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桂钿：说“孝”

一、先秦儒家讲孝与不孝
　　孝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色。孝的意义在于报恩，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天经地义的。《礼记·祭义》载：“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发其情，竭力从事以报其亲，不敢弗尽也。”（中华版P1597）如何回报？要竭力尽心，不但能养，还要能敬，要消除父母的忧愁，要增加父母的快乐。“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身体是父母所生，应该爱惜。自杀是大不孝的表现。现在大学生自杀的很多，他们对得起父母吗？他们怎么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不重视孝的教育，只培养智力，只重视分数，片面教育的结果是不好的。

　　孔子的学生有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这说明儒家仁的思想是从爱亲引伸出来的，也就是从孝悌推导出来的，孝是仁的根本。儒家重视孝，是抓住了根本。有一重要典籍就叫《孝经》，是专门论述孝的。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孝经·开宗明义》）又说：孝是“天经地义”的，明王“以孝治天下”（《孝经·孝治章》），“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章》）,百行孝为先。总之，孝是最根本的道德，最伟大的品行，是教育的基础，是德政的核心。

　　过去有人说，儒家讲孝太绝对了，典型的话是“君叫臣死，臣不死，臣为不忠；父叫子亡，子不亡，子为不孝”。但是，这是后代儒家的陋见，孔子是不同意的。《韩诗外传》有这么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曾参是著名的孝子。一天，曾参在锄草时，误伤了苗。他的父亲曾皙就拿着棍子打他。曾参没有逃走，站着挨打，结果被打休克了。曾参刚醒过来，就问父亲：“您受伤了没有？”鲁国人都赞扬曾参是个孝子。孔子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告诉守门的弟子：“曾参来，不要让他进门！”曾参自以为没有做错什么事，就让别人问孔子是什么原因。孔子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舜的事吗？舜作儿子时，父亲用小棒打他，他就站着不动；父亲用大棒打他，他就逃走。父亲要找他干活时，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想杀他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现在曾参在父亲盛怒的时候，也不逃走，任父亲用大棒打，这就不是王者的人民。使王者的人民被杀害，难道还不是罪过吗？”

　　在父亲失去理智的时候，拿着大棒乱打，如果打死、打伤或者打成残废，他冷静后会感到十分懊悔。这会给父亲的心灵上留下沉重的阴影，永远无法摆脱。这是“不逃”给父亲造成的精神创伤。真正的孝子要逃避父亲的盛怒，避免给父亲造成精神伤害。不管当时鲁国人怎么夸奖曾参，孔子还是严肃地对待此事，以便给后人留下正确的意见。很显然，上述父叫子亡的说法，孔子是不同意的。不该死的，就不能轻易地死去，即使有父命。

　　当鲁哀公问孔子：“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孔子没有回答，出来告诉他的学生子贡说：“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子从父，怎么能说是孝子呢？臣从君，怎么能说是贞臣呢？要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听从什么样的命，才可以说是孝、是贞（忠）。就是说要有分析，要分清是非，然后决定是否听从。可见，盲从君父的臣子，孔子不认为就是忠臣孝子。孔子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孝经·谏诤章》）有不义的事，臣子就应该提出批评。不批评就不是忠臣孝子。孔子认为，父母有什么错误，做为子女可以提出批评。他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篇》）几谏，就是委婉地劝告。父母不肯接受，子女还要恭敬，不违背他们，替他们操劳而不怨恨。等到他们心情好时，再委婉地进行劝告。有一个副市长周江华有受贿行为和婚外恋可疑，他儿子周涛和女儿周霞对他进行“几谏”，他答应不与情人来往，又将赃款全部上缴组织部门。2004年12月，一个老板犯罪，被公安机关抓获，为了立功减刑，交待了他给领导干部贿赂一事。2005年3月，中共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部找周江华谈话，周江华很坦然地交代了问题，并早已经将贿赂款上缴组织部门。周被免于起诉，与此同时的其他受贿干部却都进了监狱。这时他内心深处感激自己的儿女。这就是孝子“几谏”，避免父亲陷于不义，躲过一场灾难。（《报刊文摘》2005年9月23日摘转《政府法制》半月刊第9期上。）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有这样的事亲的“几谏”和事君的“匡救”，才有“上下能相亲”的和睦家庭与和谐社会。孔子讲孝，也不同意独断专横的。

　　儒家对于国君的态度与对于父亲是不一样的。儒家主张：如果国君不听谏，那么臣子就可以辞职出走。孔子对于诸侯，“见志不从”，他和弟子们就离开，因此，他们周游列国，无所留止。孔子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孝经·事君章》）孔子的孙子子思在回答鲁穆公问什么样是忠臣的时候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第141页。）经常批评国君的错误的人可以称为忠臣。《孟子·离娄上》：“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这里的“大人”就是忠臣。“格君心之非”，就是批评国君心中错误的思想。

　　儒家认为，父子与君臣，都是对应的关系。父子的关系是“父慈子孝”，君臣的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是从正面论述的。为了强调这种对应关系，孟子以强烈的语言来表达，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君臣关系是这样的对应关系。虽然说“君为臣纲”，并不是绝对服从的关系。如果君无道，那就可以诛之，或者换掉。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将父子君臣的对应关系归纳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也就是说，道义高于君父。“当仁不让于师”，仁德高于师。爱老师，更爱真理。要有理性，不能盲从。这些道理都是相通的。

　　总之，先秦儒家认为，孝有许多方面：一是能养，二是能敬，三是要和颜悦色，四是能慎终追远，五是三年无改父之道，六是事君尽忠，从道匡正，七是立身行道，扬名后世。所谓“光宗耀祖”，也是孝的重要表现。八是应该有后嗣。

　　至于不孝，孔子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邢昺注：“五刑谓墨、劓、剕、宫、大辟也。条有三千，而罪之大者，莫过不孝。”（《孝经·五刑章》）三千种罪行要受到五种刑罚惩治，其中最大的罪行是不孝。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赵氏注：“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孟子还有“五不孝”的说法：“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很（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下》）这五不孝，前三种不孝，都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养父母，可以归纳为“不顾父母之养”。后两种是不爱惜自己，伤父母的心。前三为物质方面的孝，后二是精神方面的孝。孔子强调“敬”，事君尽忠，立身扬名，《孝经》讲的“光宗耀祖”也包括在精神方面的孝中。孝的基本精神就是让父母享受幸福。

二、孝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

　　孝在历史上有过不同的命运，先秦儒家讲孝，不象汉代那样由由统治者来讲，以孝治天下，每位皇帝的谥号前面都加一个“孝”字，如孝文皇帝、孝武皇帝。这虽然只是形式，也很重要。另外，当时有所谓“举孝廉”，就是推举孝子和廉吏当官。当时人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怎么会爱别人呢？没有爱别人的仁爱思想，怎么能做好官呢？现在那些跑官的人，他们会将跑官所花的时间、精力、金钱用在为人民做好事上吗？这种人当官，不能“造福一方”，只能为害一方！汉唐时代都设有“孝悌力田科”，清代还有“孝廉方正科”，历朝都有选拔孝子做官的传统，因为人们都认为忠臣必出于孝子之家。

　　汉时流行的《孝经》是“五经”之外的“经”。谁可以当帝位的继承人，学习过《孝经》，也成为一条成立的理由。例如汉昭帝时，大将军霍光上奏说：“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善事业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汉书·宣帝纪》）病已就是汉宣帝。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引了《孝经》中的话：“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些说法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力之一。

　　东汉时代，在浙江出现两位特殊人物：一是哲学家王充，著有《论衡》一书流传至今。《论衡》中表现出的科学精神至今还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令有现代科学思想的人看了，也会感叹不已。另一是孝女曹娥，父溺江而死，十四岁的她沿江寻尸，七日不见，就投江自杀。后来在江上发现她负父尸浮出。这就被称为孝女，并将此江命名为“曹娥江”。王充是哲学家，是智慧的象征，曹娥是孝女，是道德的代表。王充在前，曹娥在后，同在一个东汉时代，同在浙江，相距不远。

　　有一年，我到浙江讲学，主人热情好客，问我到浙江有什么愿望，我说我是研究王充的，想看一看王充的墓。主人就亲自开车，冒着大雨，带我去参观王充墓。在一片茶园中留出一块约有半亩地，建一个坟墓，立有省、县两级的“重点保护”的牌子。与世界历史上顶级科学家张衡的墓（在荒草丛中保留一坯黄土）相比，也不算太差了。但是，我们在回程的途中，顺路参观一下曹娥庙，那就大不一样了。曹娥庙是一个古建筑群，琉璃瓦金碧辉煌，颇为壮观。大殿三进，还有东殿与西殿，名人、政要的题字、题匾、对联，相当的多。当然还有一块特别著名的《曹娥碑》，由于上了《三国演义》，名声大噪。因有曹操、杨修与“黄绢幼妇”，给读者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有明代董其昌的楹联：“渺渺予怀尝思所求乎子何事，洋洋如在试问无忝尔生几人。”清代状元刘春霖的对联：“百行孝为先，至性感人，余热泪；大江流不尽，夕阳终古，咽寒涛。”民国戴传贤对联：“千秋庙祀彰灵孝，万古江流著大名。”王孝赉的对联比较长，上联是“二千年庙貌重新，孝崇庙典，女受庙封，炎汉以来，一庙累朝褒孝女；”下联是“百十里江流依旧，曹称江姓，娥易江名，虞舜而后，半江终古属曹娥。”两相比较，天壤之别。这说明中国传统重视智慧，更重视道德。所以讲培养人才全面发展，讲德智体，总是将德放在首位。讲“三不朽”，也是“立德不朽”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立功不朽”和“立言不朽”。孝是德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于是，人们重视突出孝德的曹娥，大大超过能立言、有智慧的王充。这只能说有主次之分，并不能据此说明中国有“反智”的传统。中国人很重视智慧，对诸葛亮的崇拜，就是明显的例子。

　　《光明日报》2004年9月6日赵伟平与潘剑凯合作的报道《现代教育还要“崇孝”吗——浙江省上虞市大力加强未成年人孝德教育》文中介绍了退休教师郑桂明倡导孝德的事迹。“二十四孝”之首虞舜和曹娥的故事都发生在上虞市这里。文章明确提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要从小事做起”，实践证明少年儿童经过孝的教育以后，变懂事了。过去将孝敬父母看成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失偏颇。

　　孝德在中国影响之深，可以说无与伦比。在中国以外，孝德也有很大的影响。日本关西大学综合图书馆里有许多名教授、名学者的文库。其中有玄武洞文库，是一个孝子企业家所捐的藏书。他所收集的《孝经》各种版本达483种，570册，是全日本最全的，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全的。一册目录书名《家藏孝经类简名目录稿》，编者是田结庄金治氏，于昭和12年在大阪的玄武洞文库出版。《汉书·艺文志》著录以后，可以见到的有孔安国（汉）传、郑玄（汉）注、刘炫（隋）述义、玄宗（唐）御注、元行冲（唐）疏、邢昺（宋）正义、司马光（宋）指解、朱子（宋）刊误、董鼎（元）大义、江元祚（明）大全、阮元（清）校勘记等。《孝经》传到日本的年代，据林秀一博士的《日本孝经年谱》考证，推古天皇12年即公元604年的十七条宪法中引用了《孝经》的话，说明在六七世纪的隋唐之前已经传入日本。日本学者还根据《二十四孝》，编写日本的《二十四不孝》。

　　现在有的佛教法师也在讲孝。例如慧天法师讲述，陈聪德居士整理的《净话》中就有《孝亲颂》的内容，其中提到“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的恩赐。”“孝心是宇宙人间，永恒的真理。”有居士印《孝学颂》，其中“青少年福智十善法”，第一法就是“孝顺父母”。佛教也提倡孝德。犹太人第二部圣经《塔木德》中也有关于“孝敬父母”的内容，也认为父母有不适当的要求，儿子可以拒绝，不提倡盲从。

三、现代的孝德分析评价

　　孝与忠并列，在中国两千多年中，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道德内容。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同方式的批判，但在民众中仍然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最近几年，博士论文写“孝”的逐渐多了，有一年我就看了两本关于孝的博士论文。其中一本是肖群忠的博士论文，现已出版。我的博士生吴锋的博士论文也写孝。在日本，我也看到在名古屋大学博士留学生庄兵和梁音也都是写关于孝的论文。韩国在中国的留学生李庚子写的论文就是《两汉的“孝教”思想研究》。这说明“孝”这个中国思想的特产在现代化的社会还有其广泛的市场。1999年2月7日上午，由民政部等六部门联合评选出的“敬老好儿女金榜奖”颁奖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获奖者967名“敬老好儿女”即孝子。2004年9月25日，山东省嘉祥县评选出“二十四孝星”，在“国际孝文化论坛”上颁奖。许多地方，也有类似评奖活动。但是，在西方分科很细的情况下，我不知道“孝”应该放在伦理学中，还是放在社会学中，或者放在什么别的学科中。我们过去讲阶级斗争，讲无产阶级专政，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都没有“孝”的位置。在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中，也没有“孝”的内容，不论公民道德，还是未成年人教育中，似乎也没有“孝”这一项。为什么？因为它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是经过反复批判的思想糟粕，是必须彻底抛弃的历史垃圾。许多年轻的博士生研究“孝”以后，并不认为“孝”是应该全盘否定的糟粕。他们认为对孝，应该加以研究，发掘其中的合理性，经过改造，重新焕发光辉，为新社会新时代贡献特殊的作用。二十世纪近一百年的批判孔子儒学特别是对孝的批判，给中国现代社会留下了后遗症——“谈儒色变”与“忌讳孝德”。儒学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核心，而强调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时却不提“儒”字，表彰孝子，却用“敬老好儿女”代替。

　　当有人问舜为天子，其父杀人，舜该如何处理时，孟子说：“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读喜xi,草履）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读欣xin，快乐）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舜将天下的权力放弃就象扔掉破草鞋。他会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海边隐居起来。终身与父亲相处，快乐过日子，忘掉天下。这里将孝顺父亲看得比天下还要重。宁可放弃天下，也不能放弃父亲之情。现在有些贪污犯也是为了亲属而违犯党纪国法，最终受到制裁。所以有的学者提出，孟子的理论是腐败现象的总根源。孟子在这里强调孝的重要性，认为掌握天下大权没有孝心重要。但是，现在的腐败分子并没有将掌握天下大权放在孝心之下，也没有人辞职带着父亲隐居偏辟地区，去过贫困的日子。只有带着妻子或情人，并且带着贪污来的不义之财，逃到外国去享受的罪犯。儒家虽然也讲“大义灭亲”，往往只是大人灭晚辈的“亲”，没有子女灭长辈的“亲”。《礼记·丧服四制》：“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 义断恩，所以“大义灭亲”。因此，荀子说“从义不从父”，还是很值得注意的。这说明义大于亲。上述子女“几谏”市长的父亲，就是很好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