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应《新新闻周刊》总编辑卢伯华先生之邀稿，以一下午的时间写成。民国九十八年二月十日。

 

 

圣严法师(1930-2009)出身寒微，幼年出家，没有受到良好的现代教育，未及二十岁(1949年)，就因战乱，返俗随军队来台湾。三十岁(1960)重新出家。 三十九岁(1969)留学日本，四十五岁取得博士学位(1975)。后往来美国、台湾两地弘法，以教导禅坐及在大学任教、主持佛教学术机构，而逐渐开其佛教事业。经三十年的努力，成为极具特色的佛教团体，最终以「中华禅法鼓宗」自命(2005)，以佛教新宗派的面貌示人。但旋即因病，在次年传位住持之位予弟子，并在今年(2009)年初示寂。

 

圣严法师对于佛教的影响，主要是建立在他的通俗性著作和长年辛苦指导禅坐、主持高等的佛教教育机构而逐渐积累起来的。

 

而圣严法师自身的佛教思想，大抵可以依留学日本，分为前后期。

 

 

圣严法师虽然早年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却能在动荡的时代中，本着对佛教的认同与信仰，寻觅佛教现代化的出路。圣严法师曾经自述，他的中心思想，受到太虚大师和印顺法师影响比较大。留学以后，因为写论文的关系，又受到明末蕅益大师的影响。由此可见，影响圣严法师早期佛教思想倾向的，是两位注重面对现代化挑战的中国现代佛教思想家。太虚大师提倡「人生佛教」，主要对治的是过度重视「度亡」的，被他称为「人死佛教」的传统佛教。而印顺法师则标举「人间佛教」；这个提法的对立面，是反对具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天化佛教」。太虚大师曾提出「教理革命」的口号，而印顺法师批判传统佛教、重新诠释佛法的努力更为明显。圣严法师坦言受到他们二位的影响，可以窥见其早年思想的批判倾向。

 

除此之外，圣严法师再度出家后，他曾经有六年的时间，在高雄美浓闭关阅藏写作。当时主要阅读的佛典，是《戒律》和《阿含经》。这是佛教早期的经典，原来被传统中国佛教视为小乘经典而不受重视。它们比较没有后期大乘佛教的神秘、夸饰色彩，而显现着人间的朴实性。从汉传佛教的脉络来看，提倡《阿含经》和《戒律》中的人间性，一方面具有回归原始佛教的溯源意义，另一方面也在此韦伯所说的「解除魔咒」后的现代社会中，寻得佛教原有的理性的信仰资源。

 

圣严法师在留学前的著作，主要有《正信的佛教》、《佛教实用法》、《什么是佛教》、《佛教人生与宗教》等，以通俗的方式向人们介绍佛教的著作。其中，《正信的佛教》(1965出版)一书，以「正信的佛教是什么？」「佛陀是创世主吗？」等七十个浅显的问题，介绍佛教的信仰特色。圣严法师此书流通甚广，大部份台湾的佛教初学者可能都有机会阅读。

 

早期著作的第二类是戒律学方面的。有《戒律学纲要》、《佛教制度与生活》等。这一类的著作，也着力于将佛教戒律通俗化地介绍出来。他主要的观点是要尝试以既现代又溯源的方式，复活已经在历史中逐渐僵死的佛教戒律。

 

第三类的著作是护教与比较宗教的作品。有《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基督教的研究》、《比较宗教学》等。民国四五十年代的台湾，基督教界有一部份神职人员，不知何故，对佛教发起一连串挑战的举动，因而引发包括印顺法师在内的佛教作家的反击。圣严法师也参与其中。其《基督教的研究》、《比较宗教学》表面上看起来，都是跨宗教的研究，但实际上是在这样的脉络出版的，因此其中颇有一些诠释，可能会令基督徒不快。

 

综合地看，留学前的圣严法师，以其流畅的文笔，现代化的态度，站在佛教本位的立场，秉太虚、印顺两位批判性的思想家的脉络，致力于佛教的现代诠释。虽然思想并不深刻、精彩，也没有太多的创发，但是能够中规中矩地把他所理解的佛教，向社会一般读者介绍。又能在佛教的立场，执笔以护教，甚至反守为攻。这是圣严法师早期佛教思想及著作的特色。

 

 

三十九岁留学日本之后，一方面由于学术的训练、研究的课题(硕士论文研究天台宗祖师慧思，博士论文研究明代僧人蕅益)，另一方面也由于日本是一个佛教研究极为丰富成熟，且宗教活动众多的自由国家，相较于戒严体制下，有「文化沙漠」之称的民国六十年代，留学日本的经历，应该让圣严法师眼界大开，而使其思想与见地有了新的发展。

 

圣严法师曾说，透过博士论文的撰写，他受到了蕅益大师的影响。蕅益大师是明末的佛教大师，他主张禅、净土、教学、戒律的统合，是太虚、印顺等现代佛教思想家着力批判的传统中华佛教中，最受推崇，影响也极大的一位。圣严法师受其影响，意味着他将回到汉传佛教的传统脉络中，不再全然是批判性的。

 

圣严法师在日本，参观或参加了许多宗教的活动。其中包括了禅修的活动。虽然，圣严法师自称，他后来教导禅坐，主要是他自己早年自修时的用功方法，但是在日本的见闻应该是有所助益的。

 

圣严法师作为一个留学取得博士的僧人，起初并没有在台湾佛教界或学术界得到用武之地。因此，毕业后，受邀到美国弘法。在因缘际会下，尝试教人打坐，而逐渐产生信心。后来又受邀回到台湾指导禅坐。持续性的在台美两地教禅，让圣严法师的宗教事业，不因他的博士身份而受限于学术圈子，反而使他有机会广泛的接引对于佛教修行有探索兴趣的人们，积累大量的人脉，又博得「禅师」的美名。

 

非常有趣的是，早期教导禅坐的圣严法师，经常在著作中强调自己「不是禅师」，但在此阶段，他出版的著作主要都是以禅为名的，或是中国禅宗典籍的通俗解释，如《禅》、《禅的体验》、《禅门修证指要》、《禅门呓语》、《禅门骊珠集》等等。

 

事实上，圣严法师教导的禅坐，确与中国古代的禅宗不同。虽然同样叫作「禅七」，古代的禅七是禅行者克期取证的精进修行期；但是圣严法师的「禅七」，基本上是接引初学的静坐七日密集班。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作为主七和尚，圣严法师是一位对佛教有信仰，对信众有爱心，也有经验能够指导初学者静坐的老师。

 

除了指导禅坐之外，由于圣严法师的学术生涯后来逐渐在台湾站稳脚步。「中华佛教研究所」原是文化大学内的部门，圣严法师担任该校教授，后接任此职，其后校方因故停办而由圣严法师独立接办。圣严法师主持的中华佛学研究所，由于他曾留学日本的经验，使他一直坚持于起码的学术要求，使之成为台湾佛学教育的重镇。

 

现代的佛学研究，基本是站在人文的立场，对佛教作客观的研究。与传统的以信仰为基础的经院教育不同。由于汉传佛教僧教育的传统相当薄弱，不像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各有自己的经院教育。中华佛研所等等，在台湾当代建立的佛教教育机构，虽然是佛教寺院办主办，学生也多是信徒或僧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办学的典范，并不是经院，而是现代大学的宗教研究学院。台湾的佛学研究所学生，在此典范下，不自觉的被训练朝向专家式的学者，这可能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华佛研所的学术努力不仅于此。他们建立的图书馆，非常的丰富而专业。他们和台大佛学研究中心合作，投入汉文大藏经的电子化，以及研究资料库的建立，对于佛教研究者来说，是贡献极大的。

 

近年，中华佛研所又开设推广部，把佛学研究推广到社会大众与一般信徒中。圣严法师把禅坐和佛学持续介绍给初学者，这些初学者逐渐积累起来，就成为法鼓山的信众与师资。法鼓山的信众，可说是台湾佛教徒中，最具知识份子与中产阶级气质的，这与圣严法师的接引方式有绝对的关系。

 

 

晚近几年，圣严法师的教团发展，随着时间的积累，信众的递增，尤其是台北县金山的法鼓山道场的建成，又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五年，把教团改称「中华禅法鼓宗」，并建立具有现代议会精神的教团制度。这显示圣严法师对于自己一生的修学与弘法，有了更多的自肯。

 

除此之外，晚近几年，圣严法师的教团不只是把眼光放在佛教与修行，而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对社会的公众事务发言。近几年陆续提出「心灵环保」、「四种环保」、「心五四运动」、「心六伦」等社会运动。当然，把佛教的理念公众化，最早的提倡者可能并不是圣严法师，证严法师的《静思语》可能是比较早，而且做得更彻底的。

 

把现代社会的先进价值结合于佛教的思想，使佛教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新的滋养与活力，从佛教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可贵的一步。圣严法师近年来对政治人物提出的「智慧没有烦恼，慈悲没有敌人」，以及法鼓山的建筑，采用生态工法，以及绿建筑的概念，还有前几年把在海外购得的古佛首，送回原来被盗的山东原处，都是值得一提的佳话。但是进一步检讨起来，笔者不得不指出，佛教领袖们在对社会发言时，仍然难免显现出保守的色彩，对于社会的批判不足，不敢挑战社会大众的俗见，因而也可能有几分媚俗之讥，而缺乏宗教家应有的先知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