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人释超育。
释超育从未想过要去找寻孩子的亲人。王金曾肯定地说，这些年一定有不少孩子的家人找借口到寺院探望过自己的孩子，否则不会出现把孩子的病治好了，亲属到寺院抢孩子的情况。
山西朔州应县僧人释超育，自2006年收养第一个弃婴起，陆续接收了近百名弃婴，并于2011年成立应县第一家民办孤儿院———随来圆。那些具有先天缺陷的孩子，在自己无法左右的命运中被抛弃，又在随来圆延续自己特别的生命。
如今，随来圆的孩子有40个，23个男孩、17个女孩，最大的已经10岁了。除了基本的生存，孤儿们的教育、医疗问题如何解决，如何融入一个最初并未对他们展露善意的社会?摸着石头过河的释超育也没有答案。
“一切皆是佛缘”
人们愿意相信寺院会给生命以安抚，这座看起来与普通民居无异的寺庙，逐渐成了事实上的弃婴岛
这是一个普通的北方县城，低矮的平房连片而起，风卷起黄沙拍在窗户上，街边的人进屋放下窗棂上的帘子。停在长途汽车站的的士师傅迎上刚出站的旅客，热络地拉客。
从应县客运站到应县南寺收费十元。
开了两年出租车的师傅不知道这里有所孤儿院，直到他在路口看到了“南寺孤儿院”的牌子。
这条被的士师傅称做“四中南路”的马路上，有一个不起眼的巷口。拐进巷口约百米，被漆成朱红色的院墙上有着“南摩阿弥陀佛”烫金字，两个字掉下墙来。一对石狮子矗立在“净土念佛堂”的牌匾之下，这就是应县南寺。
隐匿在民居之中的寺院，结构与普通民居相仿，呈四方院落，没有深山藏古寺的神秘。甚至在主殿还贴着一副新春对联，横批“财源广进”就在“念佛堂”的牌匾上。
孤儿院里，保姆和她们照看的孩子。
住持释超育正和四五位居士围坐在炕上叠“金元宝”，圆脸大耳的他，颇有佛像。他是寺庙里唯一的僧人，也是应县第一家民办孤儿院的创办者。
对于孩子的到来和孤儿院的成立，他说：“一切皆是佛缘。”
2006年，秋末冬初之际，释超育像往常一样早起，打开了寺院大门。门前放了一个纸箱，里面装着一个孱弱瘦小的孩子。释超育环顾四周，巷子里没有一个人影，他把孩子抱进寺院。
这个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弃婴，在寺院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甚至没来得及拥有一个名字。
不到两个月，寺院迎来了第二个被遗弃的孩子。这个孩子患有先天性马蹄内翻足。释超育将孩子寄养在父母家，带着孩子去太原、大同、北京接受矫正治疗。
“哪次出门不得花好几千?到现在还要矫正治疗，好几万了都。”释超育72岁的父亲王金常常与周围的人调侃，儿子出家时离家数年，把一双幼年孩子丢给自己，现在孙辈长大了，又要照看一群孩子。
“咱应县那会儿也没孤儿院，送哪儿去?到寺院来一个孩子就管一个孩子，不往这儿送往哪送?”王金感叹。
负责给寺院文书工作，做了7年居士的荣富最初来南寺时，一直在纳闷：谁家的家属带那么多孩子来寺院呢?不仅如此，这些孩子个个都是“歪瓜裂枣”的。直到后来他才知道，这些都是被收养的弃婴。
冥冥之中，在那第一个没有姓名的孩子之后，将孩子遗弃到寺院的“闸口”就此打开。人们愿意相信普度众生的寺院会给一切生命以安抚，时间亦印证了这个猜想。这座看起来与普通民居无异的寺庙，逐渐成为了事实上的弃婴岛。
王金是一个长期在家庭生活中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家长，这让72岁的他依然倔强固执。他一边信誓旦旦地唠叨，要不是自己的独子是出家人，非要收养这些孩子，他肯定啥也不干，一边喊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孤儿萍妞的名字喂她吃碗里的饭。
最初被送来的孩子都由王金和妻子照看，释超育需要张罗庙里的事情，遇到红白喜事要出门给人做法事挣钱养孩子。做一次法事300元，寺院收养孩子的事情传出去后，常常会有善心人多给几百块钱。
王金夫妻的炕上，曾一次性躺了5个孩子，他们俩把屎把尿，洗衣喂奶。等到大一些的孩子能走会跑，小一些的孩子还只知道哭的时候，两个人实在没有足够的精力盯紧每一个孩子。释超育开始给父母雇保姆，待到有了七八个孩子，他决定开一家孤儿院。
不符合银行贷款资格的他，在好心居士的引荐下向私人贷款120万元，买下了寺院边上的一排民居当做孤儿院，取名“随来圆”。
在孤儿院建立后，寺院门口曾在一个月内发现了三个孩子。
不能入土的孩子
应县的规矩，夭折的孩子不能入土，也不能立碑竖牌，扔孩子的地点根据四季“天坑”位置的不同而变化
“兔唇、心脏病、脑瘫、头上长包身上长瘤、缺胳膊少腿的，全是。”王金摇着头细数那些不足月就被遗弃到寺院门口的孩子，一出生就特别的他们，在无法左右的命运中，被无情踢出正常生活轨道。
有时候，孩子被发现时腰间会拴着几百元钱，附上写着出生日期的字条。更多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被送来的病怏怏的孩子，夭折概率极大，9年时间，约有50个孩子夭折。时间最短的一个，从被抱进寺院到死亡不到一个小时。
王金至今对一个叫月祥的孩子念念不忘，那是存活时间最长却终究未能幸免的孩子。
有先天性心脏病、差不多两个星期大就被遗弃的月祥，在寺院度过了惊心动魄的三年。由于体质虚弱，其他孩子一顿的奶量他要分三次喂食才能完成。一旦有不舒服的时候，别的孩子都能以嘹亮的哭声吸引关注，月祥只能大喘气，他没有力气哭泣。
“那娃长得可俊了，头发黑亮黑亮的。”王金咧着一嘴黄牙说起那时的月祥。
大概在两岁半的时候，月祥出现了“逆生长”，胳膊腿越长越小。王金带着他再次前往大同就诊，医生委婉地告诉他，无需白费力气。
从医院回来不到半个月，月祥在一天中午犯病了。他浑身抽搐，满脸憋得乌黑。释超育和王金还有两个保姆站在炕头，月祥挣扎了十几分钟。
释超育双手合十，反复念着阿弥陀佛，直到孩子断气。王金坚持称自己当时没有哭。
死去的月祥连同他的衣服，被扔在郊外野地里。
这是应县的规矩，夭折的孩子不能入土，也不能立碑竖牌。扔孩子的地点根据四季“天坑”位置的不同而变化。
还有那些被带去大同医治，在医院夭折的孩子，也不能带回来。王金通常会让医院看门的老头帮忙，扔一个孩子给一百元钱。“后来扔多了他还嫌给的少，就涨成了一个两百。”
孩子扔掉后，释超育就在寺院给他们念经超度。那些不知从何来的孩子，在世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记。
释超育从未想过要去找寻孩子的亲人。王金曾肯定地说，这些年一定有不少孩子的家人找借口到寺院探望过自己的孩子，否则不会出现把孩子的病治好了，亲属到寺院抢孩子的情况。
那是2009年，一个孩子被送来的时候满脸乌黑，送去医院没办法输液，后来王金四处求医用偏方把孩子治好了。三个月后，20多个人跑到寺院声称自己是孩子的亲属，将孩子强行带走。隔了几个月，对方托政府工作人员转告寺院，自己确是孩子亲属，且给了寺院3000元钱。
这样的闹剧发生的次数并不多，也不知是好是坏。
如今存活下来的孩子有40个，23个男孩、17个女孩。
由于随来圆居住条件有限，释超育将两岁半以下的孩子寄养在周边农村，两岁半以上的孩子接到孤儿院适应集体生活，做上学准备。
弃婴争夺战
李桂芝笃定孩子在孤儿院不能得到良好的照顾，“为啥不能在我这儿多呆几年，六七岁再接走也不迟”
随来圆——— 这间被应县民政局2011年正式批准成立的民办孤儿院，紧挨着寺院。里院开阔，被隔成六间屋子的平房一溜排开，院里散落着一些玩具，晾衣绳上挂着一排孩子的衣服。
为了防止孩子走失，红铁门常常上锁。
释超育雇的保姆工资标准依据孩子情况而定：未上学的孩子，一个孩子每月500元;上学念书住校的孩子，一个孩子每月300元。
第一次走进孤儿院，很少看见年轻女性的孩子们，连鞋都不穿，飞似地下了炕，从各个房间跑出来，带着好奇的眼光打量南都记者。不多久便争先恐后地伸出双手求抱，更有孩子索性喊起了“妈妈”。
从屋里追出来几位保姆，用本地话喊着各自照看的孩子。他们大多是丧失劳动力的老人。一个丧夫，一个独居，还有两对夫妻，最年轻的52岁，最年长的77岁。他们有各自被分配的房，她们称之为“家”。
余录先(音译)的家，是最为杂乱的一间。他66岁的妻子刘玉莲对着堆满了衣物的房间流露出一脸歉意，一边拾掇一边指着自己照看的四个孩子：“这两个烂嘴巴，那个少了几个脚趾头，那个刚开始以为是脑瘫。”她把少了两个脚趾头的男孩转了一圈：“好好的娃，就扔了。”
这四个平均年龄在两岁半的孩子，表达能力比普通孩子差一些，不太会说话，撒尿拉屎也不会打招呼，常常在炕上玩着，蹲下就尿了，屋里也就有了一股味。
刘玉莲唠叨，自己77岁的丈夫下肢行动不便，需要拄拐棍，走动时间一长，胯骨便疼痛，什么都做不了。三年前，一场大火让两夫妇无家可归。儿女皆已成家，不想给子女添麻烦的老人听说寺院在找保姆，便与师傅联系，此后，就留在了孤儿院。
院里的孩子分配给六位保姆，各自开火吃饭。时间长了，孩子们也有“家”的区别。6岁的王法中和另两个男孩穿着一模一样的卫衣，他解释：“因为我们是一家的。”
“家”这种懵懂的心理界定，既存在于孩子心中，也存在于保姆心中。
东张寨的李桂芝因为离不开孩子，与孤儿院展开了争夺。
2011年，随来圆将患有唇腭裂的王法红寄养在李桂芝家，一个月支付其500元工资。
孩子刚送来时，李桂芝的孙子还没出世。她和丈夫将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小丫头身上。在孩子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她教孩子叫自己“妈妈”。王金曾两次到李桂芝家接孩子去河南接受手术治疗，第二次手术离开李桂芝有半个月。
李桂芝撩起上衣，露出腰部左侧的伤疤：“第二次抱走的时间太长了，想娃想得不行，觉都睡不好，不小心跌窖里摔的。”
王法红很快到了要去孤儿院适应集体生活、准备上学的年龄，王金到李桂芝家领孩子。李桂芝舍不得孩子走，问能不能在家多照看一段时间?王金没有同意，把孩子带到了随来圆交由住院保姆看管。
李桂芝每天早上骑着电动车到孤儿院，晚上再骑着车回家。“孤儿院都是一个人看管几个娃，哪能看好?我看着娃心疼得不行。”这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笃定孩子在孤儿院不能得到良好的照顾，并且坚持认为过小的年龄去准备上学纯粹是孤儿院的借口。“为啥不能在我这儿多呆几年，六七岁再接走也不迟。”
王金则认为，这个女人是在耍无赖。做事风格强硬的老头开始拒绝李桂芝的看望。
恰好在这段时间，王法红生病了，李桂芝在医院悄悄抱走了孩子。
“我到处躲，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我就是怕他们把娃带走了。”某天，王金突然上门找孩子，慌乱中，李桂芝抱着孩子躲到了儿媳妇屋里，让儿媳妇帮忙打掩护。回忆起那段日子，李桂芝掉了泪。
应县民政局副局长刘瑞新介入了这场争夺。
“从法律上来说，李桂芝未经允许抱走孩子绝对是不被允许的。从情理上来讲，她的行为我们都能够理解。人嘛，都是感情动物。”刘瑞新在两者间进行了斡旋和协调，最终在2014年7月15日，将王法红的抚养权从孤儿院移交至李桂芝名下。
今年满5岁的王法红经过两次手术已经痊愈，唇上留下一抹淡淡的天使之吻，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姑娘。见到陌生人，她羞涩地躲在李桂芝身后，嗲声嗲气地喊着妈妈。
民政局对孤儿每月600元的补贴则直接由李桂芝领取，但她仍犯愁。在村里念幼儿园的王法红一年需要1500元钱的学费，明年该念的小学还没有着落，村里没有开办小学，孩子只能去县城。
“孩子要是在孤儿院，上学会方便很多，你现在后悔吗?”
“后悔也没有办法。”
自从将孩子过户给李桂芝，王金便摆出一副不管不顾的态度，当他得知南都记者去找了李桂芝，沉默半天，问，孩子咋样?
释超育对孩子的态度更为淡定———“来去皆是佛缘”。
路在何方?
随来圆最大的孩子10岁了，对于孩子们将来的打算，释超育的态度是“走一步看一步吧”
1970年生的释超育说普通话时，语速很慢。这个初中学历，自认佛法不精的僧人通常不会主动聊天。不管多少人吃饭，他只一句“阿弥陀佛，吃饭了”就开始动筷，不招呼人，饭罢离桌。
在伙房烧饭的奶奶说，师傅这几年性格变化大，越来越不爱讲话了。奶奶常年住在寺院，两年前发现释超育经常凌晨两点屋子里还亮着灯，她上前询问，释超育自称在学习，后来才承认睡不着觉。如今，他每天需要靠吃药来调整睡眠。
“压力大了，那么多孩子要管，受罪了。”
荣福称，释超育分别在2005年和2010年于香峰山建了两座寺院，山上山下来回跑，有时候刚把孩子从外地接回来就爬上山干活，下了山又到别人家去做法事。“师傅原来有好几个徒弟，都吃不了苦，跑了。”
释超育不愿意讲那段经历，他说他记不住了。
王金在儿子建庙的时候，承担起了带孩子去外地看病的职责。活了大半辈子的他终于去了首都北京。
三次去北京，都是坐大巴到车站，跟着前来接洽的医护人员直接到了医院，孩子看完病，打车到车站买票回应县。
“长城去了吗?”
“那有啥，我们山西也有。”
“天安门，故宫呢?”
“哪有时间?”
除了需要照看孩子，得健忘症的妻子也让他挂念。
2013年，应县有了一家民办的夕阳红敬老院，同时也接收孤儿。刘瑞新称，为了减轻寺院负担，也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环境，在夕阳红批下来后，就把遗弃到寺院的孤儿转交夕阳红了。
应县没有公立孤儿院。整个朔州市，在2012年方才开工建设被列为“2012年朔州市人民政府为民办实事八项重点工程”之一的朔州市社会福利院、朔州市儿童社会福利院建设项目。根据媒体2014年公开报道，该项目于2014年1月10日建成，当时有80余名孤残儿童。
刘瑞新坦言：“应县是财政穷县，没有能力建立一家公办孤儿院。”他介绍称，目前应县有480多个孤儿，其中70个为残疾弃婴，大部分属于父母双亡，或父亲丧失劳动力母亲改嫁的情况。因此，绝大部分孤儿采取了家庭寄养的方式，由亲属进行照看。
家庭寄养式曾被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社会保障系主任仇雨临认为是颇有成效的救助方式，并提出希望政策支持此模式成为“集中供养”的另一个选择。
不论是哪种模式，在刘瑞新看来，都有潜藏的风险和不足。“现在孩子还小，以后要是到了青春期，应该怎么管教?住在一起的孩子，男孩女孩在一起，会不会出问题?放在农村的孩子，万一接受不了农村人的批评模式，离家出走了怎么办?”尽管目前应县最大的孤儿才13岁，刘瑞新已经开始担心。
更令他无奈的是，国家对于孤儿的政策仅仅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并未囊括孤儿的教育费用、医疗费用。
“一个月600块钱，管个吃穿。病了咋办?上学咋办?”
事实上，在没有特殊学校的应县，随来圆的孩子曾被学校拒收。刘瑞新通过与教育部门沟通才让孩子顺利上学。尽管如此，在学校里，这些特别的孩子会不会遭到孩子的歧视?会不会因为身体原因跟不上学习节奏?这些都是刘瑞新无法掌控的事。
根据规定，年满18岁已离开学校的孩子，每月600元的孤儿生活保证金将停发。对于不具备生活能力的孩子，只能重新申请低保。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谁能一辈子依靠低保呢?”
随来圆最大的孩子10岁了，他是第一个在寺院存活的孩子，也是释超育最疼爱的孩子。这个有马蹄内翻足的孩子在多次矫正后，已经能够正常行走。
被问及将来对孩子们的打算，释超育想了想。
“走一步看一步吧。”
对话
释超育的金钱观：
“来自四方，用之四方”
南都：当初为什么想再修两座寺庙?
释超育：我希望能够找个安静的地方修行。
南都：如果可能，你希望新建一个能容纳所有孩子的孤儿院吗?
释超育：当然。
南都：那你当初有没有考虑过少修一座寺庙，给孩子们建一个新的孤儿院?
释超育：没有。修庙的钱拿来修庙，养孩子的钱拿来养孩子。孩子和寺庙一样重要。
南都：照看孩子的这些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释超育：生死无常，众生平等。
南都：有你认为特别辛苦的时候吗?
释超育：那些都不必要说出来，一切成果多是靠大家获取的圆满。
南都：你对孩子们的期待是什么?
释超育：希望他们长大后能成为对祖国、对社会有用的人。
南都：什么样的人才叫对社会有用呢?
释超育：这个，还没有考虑。
南都：你觉得你是对社会有用的人吗?
释超育：不算吧 … …嗯……我和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还有距离。
南都：如果你当初没有出家，有人把孩子扔在你家门口，你会收养他吗?
释超育：哎呀……不知道。
南都：寺院主殿上贴着“财源广进”的横批，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待金钱?
释超育：钱很重要，但君子要钱取之有道。来自四方，用之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