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一来，很多人都发觉时间多了。
　　本来，人作为社会的动物，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大都是在社会交往中产生的。平常，我们总是在思谋着事情， 需要干这，应该做那，这个必须完成，那个努力争取，等等。我们的人生陷入了一种加法的循环，越干越多，越多越干，节奏越来越快，人生越来越忙，时间越来越少。
　　直到忽然有一天，一个叫“非典”的瘟神来了，不由分说一律“叫停”：会不能开，差不能出，迎来送往周旋应酬一概兔掉……一切都成为减法，把社会交往减到最低限，生活于是回归简单而纯粹的一极。
　　这真是一种久违了的感觉：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其实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简单。
　　当那些我们经常为之忙碌不已的事情都不能做和不做的时候，我们也终于可以静下来想一想，这些事情之中，有多少是可做可不做的，又有多少是可以完全不做的。过去做了，我们不过是忙了一个过程；现在不做，我们的生活和周围的一切也还是一样。这么一比，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里有多少莫名其妙。并且我们以前对这些怎么就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而总是人云亦云，人做亦做，人追亦追。
　　还有，先前我们在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总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非常重要，哪一桩不干也不行的。我们不但自己忙，还给这种忙找出种种理由，及至把它理想化神圣化，愈发觉得忙得光荣忙得伟大。这次在“非典”面前，和生命相比，到底什么更重要,自然清楚了。而经过这样的减法过滤，我们也知道了人生之必需其实很简单很淡泊。至于那花花绿绿的意义价值什么的，绝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在加法中给加出来的。人为者“伪”也。人为的东西同生命的本来没有什么关系，大多是伪命题，所以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前几年在公园的叫卖摊上经常能见，铁丝滚笼中一只小松鼠，笼子随松鼠的奔跑而滚动。松鼠步幅越快，笼子转得越快。对于松鼠，那笼子无疑是一个命运之局。这两年没怎么见卖的了，我却时常想起那个画面，想到那笼中松鼠及信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而玩命实施赶超战略的我们。
　　这回“非典”给我们来了一个急刹车，就像滚笼中的松鼠一样，随着笼子一停，或许突然发现，这也是一种活法，或者是比拼命被转更自在的一种活法也说不定。事情是做不完的，钱是挣不够的，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只有我们的生命在这过程中一去不复还。
　　“非典”初起时，正帮朋友编辑金沙江的画册，大江在高山林海间穿行，那似带仙气的原始风光使人陶醉，而采自云南丽江古城的传说则另有意味。话说一个西方记者一早起来采风，见一个纳西族老人在晒太阳，等他游览了一天回来时，看到老人还在晒太阳，只是随着太阳转了一个方向。老外感慨万端，终于发现这里贫穷落后的根源就在于生活节奏，便对老人大讲美国速度和日本效率。听完后，老人慢悠悠地说：我们纳西人认为，从娘胎里出生后，人就开始向着一个地方走去，那就是墓地。你们慌慌忙忙赶到那里去干什么，那里可什么也没有，我们只想慢慢地走。
　　这就如同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智力测验题。一方说笼子转得越快越能体现出人生价值，一方认为悠闲的慢慢的才有味道。这是两种生活模式，两种思维方式，也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投射。
　　不仅仅是快与慢，真正要紧的是外与内。
　　中国人历来讲“淡泊明志”。人生的时间就那么多，精力也都有限，如果始终被外在的纷繁所牵引，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外面，内心就要出问题。而外在的忙碌、成功与辉煌，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动地解决人的内在问题。现代生活的外在越来越五彩缤纷，精神世界似乎并不见相应的丰富与充盈。现代人忙于追逐纷繁，为精神家园所放逐，无家可归似乎太久了。何妨不对外面做一点减法，为里面来一点加法，给自己的心多一些时间和空间。
　　大家都做减法，都静下来，“非典”的传染途径便被切断，疫情于是得到控制。这可以说是本来意义的“人定胜天”。古代的中国人畏天知命，从来没有什么战胜自然的狂妄念头。人定胜天就词源本义来说，是“人定齐天”、“人定者胜天”，此之“定”是指人自身的静定状态，人只有进入宁定虚静的境界之中方能“天人合一”。到近现代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中国人逐渐失却了内心的向度，才把人定胜天解读成人力一定能够战胜自然，人类的穷折腾也越来越肆无忌惮。这回看见了，“非典”之迅猛蔓延成灾，与我们所追求所迷恋的现代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
　　犹如“9·11”是对美国的示警一样，我们应该把“非典”看作是一种示警。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但愿我们不要再继续误读。
　　当此物华与浮躁之世，“非典”的强制减法应该成为一段宝贵的人生经历，若能得出独特的人生感悟，我们方可说：不虚此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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