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从一种道德文化的层面来看，这个轮回和三世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建立道德的一块重要基石，也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块基石。

如果人说没有前生、没有后世、没有轮回这桩事情，那么这个世间上就有很多不平等的事情了。既然没有前生后世，没有因果，为什么偏偏他要做大官，我就做平民呢？为什么他能够坐宝马车，我骑自行车都骑不上啊？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呢？他就会怨天，他就会尤人。只有相信了因果，相信轮回，他知道是自己的行为所决定的，他就不怨天不尤人了。如果否定后世否定轮回，那儒道释三家圣人的一切义论都是不可靠的，是不能相信的。那些圣人都是讲假话了？

就好像孔子曾经讲“仁者寿”，有仁爱精神、行为的人他会长寿，这是一个因果的结论。但是有人曾经就提出一个责难了：比如颜回，这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是德行第一，三月不违仁，安贫守道，孔子一生也是极力赞叹颜回的仁了，但是他恰恰就夭折了，活了41岁；那么在《庄子》这个书里面讲到有一个江洋大盗，叫盗跖，是战国时期人，他率领了一个九千人江洋大盗的队伍，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所过之处生灵涂炭，那么极恶的盗跖不仁到了极点，但是他偏偏长寿呢？那你说这个因果怎么体现呢？如果这样，那你这个行仁义道德的人不是冤枉为君子反而短寿了？那小人、江洋大盗他乐得为小人——因为他还长寿呢，那么这怎么理解？

这一定要放在三世因果的角度，才能够把这个事情谈清楚；如果你就是只谈一世的话，就没有办法建立道德的一个准绳。那颜回今生的这种夭折，跟他前生的那种行为——恶的东西，先起现形——异熟果有关系，但是他今生的善一定会在他的下一辈子当中体现出来；一个造恶的人今生反而比较顺利，这跟他前世善的种子成熟有关系。所以他的三世的因果——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生报、现报、后报是错综复杂的；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根本的原则它是绝对存在的。所以唯有前生后世它的加减乘除——各种错综复杂的业力把它作为一个统筹的运算，它建立了这样的一个善恶因果的法则是正确的话，那么善就有劝勉的依据，恶就有惩罚的依据。上帝就不会再受到“混账”的名称。你上帝不是赏罚机制吗？你怎么对恶人还那么好啊？这里不是上帝的混账，上帝的惩罚也是根据和随顺你的业力善恶来给予的；那么孔子也就免于无稽之谈的诽谤。

所以三世因果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佛教文化给我们中国文化的贡献巨大！这种因果和轮回的学说进入中国，确实是化解了很多的残忍。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皇帝去世之后都要杀人殉葬，形成一种恶劣的风气。但这个事情你跟他去讲一些道理都讲不清楚的，像秦穆公这样的还算是个贤君，都杀了177人，他的大臣、妃子都给他殉葬。那么这个风气是佛教的因果和轮回的观念进入站住脚跟之后，这些人才不敢这样去做；即便有一两个暴君这样做，也不敢以杀人多为荣，为炫耀。它能够止住一种非常暴虐的行为：你这种杀人殉葬之后，存在下辈子要到哪去的问题。佛教的因果观念在中国站住脚跟，在理论上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摩擦甚至冲突的，你看庐山慧远大师他为什么作一个《三报论》，就是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这种因果有怀疑。就刚才讲集中在一世里面去谈善恶因果报应，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唯有站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角度，才能把这个因果的法则阐释得清楚。

所以我们讲因果是三世的因果、六道的轮回，这样这个理论才是完备的。这个完备的理论站住脚跟之后，它马上打到他的内心深处去，他就有害怕感，他就有敬畏感起来，这样它就会形成一种劝善、惩恶的巨大精神力量，建立一种慎独和自律的道德机制。每个人都建立这个机制，这个社会就太平，就不需要那么多警察，就不需要那么多法院，就不需要那么多监狱，甚至也不需要那么多官员。所以当一个社会每个人都没有道德的时候，它一定靠外面的强制，所以它的警察会增多，它的监狱会增多，它的法律非常繁杂，所以社会运作的成本会极高。现在都是讲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殊不知：你倡导一种儒、道、释三家的学问，它的经济价值巨大，就会裁很多员，就不会有那么多监狱——因为他本身就不会去犯罪

那么这样，我们这个中国曾经有盛唐的一个鼎盛时期，到了明清以后，尤其在清末，我们的国家则越来越衰败，乃至于在上世纪末鸦片战争以来，都快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样一个可怜的境地。那么我们国力的衰微，甚至我们中国人都挺不起脊梁——被欧美国家包括小日本都称为“东亚病夫”，这些原因很多。上个世纪救亡图存的仁人志士也在寻求救国的方略，但现在来看，他们还是找错了方向啊！他们把中国的落后还记在儒家文化上来了，“就是由于中国儒、道、释三家没有现代化，没有实行工业化，才挨打”。当时可能这种观念还比较得到整个中国知识界的共识：受德国的哲学家——一个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学说影响，从日本传过来的。所以上个世纪中国的那些有名的人都是否定传统文化，以五·四的打倒孔家店作为这种声音的一个代表，现在看来真的是他们不理解孔子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