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定上师
1921年，曾被台城名士项慈园称之为“三绝家风古，双珠海峤辉”之一的郑全山，十八岁就考入了广州大学哲学系。就读大学期间，正当国共合作大革命时代，孙中山先生经常在广东高师大礼堂演讲“新三民主义”，并指示“以俄为师”，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郑全山时往听之，逐渐产生跟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的愿望。
1925年，郑全山毕业于广州大学哲学系，因品学兼优留校助教。过了半年，郑全山在其长兄郑济时(当时就读于黄埔军校政治科)的教导下，决定投笔从戎，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决心效忠孙中山先生，遵循蒋介石拟定的校训“亲爱精诚”，开创一个“三民主义”新中国。
1927年7月，蒋介石颁发北伐动员令，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工程和政治科参加北伐，步兵科须在校继续完成学业。郑全山因入读广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工人员养成所，提前毕业离开黄埔军校。
1932年，郑全山经郑济时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过两年，入中华民族复兴社，任复兴社总社组织登记组组长。复兴社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所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团体，其主要活动是积极配合中央政府进行抗日备战，对地方军阀割据势力进行削藩情报工作，对各军事集团进行团结或瓦解工作，进行反共反苏宣传。与郑全山共事的复兴社书记长刘健群曾赞叹他“为人谨约，守正不阿，虽一言一行，靡不诚笃中肯”、“为民族复兴运动中不可多得之青年志士”。
1935年12月，郑全山受委派到上海北站处理上海学生赴京请愿活动。事态平息，受到蒋介石召见慰勉，任复兴社总社组织处处长。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郑全山随蒋介石从上海撤退到苏州、南京、武汉，旋赴广东。1939年又奉调重庆任中央训练团少将训育主任，可随时面见蒋介石，深受器重。在干训团整顿军纪期间，郑全山发现国民党高级军官贪污腐败，克扣军饷;前线士兵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心想，以啼饥号寒之师，用劣等武器同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拼，士气何能提高?蒋介石要郑全山收集几个典型，迅速上报。郑全山随即整理了4个贪污严重的高级军官材料，蒋介石对4个军师团级军官分别给予了降职、撤职处分。但是，病树将倾，岂是除去几条毛虫就能根治得了的!当郑全山再次向蒋介石反映军纪严重败坏的问题时，蒋介石怫然不悦地说： “全山，慢慢来，惩办将领过多，会对抗战不利，也会给共产党在舆论上攻击我们留下口实。”同时斥责郑全山，认为他不懂政治，只知抗日，不知防共，不知消除党国心腹之患。经此训斥，郑全山才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叫得震天响的“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只是一句谎言，自此，郑全山深感单凭个人满腔热血，难酬报国之志，眼见江山破碎，生灵涂炭，国家与人民沉沦于水深火热之中，在那种举世皆浊的社会里，想做到惟我独清，十分不易。进退维谷中，不由产生隐退念头。
在重庆期间，有一段时间，郑全山借住在宁海同乡、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李士珍家，并与李结为无话不谈的挚友。一天，郑全山对李士珍说：“士珍兄，这样下去，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何存?国家和民族危机重重啊，就拿干训团来说吧……”不等郑全山把话说完，李士珍便打断话语，以手指口，示意他要谨言慎行，以免惹来杀身之祸，并对郑全山说：“全山老弟，军人要服从领袖，不可谈政治。”郑全山只好“唉!唉!”两声，两人木然对坐，相视无语。
正当彷徨苦闷之际，郑全山想起了一生信仰佛法的父亲，想起1928年在南京听太虚法师讲《心经》、《佛陀学纲》后人生观有了进一步转变的情景。当临别时，太虚法师叮咛道：“三餐不忘农夫苦，英雄到老终皈佛，切记，切记。”随着抗战爆发，太虚法师亦来到重庆。这时的重庆佛教氛围浓郁，佛教精英另有法尊法师、印顺法师、欧阳竟无等也云集山城。他们平时总是聚集在一起，谈论人生佛教，境况盛极一时。为了寻找一片净土，每逢闲暇，郑全山都要去汉藏佛理院再次亲近太虚法师，和马寅初、老舍、郭沫若等在其座下听讲佛经;或常去附近的慈云寺聆听澄一法师讲经说法。慈云寺位于重庆南岸狮子山上，前临滔滔长江，后倚巍巍黄山，是一座远近闻名的十方丛林。澄一法师乃清末秀才，儒而佛者，博通经史，佛学精深，郑全山在其感染下，逐渐觉悟。
1940年底，父郑兴安逝世。这天晚上，郑全山梦见父亲西行前往西藏，并以郑全山因缘不具为由，拒绝护送。郑全山梦中问如何具备因缘，父亲答曰“出家”。不久，噩耗传来，得知父亲果然于做梦当日逝世，郑全山深信梦境所示，定有前因，于是萌发出家之志。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华日报》第一版刊出周恩来的四句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蒋介石派出大批军警企图阻止当天《新华日报》发行，到处抓报童，抢报纸。国民党集团中的人对周恩来那几句含义深刻、感愤无穷的诗词都很感兴趣，不少人暗中传诵，郑全山也读了几遍，还对其他人说写得好，而且悄悄将一个被军警抓来打得遍身伤痕的报童放了，结果受到戴笠指责，蒋介石再次骂他没有政治头脑，不知防共反共。蒋介石怀疑郑全山有二心，这使得郑全山更加坚定了逃出樊笼的决心，同时也彻底认识到从政并不能解救人民大众的疾苦，日后何去何从，亟须抉择。
1941年3 月，经屈映光先生(时任重庆救济委员会会长)筹划，郑全山借回家奔丧之名，请假二个月，获准。5月3日，瞒着妻子儿女，离开国民党军政界，到金顶飞瓦、竹茂林幽的慈云寺里，依澄一法师座下披剃出家，法名清定。当香烛高焚、梵乐升起之时，他忽然想到一辈子在佛俗两地痛苦徘徊的父亲，而今，他终于有勇气将大富大贵视若尘土，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从此以后，他将弘法济世，进入全新境地。
澄一和尚给他剃度时，讲了法名“清定”的来历。老和尚曾于1903年1月15日凌晨做过一个梦，梦见浙江来的一位很有道行的高僧要求住下，自称是前朝道魁和尚，今世的名字叫清定。因为这个梦太奇怪，老和尚就把它完整地记录下来了。郑全山本是浙江人，也恰好是老和尚做梦那天出生的。因与梦兆相符，从此，清定这个法名便伴随了这位佛门龙象大愿大行一生。
将军之妻闻听郑全山出家之事，如雷轰顶，她给慈云寺寄来了一封又一封哀惋凄切的信件：“全山，纵然你不念夫妻情缘，过年也务必回家看看孩子们。你可记得你最后一次离家时，三女儿不满两周岁，幺女儿还在襁褓中。也许在她们的记忆中，还辨不清爸爸的模样。”这些信件，像一枝枝利箭，射在清定未泯的尘心上。看着情泪交织的家书，清定禁不住仰天长叹、泪流满面。
蒋介石听说郑全山不当将军当和尚，气得直骂娘，责令跟郑全山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大员们频频光顾慈云寺，力劝他还俗返回部队，继续为党国效劳。清定虽竭力回避，但看在旧日同事的情面上，不得不虚与周旋。澄一法师见状云：“清定，你如障缘未了，难成正果，不如早早离开山城这是非之地，到成都昭觉寺受戒去吧!”按佛教规矩，师徒不能同住一座十方丛林，于是清定间关千里，沿途隐姓埋名，躲过哨岗检查，远赴昭觉寺，入威凤堂，在昭觉寺第十四代方丈定慧大和尚座下受具足戒。
3月，清定前往成都听能海上师讲《菩提道次第广论》，复听能海上师讲戒，对密法发生深信。5月，清定准备入近慈寺安居。外面新来的僧人到近慈寺挂单一般只能住七天，要继续住下来只有一个条件：七天之内必须要把戒本背下来，否则卷包裹走人。清定依规矩勇猛精进，于一周之内，心无旁骛，将厚厚的《比丘戒本》背了下来，终于获准于近慈寺学戒堂常住，并结夏安居。作为初出家僧人，这件事很难做到，大家都觉得十分稀有，因此当时传为美谈。
1945年，清定法师随同能海上师到绵竹县云悟寺茅蓬闭关静修。期间，曾入定，现好境界。次年于莲溪寺结夏安居，入藏经楼阅竟《大般若经》六百卷，阅经过程中见到大光明。
194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都临近崩溃，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饮马长江，国内形势极为紧张。但清定法师经屈映光、赵朴初迎请，仍前往上海觉园寺，主持班禅纪念堂开光仪式，并组织成立上海金刚道场。当时清定法师所到之处，成千上万的居士信众集合，请法师灌顶加持。气象巍巍壮观，为当时上海报刊、电台的头条新闻!
1949年初，上海金刚道场成立，清定法师应四众弟子之请担任住持，僧团实行佛世三月安居，每半月诵戒的制度。金刚道场家风注重戒律，学修并进，僧众每日均有定课，不作经忏法事，如法修行，感得信众清净供养。僧侣入街市及白衣家，莫敢不整饬威仪，尤重男女界限。由于依戒修行，显密圆融，清定法师皈依学法弟子逐渐增多。黄密道风，名驰远近，桃李争华，群星璀璨。
1955年5月，能海法师已预感到金刚道场将有厄运，故与清定法师在上海火车站分手时，有“难得再见”之语。两人依依惜别，无限惆怅!9月，肃反运动开始，一些对清定法师深为妒嫉的人“揭发”他有历史问题。他们将国民党军队撤退时投入金刚道场内荷花池中的枪支挖出，作为清定法师的罪证，公开举办“反革命罪证展览会”。于是，这位五十二岁的前国民党少将被立即逮捕，冠以反革命罪名，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临行前，深有远见的法师平静地向弟子们交代了他的未竟事务，说：“我将去闭关，尔等自重!”众弟子闻听此言，失声痛哭。法师又说：“世变愿不变，当以佛子之心对待一切的险恶和不测。1957年，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清定法师无期徒刑，金刚道场遂陷于半停顿状态，至1966年，被勒令解散，人员各奔东西。之后，金刚道场内各种名贵法物被盗窃一空，不知去向。
好在清定法师精通医道，在狱中，他除了得空即静坐外，常以自己的推拿针灸绝技为人治病，被誉为“劳改医生”。期间，清定法师曾遭遇红卫兵批斗，由于清定法师慈悲为怀，遵从能海上师教导，为那些批判斗争他的“红卫兵”祈祷、祝福、消业，难行能行，难舍能舍，难忍能忍，以厚德报逆怨，自称“罪逆深重，万分感谢红卫兵小将，帮我除去罪业污秽!”因此红卫兵小将都认为“这位老特务还比较老实”，就没有更激烈严重地伤害他!当他在牢狱中时，可几日几夜常坐不卧，不开口说话，只在定中观想。他将20年的牢狱之灾，变成了20年闭关静修佛法的难得机会;把监狱当成行持菩萨道的场所，一切的不公正、辱骂、污蔑、毁损，都不能破坏他心中清静。终于苦尽甘来，功行圆满，迎来了慧命勃发的春天。
1975年3月，坐了二十年牢狱的清定法师因表现甚好，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被特赦释放，回到故乡三门县高枧乡，在卫生院以行医为业。
一向关注法师命运的中国佛教协会代会长赵朴初居士闻讯，对天台国清寺方丈惟觉法师说：“清定法师是我国一位不可多得的高僧，你们应该将他请回寺院。”于是，惟觉方丈向清定法师发出邀请。被迫脱下袈裟二十四年之久的法师遂又重新披上袈裟，于1980年初来到故乡附近的国清寺讲经说法。
然而关于清定法师的平反，由于某些人从中作梗，宗教当局几次讨论未能通过，一直搁浅。这些人知道为清定彻底平反势在必行，但为保全自身，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拖到人死，等事过境迁，潜藏多年的不少人命案和重大经济犯罪(其中有关多座庙产营私舞弊)就会随着岁月流逝，永远尘封水底。他们甚至不准人提及当年的罪证展览会，不准清定法师的户口迁回上海，不准恢复金刚道场，不准向佛教徒公布平反事实……然而，正派佛徒总无意与他们抗衡;清定法师本人也愿意避开矛盾，接受外地不少寺院的迎请。
1984年，经上海文史馆洪扬生及其子洪迪昌屡递上诉，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为清定法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撤销1957年原判。于是法师应从昭觉寺众僧的恳请，于1985年底重返阔别了四十余载的昭觉寺，担任该寺方丈。
昭觉寺始建于唐，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满目疮痍。清定法师来寺后，以“提振道风，培植僧才，重辉祖庭”为己任，率领全寺僧众，起衰振敝，重燃法炬。海内外弟子听闻清定法师发愿整修昭觉寺，纷纷解囊，随缘赞助。十载艰辛，功绩昭然!昭觉寺古刹面貌一新：红墙碧瓦，殿宇辉煌，寺院肃穆，幢幡飘拂，堪称 “川西第一禅林”。四川黄埔军校同学会特赠一块巨匾，上书“昭觉重光”，以旌表清定法师这位“披上袈裟的将军”振兴古刹的昭然成绩。
1987年5月，已是众望所归的清定法师，在昭觉寺举行了隆重的升座仪式，成为临济宗第四十八世、昭觉堂上第十七代祖师。就在清定上师于昭觉寺升座的那天，人们终于注意到大雄宝殿前的那棵老菩提树，如今已是劲虬龙钟，枝干庞然，原来那一块石碑，早已严严实实地包入树干之中。而旧殿重修，柱头早已落地，檐瓢也不翼而飞。由于印契了该寺古德道魁祖师之预偈：“树包碑，檐瓢飞，柱头落地祖师归”(清定上师回昭觉，悬空之柱头落地，檐瓢早已不翼而飞，菩提树飞速猛长，将石碑包得丝毫不现)，故世人称清定法师为道魁祖师再来，因之法威顿长，横贯海外。
自出狱后，为使格鲁巴教法能在汉地灯灯相续，晚年的清定法师仍不遗余力地讲经开示，传法灌顶。他捐助希望工程、修公路、办医院、扶贫济困;他慷慨解囊修寺建塔、放生、印佛经佛像……清定法师自奉甚俭，每日一粥一饭，过午不食。所受供品，全部分送僧众。他记不清给过哪些人好处，他说出家人没有自己的财产，自己是大众的，大众即是自己。
西藏扎西多吉活佛说：“清定上师不仅是汉地的高僧，也是我们西藏的高僧。”
1999年6月22日，悲风阴阴，浮云沉沉，昭觉寺浑厚的钟声划破了川西平原晨曦的寂静，沉痛地向世人宣布，清定法师安详舍报示寂。
中央统战部办公厅、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四川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均送了花圈。赵朴初会长唁电文云：“上师显学密行，一如仙露明珠;毗尼严净，胜似松风水月……!”
清定法师以将军的高位，从大富大贵走向平凡，也走向非凡，在常人来看，其中必有一个痛苦的过程，他曾说过：“何苦之有?集众生之苦难于我一身，是我的菩提愿心，也是一种无上的快乐。”
这是自觉觉他的一生，也是一个人从复杂走向纯然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