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法师著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永久值得人们怀念的人物弘一大师，他那离奇的身
世，跌宕起伏的人生，给世人留下一串深思与惊叹！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使
这位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艺术大师，从那辉煌闪耀的艺术宫殿中，步入清冷
孤寂的空门落发为僧呢？本文就大师之娑婆因缘，略而论之。


一、大师的天津缘

　　弘一大师（一八八０年一九四二），俗名文涛，字叔同。光绪六年九月初
四日，生于天津，父李筱楼（小楼）为道光甲辰（一八四四年）进士，官吏部
尚书，早期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王太夫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做诗
文。五岁父丧，从兄长受启蒙教育。在生母王太夫人的抚育下长大。少年即聪
慧好学，六七岁时，于《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譬》，即可琅琅成诵。
十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幻梅学习诗文骈文，又随唐敬之学习书法及篆刻。十
九时，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维新变法，大师认为“非变法无以图存”。于是自
刻一印云：“南海康君是吾师”，然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京津当局怀疑
他与康、梁有关。为免灾避祸便奉母偕妻全家移居上海。一九０五年四月大师
之母王太夫人逝世，大师悲痛欲绝，亲抚灵柩从上海回到天津经过与兄长“闹
了一仗”之后，才争取把亡母灵柩安放在李家大院接官厅正中央，此时，大师
痛苦、绝望、凄楚、悲哀。他埋掉了“李文涛”刷去了“李成蹊”的别号，更
名李哀，字哀公。大悲痛中亲自为亡母王太夫人天人撰写挽联歌云：

　　汨半生哀东之长逝兮，感亲思之永垂！

　　同年七月份，二十六岁的“李哀”，带著对母亲的无限哀思，东渡日本留
学。

　　一九一一年，大师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天津工业专门学校”任教，这是
大师第一次为人师表。然而平静的生活中，突然掀起了一阵巨浪，淹没了祖辈
留下的“义善源钱庄”。李家的百万财富，除了在河东的一座住宅外，荡然无
存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大师深刻地感受到财富的无常。从此大师的表情
更加严肃，衣著也更加朴素了。一九一二年，大师再一次离开了天津，到上海
任城东女学音乐教员，并受聘为《太平洋报》的文艺编辑。自此，大师在天津
的因缘，就永远地告一段落。


二、大师的上海因缘

　　一八九八年，大师为避免灾祸，而迁居上海的“城南草堂”，与义兄弟许
幻圆同居。时大师，“文采斐然，于诗文词赋外，尤好画画”。许幻圆是当时
上海新学界的著名人物，由他的推荐，大师参加了由许幻圆、张小楼、蔡小
香、袁希廉等组成的城南文化社，并与他们结成金兰挚友。从此，大师在学术
界的成就，一发不可收拾。一九０一年他考入了南洋公学，从当时文坛巨擘蔡
元培先生受业，与邵力子、谢无量、黄炎碚等同学，并参加了沪学会。正当大
师春风得意之时，孰料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突然病逝，他悲伤至极。第一次离开
上海，踏上了留学日本的旅程。一九一二年，留学回国的弘一大师，在天津遭
遇了破产之厄后，再一次告别了七年之久的上海。负责《太平洋报》副刊及广
告事宜。此间刊出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有陈思曾作插图。因大师曾号
朽道人，所以当时有人请他们两人“僧道合作”。有了此次的合作，大师又与
柳子，苏曼殊，叫楚伦聚会一堂，以《太平洋报》为中心，而发起组织“文美
会”，编辑名家书画比较而成《文美杂志》。后因《太平洋报》场面大而收益
少，且被警察查封。大师终于再度离开上海，进入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
主持音乐与图画两科。《太平洋报》在上海夭折了，但是，大师在《太平洋
报》的广告设计，却成为我国近代广告画的先驱之一。


三、大师的日本因缘

　　大师的日本缘，始于一九０五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大师到日本后，根据
自己所长和兴趣，从事艺术方面的研究，撰写《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说
略》，刊载于留学生所编的《醒狮》月刊。一九０六年九月，大师考入日本美
术教育学府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大师是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美术学校的第一
人。他从日本著名的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画，开始了艺术的登攀，进入后，
大师学习非常认真刻苦，日本国民新闻社记者特地采访了大师，并发表了题为
《清国人志于西洋画》的访问记，对大师的学习行为大中赞赏。留日期间，大
师在东京除了学习绘画外，同时还学习钢琴、音乐、外语等。尤其对戏剧艺术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引发了演话剧的强烈欲望。一九０六年，大师与曾孝
会、欧阳予倩、谢抗白等创办了“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天
录》、《新蝶梦》、《雪蓑衣》等剧目。大师在《茶花女》中扮演的茶花女，
得到了日本戏剧评论家松翁很高的评价。他在《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
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最佩服的李叔同君！”“尤其李君的优美婉
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倘使自‘椿姬’（即茶花女）以来李君仍
在努力这种艺术，那末，岂容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于中国的戏剧界……”。
《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赞扬之余，惊为创举，有好几个
日本学生也加入了“春柳社”。“可知李叔同君，确是放了新剧最初的烽
火。”由此亦可见，大师是中国话剧运动的最早创始人。他对话剧运动的贡
献，是应该永远彪炳于新剧运动史册。大师的日本因缘，一直延续到一九一八
年出家后，为了佛学研究，经常通过朋友以及在上海的日本书商内山完造与日
本书联系，购求留传在日本的中国佛教典籍和日本佛学著作。一九三六年，经
大师亲自整理的日本大、小乘经律有万余卷，编成《佛学丛书》四册，交上海
世界书局出版。大师手编《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释》一书，多达五十余
万言，均采揖自日本古本，校勘注释、直到圆寂前仍然笔耕不辍。

　　大师根据从日本请的古版律学，用了七年时间，圈点南山三大部并讲律修
持，精心地撰写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使淹没了七百余年的绝学南
山律宗，得以重兴。该书也被称为宋灵芝律师之后第一巨著。《四分律比丘戒
相表记》出版之后，由夏丐尊居士将三十五部交给日本书商内山完造，由内山
先生将此分寄赠到日本的东京、京都等大学的图书馆去。

　　一九二九年，大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的藏经楼里，发现了清初为霖禅师所
著的《华严经疏论纂要》。此书在日本新修的《大正藏》中，也没有收入。大
师慧眼识珍，于是倡印数百部，并以十多部赠与日本各大学和寺院，由此可
见，大师与日本因缘之深远。


四、大师的杭州缘

　　一九一二年十月《太平洋报》停刊，大师应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之聘，
任图画音乐教师。校长经子渊早就对这位艺术全能的上野才子钦慕不已，更兼
该校教员：夏丐尊、姜丹书、钱均夫、马叙论、朱光潜等都是文坛名匠，所以
学校的艺术气氛十分浓厚。大师的教育方法既严肃又热情，使“莘莘弟子如坐
春风”。

　　一九一四年，大师开始用人体模特作画，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一扫过去临
摹的旧习，使西洋画、素描等西洋画方法，步入传统的中国画坛，这不能不说
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大师还在学生中组织“桐阴画会”，后改为“洋画研究
会”和“乐石社”（金石篆刻组织）后改为“寄社”。这些课外的艺术活动，
大师都曾付出过不少精力。他为学生介绍外国“人体画”和“日本正则洋画讲
义”，编写《西洋美术史讲义》。他热情负责的教学精神，使许多顽皮的学生
为之一变，开始爱好艺术了。

　　一九一五年，大师应南京高等师范之聘，任该校美术主任教席，他身兼两
职，往来于宁杭之间，在大师从事艺术教育的七年间（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八
年），为我国早期艺术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音乐家刘质平、李鸿梁；古文
学家黄寄慈、蔡丐因；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家潘天寿、沈本千等等。此七年
间，是大师投身于艺术教育成果最为丰硕、辉煌的时期，他创作的《春游》、
《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
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然而，在艺术成果辉煌、如日中天之时，大师却毅然摒弃了世俗，怀著
“肩荷南山（律宗）家业，作将尽绵力，誓舍此身而启道之”的宏愿。于一九
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这一举动，在俗人眼光中，怎
能不感到震惊、叹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岂世人可知”？在大师
醇厚、博雅的艺术胸怀中，早已觉悟了人生的悲悯，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怀，
他的出家是与生俱来的“善根”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在黑暗中探见一盏明灯，
向著佛陀光明启开了人生新的航程！

　　大师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灵隐寺
受具足戒，自此，大师以振兴佛教，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视名利如草芥，置
个人利害于度外。云水飘泊，萍踪无定。挂单、弘法的寺院多达几十上百处，
而从不把那个寺院看作个人私产，一旦离去了此缘便了，并声明终身不作住
持、方丈。


五、大师的闽南缘

　　大师出家二十四年，在福建闽南弘法先后达十四年之久，最后圆寂于泉州
温陵养老院的晚晴室。这段时间，无疑的是大师弘法利生重要时期。

　　一九二八年十月，大师首次到达闽南的厦门。在南安小雪峰度岁后，返回
厦门南普陀寺，寓居闽南佛学院共三个月。大师在此结识了性愿、芝峰、大
醒、寄生诸法师。并坦然地建议佛陀学院“把英文和算术删掉，佛教却不可减
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院方接此建设调整课程，学
僧成绩果然明显提高。

　　一九三０年大师应性愿、广洽法师的热情相邀，二下闽南，于南普陀寺水
陆圆满后，暂居南普陀寺功德楼。以一纸《悲智训》的墨宝，使闽南学生相习
成诵，教学秩序亦逐渐恢复正常。

　　一九三二年十月大师三下闽南抵达厦门，最终定居闽南。这在给本妙法师
作的《般若经论解序》中说：“余以宿缘，三游闽南，始于戊辰，次己巳，逮
及壬申十月，是为最后。”

　　闽南气候宜人，生活安定，为大师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外部环
境，且闽南的民风古朴，深为大师所赞叹。大师在闽南的法缘非常殊胜，在大
师于一九三八年给圆净居士的信中说：“今年在各地（泉、漳、厦、惠）讲
经，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大师在闽南弘法不拘场所，随缘而定。内容宏
扩，日期紧凑，效果极佳而富于特色。所讲之处，闻著无不欢欣鼓舞。如一九
三八年在泉州讲《行愿品》时，“听众甚多，党部青年乃至基督教皆甚叹赞。
同年四月，在写信给丰子恺居士的信上说：“乃今岁正月至泉州后，法缘殊
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

　　大师的佛学著述大多在闽南完成。一九三三年八月于泉州点校《南山钞
记》完稿，此项工作，“详阅圈点，并抄写科文，改正之讹误，迄今三年，始
获首尾完竣。”

　　同年十一月于泉州开元寺作《南山道宣律祖弘传佛教年谱》。一九三五年
春，于泉州承天寺完成了《藕益大师年谱》，一九三六年八月，闭关厦门鼓浪
屿日光岩别院，校录《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完稿。一九三九年四月
一九四０年十月，大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上、中、
下三卷。大师的校阅工作极为辛苦，有时倾数月至数年之力。在他于惠安净峰
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可见
大师论述工作的紧张。大师编撰校注的大批律学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
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备略》最为重要。此外大师尚有序、跋、题记、法事
行述等累累著述。

　　大师在闽南十四年中，极力推动促进闽南的僧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佛教人
才。一九三二年、一九三四年，大师两次受常惺院长之请，帮助整顿闽南佛学
院学风，并现身说法，教导青年学僧要“习劳、惜福、持戒、自尊”。后终因
学僧纪律松弛，不受约束，而无从入手。因此，大师取《易经》“蒙以养正”
之义，创造佛教养正院于南普陀寺。

　　大师曾于一九三一年发愿以弘律为己任，故十分地重视并乐于启导僧人自
发组成学律组织。一九三三年大师应泉州开元寺住持转物和尚之请，由厦到
泉，集合学僧十余人，于开元寺创建南山律学苑。“学员除了听律以外，并各
自阅读圈点南山三大部，以作深入之研究”。

　　在闽南，大师之书法亦随时日而精进，一改早年形较方扁，稍后略变修长
的作风。形成了一种淡无烟火气的独特风格。大师出家后，唯独没有放弃的是
书法，他是把书法用来作为绍隆佛法与众生广结法缘媒介。并且把以字结缘看
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演讲再忙，也要抽空写字以广结法缘。一九三八年四
月十八日，大师在泉州承天寺致丰子恺居士的信中说：“于泉州各地及惠安，
演讲甚忙，写字极多，居泉不满两月，已逾千件”。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师
在承天寺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说：“本拟掩关习静数月，乃人事纷忙，意未如
愿，到泉州后，已写字五百件左右”。

　　大师漳州、晋江等地弘法时，大师也常以字广结法缘。

　　大师在闽南弘法成功，为众人所钦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
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他持戒谨严，淡泊无求，一双破布鞋，一条
旧毛巾，一领衲衣，补钉二百多处，青白相间，褴褛不堪，还视为珍物。素食
唯清水煮白菜，用盐不用油。信徒供养香菇、豆腐之类，皆被谢绝，真正做到
一物不遗，一丝不弃。他手书门联曰：“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
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是大师在一九三七年倡导的。当时日
本侵华的气焰嚣张，大师居厦门万石岩，自题居室为“殉教”室。并说：“为
护法故，不怕炮弹”。大师以为：“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
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后厦门遭日机
轰炸，弹片入室，大师泰然无惧，诚如他的一首诗云：“亭亭一枝菊，高标矗
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大师的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将永远地值
得人们学习与歌颂。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大师习书最后墨迹“悲欣交集”四字，在彻悟止
境中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享年六十三岁，法腊二十四。纵观大师一生跌宕
起伏，但大师始终以艺术家敏锐的感受力与深邃的洞察力，矢志不移，最后，
让我们牢牢地记住大师的谆谆教诲：“要发菩提心，即要发成佛之心，广修一
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具慈悲之心，植成佛之因，以后才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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