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衲衣：千年灵岩的铁袈裟之谜
千年灵岩
灵 岩
寺东南侧，“转轮藏”仙人岩的悬崖下，有一块高 2.05米、宽1.94米的巨大铁块，因其外形不规则，有许多凸起的纹络，纵横交织，看上去极似僧人福田纹袈裟，因此被称为“铁袈裟”。
千百年来，曾将之奉为开山始祖定公禅师抑或达摩大师遗留的“天赐衲衣”，也有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伫立于“铁袈裟”前赋诗凭吊，还有不少考古学者实地考察论证，试图揭开这一千古之谜。
康熙年间清人马大相所编《灵岩志》卷一中有“铁袈裟图”，图侧有文曰：“世传定公建寺时，有铁自地涌出，高可五六尺，重可数千斤，天然水田纹，与袈裟无异，故名。”
定公即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灵岩寺再次开山祖师法定禅师。相传“铁袈裟”是法定禅师在修建大雄宝殿上梁之时，于现存“乾隆行宫”遗址西侧的山坳中“地涌而出”，后法定禅师于铁袈裟地涌处建造了袈裟殿。
第二个传说，也被记录在《灵岩志》中，传说的主人公是达摩。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在《灵岩志》记载的这个传说中，铁袈裟是达摩遗留下来的“天赐衲衣”，“达摩自西域来，面壁九年，道成而去，弃袈裟于此”。
这些传说，为“铁袈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由此还引来历代文人高士赋诗凭吊、追思探源。宋代建中靖国元年(1101)，灵岩寺住持仁钦大和尚曾将“铁袈裟”列为“灵岩十二景”，并赋诗赞曰：
我佛慈悲铁作衣，谁知方便示禅机。
昔年庾岭家风在，直至如今识者稀。
这说明，“铁袈裟”早在宋代就已经是“识者稀”了。明代孙瑜有诗和之：“谁将宝铁铸僧衣，知是禅家寓妙机。千古遗来纹已没，至今人到识应稀。”
一直到了清代乾隆皇帝曾数次驻跸灵岩，留下咏“铁袈裟”的诗词竟然有8首之多，反映了一代帝王对“铁袈裟”的思索和探究。
乾隆赋诗
乾隆二十二年(1757)
片铁为衣状水田，沧桑几阅镇精坚。
谁云五叶一花止，试看伽梨万古传。
乾隆二十七年(1762)
铁铸袈裟图久住，谁能著得自元超。
蒲牢设拟鲸鱼发，也似钟声披七条。
乾隆三十年(1765)
铸钟弗就袈裟就，孰是幻兮孰是常。
或曰石坚如铁耳，难持一切问荣将。
乾隆三十六年(1771)
祖衣作铁底须惊，七字因之为定评。
当是铸钟昔未就，袈裟略似故传名。
乾隆四十一年(1776)
割烦恼故服消受，一具犹然此路蹊。
项背设非真铁汉，亦谁能著此伽梨。
乾隆四十五年(1780)
铁否石乎半信疑，伽梨路畔是谁遗。
朗公设向澄公问，一笑还成两不知。
乾隆四十九年(1784)
铁铸袈裟千百斤，谁能披得七条纹。
可看平石擎崖路，不识分疏不用勤。
乾隆五十五年(1790)
一领净衣那论斤，法身披祗当丝纹。
铸钟想以不成废，置此半途徒费勤。
乾隆皇帝肯定知道，在他抵达灵岩的一千多年前，麟德二年(665年)至乾封元年(666年)，唐高宗李治与皇后武则天也曾驻跸灵岩，但乾隆皇帝显然不知道，他破解不了的铁袈裟“悬案”在其中或隐藏一条重要的线索。
有关唐高宗和武则天封禅泰山、驻跸灵岩一事，《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有明确记载，此外，现砌于灵岩寺鲁班洞南部西墙内由李邕撰文并书写的《灵岩寺碑颂并序》中记载：“高宗临御之后，克永光堂，大悲之修，舍利之，报身之造，禅祖之崇，山上灯切宇内，舍那之构，六身铁像，次者三躯大金刚增。远而望也，云霞炳焕于丹霄;即而察之，日月照明道。此皆帝王之力，舍以国财，二象之……”
这段碑文明确记载当时由帝王舍资兴建的一系列建筑与造像，最值得注意的是，以报身舍那佛为中心的一组造像中，有“六身铁像”。由“远而望也，云霞炳焕于丹霄”一句，可知这些造像十分高大。那么这块被认为充满玄妙禅机的“铁袈裟”，很有可能就是当时唐高宗和武后舍资在灵岩寺所铸造的这些高大“六身铁像”的一块残体。
后来清朝“开国儒师”始祖顾炎武在《山东考古录》“考铁”一文中认为灵岩寺的铁袈裟，应该是汉代铁官冶铁时的遗留物。
清朝另一位著名金石考古学家黄易绘有《山左访碑图》，以图像形式在《铁袈裟》画中题云：“魏正光时，僧法定住灵岩。达摩殿后有铁物自地涌出，六尺许，如袈裟披摺之状。有分书‘铁袈裟’三字，疑金元人笔。后移置崖下，建亭焉。或云铸钟不成。”
当代考古专家，中央美院郑岩教授在《从考古学到美术史》——(山东长清灵岩寺“铁袈裟”考)中推测认为铁袈裟是唐高宗时“一尊形体巨大的力士造像时留下的下半身。”碑文中所载的这组灵岩寺的铁像很可能毁于会昌五年(845年)的灭佛运动，铁袈裟是灭佛运动后的残留。
而此诸多的考究，却仍难解释所有的疑团，譬如若是力士造像，从形制上腰部有两米，则该像至少应高八米开外，如此庞大造像为何后来志书未见记载?其造像为何只此残留?而又其造像是于国力鼎盛的高宗时期，更是唐高宗和武后舍资亲临巡视，造像“水田纹”的痕迹为何能被遗留?
总之，大灵岩寺的铁袈裟，仍须一考一证一拈花了。
编辑|慧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