由此正式踏上了人生的弘法之路。

雷音寺坐落在宜兰北门口的一间小庙，只有二三十坪的小佛殿里，大大小小供了一百余尊佛道的塑像，旁边几间厢房已有三家军眷居住了。我到达当天，看见佛殿前的丹墀里正挂着春节未吃完的腊肉、咸鱼，同时还晾晒着一些妇女、儿童的衣服。整个雷音寺的外观看起来，应该说比起中国过去的大杂院还不如。

我抵达时，并没有人接待，自己默默坐在佛殿一边的竹椅上。一直等到一位为信徒消灾诵经的六七十岁的老尼师念完经，她看看我，又去念经。再过了一会儿，她才走向前问我。虽然我听不懂她的话，但知道她的话意是说“你是来讲经的吗？”因此回答她：“是。”

过了十分钟，她端来半杯水给我，没有讲话。不过我知道应该没有走错路，因为她能给我茶水，就表示好意，我只有等下去。约莫坐了一个钟头以后，时间已是下午两点钟了，她才叫我到隔壁小巷子里吃饭。饭桌是由两块木板临时钉起来的，中间的隙缝至少有五公分宽；筷子、汤匙，也是她们用铅皮自己制作出来的，可见老尼师们的生活非常清苦。

吃过饭后，她送我到一间与佛殿并排，用木板隔起来的小房间里安单。里面除一张竹床、一台裁缝机以外，别无他物。由于我从早上直到此刻，还没有上过厕所，四处张望，也没有洗手间。不过我不用跟人说明，就一个人徒步走了十五分钟，回到紧靠宜兰火车站，也就是刚才下车的公路局车站上过洗手间，然后如释重负般，欢喜悠闲地慢慢走回雷音寺，再次坐在竹床上静待情况发展。

由于时近黄昏，房间里的蚊子绵密飞舞，可以说只要伸手就能抓到几只。我心想，过去佛陀为了弘法利生而“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看起来今天我也非得用身血供养蚊子，以此跟它们结缘不可了。

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间七点多，总算听到佛殿里有声音问：“法师来了吗？”回答的声音很细小，不过不用讲也知道，他一定回答：“已经来了！”大概又等了二十分钟，听到外面人声嘈杂，应该有一二十人。终于有人敲我的门：“法师，请你出来跟我们讲话。”

正文 八、弘法(3)

当时正盼望着有人说话，听到信徒请我，我便离开了黑暗的小房子，走到佛殿里。在佛殿的一角，他们安排了一个小凳子，供做讲者的位置，信徒则坐在木板钉成的拜垫上，听说还是被军眷搬去当枕头，临时再跟他们商议借来当座位。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宜兰第一天的生活。

宜兰是一个淳朴的乡村小镇，雷音寺则是“龙华派”遗留下来的一间小庙，平时没有僧人居住，偶尔有游方的僧尼暂住，但是因为实在无法生活，只得又再游走他方。我到的时候，正是一位妙专老尼师被邀请在寺中住持。我在这里讲演二十天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先后经过四位翻译，都无法称职。最后有一位在税捐处服务的张优理小姐，由于她口齿清晰，记忆力强，可以像录音机一样，把我的话原原本本用闽南话翻译出来，是公论最好的翻译。她就是后来出家，一直跟随我翻译五十多年的慈惠法师。

我讲完《普门品》后，有老少信徒一百零八人皈依三宝，这也是我第一次为信徒主持皈依。当时我并没有嫌弃雷音寺，但也没有打算长久居住，因为这里实在没有居住的条件。于是讲完经之后，我回到台北，和心悟、心忍两位法师，同挤在圆山临济寺的一间小屋子里。他们两位是福州的同乡，学问很好，不嫌弃而接受我成为朋友，总算让我在台北也有一个落脚处。

但是就在我回到台北后，宜兰信徒每天络绎不绝地到台北，邀请我再回宜兰。此中尤其是爱姑、免姑两位老太太，她们虔诚的态度最令人感动。由于当时年轻，实在受不起信徒的恭敬、恭维，我于是允诺再回宜兰。

我在宜兰，没有桌子可用，只有将一台破旧的裁缝机，将就权充写作的桌子；没有凳子可坐，于是好几个信徒凑了三十元，到监狱买了一张藤椅给我，坐起来感觉无比舒适。

我住的小房间里，没有电灯，但我不以为苦。因为过去我也没有使用过电灯。记得我到雷音寺那年是二十七岁。在此之前，除了在南京华藏寺短期享用过电灯以外，在大陆住过的栖霞山、焦山、白塔山，乃至台湾中坜的圆光寺、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也都没有水电设施。

不过，信徒把我请回来，他们也很殷勤，都想为我解决困难，因此把佛前灯的电线加长，拉到我的房门口。尽管加长的电线也只能拉到门口，只得把电灯挂在卧室门口，但是我就这样沾有佛光，每晚借用佛光读书。虽然不能关门，好在这间小庙，晚间也没有人走动。

正文 八、弘法(4)

后来，我发现在一个小锅炉的后面有一间小厕所。虽然使用时必须把锅炉搬开，尤其厕所实在太小，连转身都不容易，但总是解决了生活上的一个大问题。除此以外，在那段岁月里，我是怎么解决盥洗问题的，现在已经不复记忆了。不过那个时候只要乘坐公路局的车子，就可以到礁溪洗温泉，但是我从来不曾动过这个念头。

我在雷音寺住下来之后，三家军眷跟我互动良好。他们的态度都十分友善，甚至看我集合信徒共修活动，还主动表示会尽快搬离寺院。当中一位四川的陈存锋军官夫妇，之前已参加了一百零八人的皈依。一年之后最先迁离，接着他的亲戚马姓等两家人也相继搬迁。数十年后，就在五六年前，有一天我在荣民总医院，忽然看到那位陈姓军官，一口就叫出他的名字。他也感动不已，后来还寄了五千块钱作为供养。我觉得自己这一生，经常遇到一些奇异的因缘；因为有很多好因好缘，因此感到人生真是无比美好。

自从这三户军眷搬走之后，整个寺院顿感清净单纯。看起来已经像个道场了，而且因为寺院空间增大，因此我就成立阅览室，要大家来看书。另外还多了一间小客厅，可以谈论佛法；也有两间客房，虽然只有四个榻榻米大，有时候也可以挤进三四个人挂单。

这时，相继有东初、演培、煮云、南亭法师，甚至章嘉活佛等人，我一一把他们请到宜兰。这些大德每来宜兰一次，我就增添一些厨房的碗盘用具，也增加餐厅的桌椅，甚至枕头、棉被等生活用品。因为要接待贵宾，信徒们自然努力捐助，增购接待客人的设备。

另外，我还把美国的苏悉地、法国的阿难陀法师，先后请到宜兰弘法，让宜兰人大开眼界，原来不只有年轻的外省和尚，还有外国的高鼻子、蓝眼睛的比丘，一时整个宜兰小镇为之轰动。看到大家对佛教如此兴味昂扬，我知道宜兰的佛教已经慢慢在起步了。

这期间，我每个月必须从宜兰回台北编杂志，然后再从台北回宜兰。每次来去，不管是从雷音寺走到火车站，或者从火车站走回雷音寺，一路上围观的市民很多。由于从小在丛林里参学，一向注重威仪，所谓“行如风”，我走在马路上都是两眼平视，从来不东张西望，因此更加引起市民的好奇。

正文 八、弘法(5)

当时我心里也很清楚，出家人身教重于言教。果然后来有人告诉我，每当我走路经过宜兰电信局，里面值班的话务小姐们不接电话，纷纷放下工作，一起出来看这个外来的年轻和尚。她们从看我走路，也对佛教生起好感。可见佛门里，僧相威仪，甚至连袈裟的一角，都能度众。

就在我初到宜兰的一两年中，便陆续成立了青年会、歌咏队、弘法团、儿童班，甚至创办幼儿园，启建讲堂，并向“教育部”立案申办光华文理补习班。“前教育部训育委员”会常委郑石岩教授，就是当时补习班杰出的青年之一。

为了弘法，我把宜兰中学优秀的老师请到补习班教书，还把兰阳女中优秀的师生请来参加弘法队、歌咏队。另外，宜兰农校、头城中学都有师生前来参加团体活动。那时的雷音寺俨然就是宜兰一所不具名的大学。

这当中，我最要感谢的是杨勇溥先生，他为我作了不少佛教歌曲，但是分文未取，甚至我好像连一餐饭都没有请他吃过。现在流行的《西方》《弘法者之歌》《菩提树》《祈求》《钟声》等，都是他为我谱曲，甚至帮忙教唱。

另外，余仁溥也是一个歌唱高手，还有程郁尊、李浩然、钟钧梁，都是宜兰念佛会的成员，也都是讲座中的台柱。当然，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还是要数李决和及林松年居士了。他们两人分任宜兰念佛会的弘法主任和总务主任，热心而有恒心毅力，很能负托。所以我在宜兰终能把佛教弘扬出一片天空来。

我初到宜兰时，有一批优秀的青年跟随我学佛，后来出家入道，这是我在宜兰弘法的另一项成果。例如，佛光山继我之后担任第二代、第四任住持的心平和尚，就是宜兰人；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依空法师等人，也都是宜兰优秀的青年。

乃至林清志、林秀美居士，他们都是我学生会的学生，后来每周到监狱义务弘法，三十年从未间断。现在林清志是宜兰大学的教授。张肇居士也是学生会的学员，高中教职退休后，现在发心在佛光大学照顾园艺，其夫人张黄素贞在佛光学舍负责典座。

正文 八、弘法(6)

二　六年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届满三十周年，宜兰歌咏队特地在讲座中高歌一曲，后来又在高雄演出一场。现在这些队员们都已是白发皤皤，年近七十高龄了。想当初他们是一群可爱的青年，跟随我的弘法脚步，真是南征北讨，上山下海，走遍乡村广场，到处弘法布教。

在五十年代，台湾还没有电视。每回到乡村广场布教，由于我们有幻灯机，录音机，有歌声，有讲座，所以内容精彩丰富。每场都受到乡民的热烈欢迎。

这许多青年随着我弘法，每次在我讲演开始前，都会拿着锣鼓到大街小巷去敲打宣传，说明今晚在哪里弘法；或者乘坐三轮车，车上绑个喇叭，穿梭在大小巷弄里广播。

当时的广播词：“咱们的佛教来了！”让我听了很受感动。因为在那时，佛教信仰低迷，尤其受到基督教强而有力的排挤、压迫。所幸当时有慈航法师的肉身不坏，有詹煜斋成立大专佛学社团的奖学金，以及曾任孙中山先生军需处处长的朱镜宙和周春熙居士成立的台湾印经处；乃至李炳南、许炎敦、董正之、丁俊生、周邦道等居士，在台中办有莲社及编辑佛教杂志等，总算让佛教也能有一方生存的空间。

尤其，孙立人将军夫人孙张清扬女士和国民党元老李子宽居士，以旧台币一千五百万元买下善导寺，作为台北市佛教会的中心。台湾佛教于是有了些许的活动。后来“中国佛教会”与“内政部”交涉，每年轮流在一间寺院传授三坛大戒，佛教就这样更加如火如荼地发展开来。再加上我们宜兰佛教的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到台北录影，灌制唱片，或在电台制作广播节目，乃至随喜随缘地在乡村弘法布教等。佛教这才慢慢地正式走向社会。

我最初在台湾弘法，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说是挫折不断。记得当年宜兰青年郑秀雄先生在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读书，要我前去主持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是当天郑秀雄跑到车站，跟我说：“师父，对不起，讲座的海报贴出以后，学校下令取消了。”

由于这次事件，引发之后好多年，佛教都不准到学校讲演。但是尽管如此，我仍想办法解决困难。我邀请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学大师，到台湾各大学讲演，甚至邀请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大学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台湾的土和尚你们不欢迎，日本的东洋和尚，总该可以了吧！

正文 八、弘法

在我弘法的过程中，感到最棘手的事，应该要算与警察捉迷藏了。举个例子演：有一次，我在龙潭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听我讲说，忽然身边有个声音传来：“下来，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名警察，他叫我下去。我想讲演正在进行中，台下那么多听众，我怎么能下去呢？但是警察执行公务，也不能违抗。于是我请慈容法师上台带大家唱歌，我下去和警察讲话。

我下去之后，问他：“你要我下来做什么？”

他说：“立刻解散，停止讲演。”

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

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正在僵持时，我说：“你让我上去讲，只要我讲完，自然就会解散，不会有事的！”

警察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当我讲完之后，大家当然也就自然解散，总算相安无事，圆满结束。

另外有一次，我到花莲弘法。事前三轮车出去广播，说明今晚七点半，某人在某某广场弘法……

警察得到讯息后，即刻到处找我。我也知道没有办法躲避，只有单枪匹马走进警察局。警察见了我，质问道：“谁叫你宣传，要在花莲集众弘法的？”

我当即说：“我在台北每天都集众弘法，花莲又不是什么化外之区，为什么就不可以呢？”

他听我说是“台北来的”，那个时候所谓“在京的和尚，出京的官”，我从台北来，他不知道我的底牌，怕会无端生事，或者得罪什么人物，因此自己制造台阶下，就说：“你要把秩序维持好！”

我只有诺诺应命，当然也就得以顺利在花莲弘法了。

还有一次，我在宜兰念佛会的讲堂播放日本幻灯影片。这件事在当局看来，也是大逆不道。于是有个派出所的警察，下令要关闭我的讲堂。我知道他是吓唬我的，只要跟他说几句好话，也就没事了。但是过了没多久，有一天，警察局叫他来跟我借讲堂，当做考试的考场。我拒不出借。之后警察局局长亲自登门商借，我满口答应，并且告诉他，之前所以不借，是因为你们有一位警察，一再干扰道场集会。

正文 八、弘法

第二天，这位警察就被调到太平山去了。后来，他回来见到我，说我太厉害了。我想想也是的，为了弘法，需要如此与公务人员为难。不过在我初到宜兰时，他经常在旁边监视我。我想他在主管面前打我的报告，应该也是为数不少！

此外，一九六三年我在高雄创建寿山寺，五层楼的寺院才刚建成，“高雄要塞司令部”就以建筑超高为由，下令要我拆除。那时军令如山，一般民间都不敢申诉反驳，即使“市政府”也没有办法抵挡。因为军事第一，凡是军事需要的，民间都得让步。

乍听刚建好的寿山寺，马上就要被拆除。我心想这固然是法运不济，自己也太没有福德因缘，太没有面子了。

正当信徒们焦急、求助无门时，我拿了身份证，直闯要塞司令部。我在门口登记后，进到里面就问：“是谁下令要拆除寿山寺的？”

一位上校军官站了起来，说：“是我！”

我当时很冷静地跟他说：“你要拆除寿山寺，我是一个出家人，这个寺院不能住，就住到别的寺院去；但是你拆除寺院的后果，我必须告诉你。你要知道，寿山寺是多少高雄市民捐款所建，你拆寺就等于拆他们的房子。不但会引发民怨，尤其万一事情喧腾开来，被记者照一张相片登在报纸上，只怕国际舆论会认为台湾对宗教也太不尊重了吧！再说，前不久越南‘总统’吴廷琰之所以被推翻，就是源于他烧毁佛教教旗，导致民怨沸腾。我不忍见到那种后果，所以来给你表示意见。”

上校一听，十分惊慌，马上问我：“那要怎么办呢？”

我说：“你只要发个公文给‘高雄市政府’，要他不必拆，不就没事了吗？”

他即刻回答：“我照办！”

漫天的风云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正文 八、弘法

其实，在我的弘法生涯中，也遇到很多温馨而有人情味的事。例如我到彰化田中讲演，他们把神明都抬出来迎接，甚至连“肃静”、“回避”的牌子也出动了。我到溪州弘法，当时台糖总公司设在溪州，台糖的高级专员特地用火车，专车把我从南部接到溪州。我到花莲富里弘法时，当地是一个小乡村，过去从来没有人到此传播佛法，但当地人们很热情，特地装了一个大喇叭，到火车站前唱着佛教歌曲：“苦海中一片茫茫，人生像一叶小舟，漂浮在海中央……”他们以我作词的歌曲来迎接我，让我不禁深受感动。

那时候我到处弘法，有时坐牛车，有时坐矿场的“轻便车”，有时坐台糖的小火车。甚至“国防部”曾经邀请我到三军官校弘法，承蒙他们礼遇，让我搭乘各种军车、军机、军舰等交通工具。当然，在中国香港、泰国、美国，也都坐过直升机、汽艇、渡轮等。

近二十年来，我在岛内外弘法，可以说都非常顺利，尤其许多大学纷纷邀请我前去讲演。例如，我在台湾的“清华”、“中央大学”作过演说，在台湾大学主持过“世界青年论坛”，除了在成功、中兴等公、私立大学讲演以外，甚至应聘担任“中国文化大学印度研究所”所长，并在东海大学哲学系做过六年的客座教授。

岛外大学部分，如美国柏克莱、西雅图、加州、康奈尔、哈佛、耶鲁大学等，都曾留下弘法记录。乃至巴西的圣保罗大学，澳洲的邦德大学，中国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等，甚至欧洲的瑞典、瑞士、英国等多所大学，都曾前往结缘。不过，近年来由于创办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我感觉时间实在不够用，所以在各地学校乃至监狱的弘法，也就慢慢减少了。

说到弘法，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我把佛法从寺院带入到“国家会堂”。最早我在台北中山堂、“国立艺术馆”弘法，之后到台北“国父纪念馆”，每年举办大型讲座三天，持续到二　六年，整整三十个寒暑；我每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讲演三天，每天都有数万人听讲，到二　六年也是整整二十年。

我在八十岁时，曾经宣布要“封人”，意思就是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与香港红磡体育馆的例行大型讲座，因为年纪老迈，行动不便，所以到二　六年为止，今后不再举办。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不再接触信徒，今后一些小型的讲演、活动，我仍然乐意随喜和大家结缘。

正文 八、弘法

例如，二　六年我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一场讲演，承凤凰卫视实况录像转播。二　七年我在南京大学，受到校长、院长、主任等人的接待，作了一场讲话。过去我在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也作过演说，其中影响深远的，要算长沙岳麓书院讲说“中国文化与五乘佛法”那一次了。

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建于北宋开宝九年，为潭州(长沙)太守朱洞先生，继承智睿法师等二位僧人在此建屋聚众的基础而创立。南宋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先生曾在这里讲学，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蔡锷、谭嗣同、毛泽东等人，也都曾在此受业。

二　六年三月十九日我应邀到此讲演时，适逢天下雨，所有的教授、学生都在雨中聆听，最是让我感动。当天，吴伯雄先生、天下文化创办人高希均教授，都在现场为我助讲，称得上是盛事一桩。

另外，在弘法生涯中，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自从台湾有电视台开播以来，我以一个出家人的身份，第一个打破惯例，游走在台视、“中视”、华视等三台，为他们讲说佛法三十年以上，所讲的“星云法语”、“星云说喻”、“星云说偈”等，达数千条之多。

其实说到弘法，一个出家人只要把寺院的行政办好，能够领众有方，也就算是尽到弘法责任了。但是我的志趣并不在此，我希望从事佛教教育，只是碍于自己并没有受过完整的社会教育，同时也没有佛教的教育事业愿意任用我。

既然教育的路一时走不通，那么就来从事慈善事业吧！怎奈自己囊空如洗，也没有支持我的因缘。想想，只有走上“说法度众”一途了。因为讲经说法不需要什么人帮助，只要自己随意在街头巷尾站下来，就可以和民众讲话；即使借用神庙的广场弘法，只要花个十二块钱，向电力公司申请一盏电灯，也就可以集众了。甚至哪怕遭到警察的干涉，第二天也可以再换另一个地方弘法。于是就在这样的信念，以及感谢各种因缘成就下，我走上了弘法之路。

我一生弘法，始终有个信念，就是要弘扬“人间佛教”。这固然是因为自己的性格近于人间，再一方面，我长期从事弘法布教，这当中与其说我增长了信徒的信心，其实更重要的是，信徒们也告诉了我“他们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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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九四九年夏天，我在高雄凤山的露天广场，讲说“如何医治人生的大病”。当天讲演，从晚间七点讲到十一点，真像马拉松赛跑，已经整整讲了四个钟头，可是现场听众的情绪沸腾，使我欲罢不能，一再喊着：“请再继续讲下去！”我一向很懂得“见好就收”，除了那一次以外，之后的弘法就很少再有超过两小时以上的情况发生了。

在我一生的弘法道路上，其实神道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台湾所有的神庙广场都是“来者不拒”，并不限定什么人，只要你来商借，他都乐意提供给你使用。台湾各地的庙观广场，诸如万华的龙山寺、新竹的城隍庙、台北的指南宫、玉里的华山宫、北港的朝天宫、高雄的三凤宫等，我都曾经借用作为弘法场所。另外，像各地的图书馆、学校礼堂、工厂，尤其监狱是我弘法结缘最多的地方。

可以说，自从我到宜兰，正式踏上弘法之路以来，一路从山区讲到平地，从广场讲到礼堂，从工厂讲到学校，从监狱讲到国家殿堂，从寺院讲到讲堂，从省内讲到省外。我曾经接受“法务部”的聘请，担任正式的监狱布教师，台湾全省的监狱，我不止一次前往弘法，主持皈依，或是个别与受刑人谈话。

我自己在说法时，也经常深思一个问题：佛法不是为自己而讲，佛法是要讲给人听的！因此我一生弘法，一直很重视“契理契机”。然而所谓“契理容易契机难”。尤其佛光山开山四十年来，不断有各行各业的团体上山，例如教师协会、作家学会、新闻媒体、农田水利，乃至演艺、外交、经济、财政、国际人士等。各种团体来山，都要找人开示，为了要讲说与大众能相契的佛法，我经常挖空心思，费心思索。

多年来我讲演的对象与内容，包括对青年谈“读书做人”，对妇女谈“佛化家庭”，对老人谈“安度晚年之道”，对儿童谈“四小不可轻”，对建筑业谈“命运的建筑师”，对企业人士谈“现代管理学”，对美容师谈“美容与美心”，对文艺作家谈“文学之美”，对科学家谈“佛观一钵水，八万四千虫”，对宗教界谈“宗教之间”，对政治界谈“佛教的政治观”等。

说到政治，其实我并不喜欢政治。只是我生长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我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历年来，就拿高雄市来讲，历任的“市长”，如许水德、吴敦义、谢长廷先生等，他们经常带领一级主管上山参加讲座。其他如台南等各“县市长”，也经常像这样在佛光山举办“干部会议”，同时聆听佛法或参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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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创焕先生担任“省主席”时，曾经多次把“县市长”、“议长”等，集合到佛光山参与讲座；林丰正先生担任“台北县长”时，有感于台北县的外来人口过多，流动性太大，特地邀请我在台北县的体育馆，对万名县民讲说“安住身心之道”。

多年来，我在台湾弘扬“人间佛教”，继而从台湾跨步走向国际，也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让佛教能走上国际化道路，我经常应邀在世界五大洲弘法，诸如澳洲悉尼市政府大礼堂、欧洲巴黎歌剧院、美国林肯中心、加拿大多伦多艺术中心、巴西SE大教堂、日本国会议事厅、新加坡义安理工学院大讲堂、马来西亚东姑礼堂等地，我都曾讲演过。马来西亚槟城首席部长许子根，甚至发愿要为我建一座可容纳两万人以上听讲的大礼堂。

平时我在世界各国讲演，除了现场有当地的语言翻译之外，事后的讲演记录，乃至我的一些著作，也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法文、印度文等多国语言，同时被某些大学用来当做教材。例如，宜兰大学便将《人间佛教》列入通识教育的课程中。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尤其二　五年五月，美国国会图书馆正式在《国会图书分类法》之佛教分类号下，为佛光山及我的作品设立单独号码，并将《人间佛教》及《佛光山教团》正式编纳入《国会图书馆主体标目》之中，可见人间佛教已经受到普世的重视。

最近知名教育家陈之藩先生写信给永芸法师，谈到要我把多年来弘法的文稿，乃至写作的文章，翻译成法文或英文，他认为应该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惭愧之至，我何人也？平时舞文弄墨，只是为了宣扬佛法也，哪敢跃登龙门呢？

在弘法的生涯中，我感叹自己像江海中的一粒沙石，激不起海洋的一丝涟漪。我觉得佛法的弘传，要由上而下。综观历史上的各朝各代，如果帝王信仰佛教，那么佛法的弘传就会快速地普及，甚至像佛世时，也有频婆娑罗王、波斯匿王等人的护持。但是现在我们都是由下而上，就是使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办法获得社会的重视，政府对佛教总是“取缔有之，维护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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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长期以来媒体对佛教的偏见。他们认为只是报道一些社会正面的好事，报纸没有人看，因此喜欢报道负面的消息，哪里有斗争，大家莫不争相报道。佛教中如果稍有弊端，媒体更是乐于夸大宣传，反而平时正经的讲演弘法，即使是数万人的聚会，媒体也不会青睐，根本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

不过，近年来情况已稍见改善，不但佛教的大型弘法、座谈等活动，能在报纸、电视上博得一些版面和画面，偶尔一些评论性的文章或节目，提到佛光山，总结一句话，都说“佛光山是一个正派的佛教团体”。能获得社会如此的评价，我可谓于愿足矣！

其实，佛光山多年来努力、辛苦弘扬人间佛教，目的只希望佛教能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人心、改善社会风气、端正人生行为，这是佛教应负的社会责任，也是佛教对国家所能作出的贡献。

过去东南亚的佛教，数百年来都是靠着一些老公公、老婆婆，他们在随同儿女漂洋过海移民到东南亚的同时，也把佛菩萨的圣像一起带过去，所以才有现在的东南亚佛教。

现在台湾的佛教很兴盛，台湾现在有百万人在大陆经商，这些台商们有把台湾的佛教传布到中国大陆吗？我自己一向有“立足台湾，放眼中国，前瞻世界”的理念，因此趁着现在是两岸都同意宗教交流的时刻，我指派不少青年到大陆各大学接受教育，同时鼓励大陆青年到台湾的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修学。

我自己多年来更是一再努力，尽量不辞劳苦地到大陆弘法，除了曾经在上海、南京、扬州、杭州等地，随着佛光山梵呗赞颂团的表演而随机弘法以外，也曾在各大学讲演。

一直到了今年，苏州寒山寺把他们的“和合对钟”，赠送其一给佛光山，作为和平的献礼。这口钟由于唐朝诗人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而名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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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寒山寺以“和平”的名义分灯台湾，希望通过宗教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因为两岸为了“统独”问题而战火弥漫，实非全民之福；反之，两岸能相互和平，彼此和谐，才是全民馨香祈求之事。

我虽然不善赋诗，为了此一盛事，不禁也口赋一首：两岸尘缘如梦幻，骨肉至亲不往还；苏州古刹寒山寺，和平钟声到台湾。承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也和我一首：一湾浅水月同天，两岸乡愁夜难眠；莫道佛光千里远，兄弟和合钟相连。

假如说我弘法的成就，真能达到“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目标，那么同为炎黄子孙的十三亿人，我怎能不将佛法均沾他们，滋长他们的性灵，以期带动中国未来和谐社会的发展呢？

回首自己一生弘法的心路历程，有时候感觉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是能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在弘法的路上，我如此自我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