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乐的源起

佛乐又称梵乐或梵呗，不独是佛教弘扬教法和赞颂佛菩萨等美好事物的一种独具宗教特色的声乐，也是佛事活动中必不可缺的形制，广泛地存在和运用于佛典仪规之中。梁朝慧皎法师所著《高僧传》曾考证言：“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见佛之仪，以歌赞为贵”。也确实，从佛教住世的角度来看，佛经的赞和偈均是通过唱、诵、念才能表达出来，而歌咏佛经伴以管弦之声，引赞入乐，达致中和、清净，也是“梵呗”的本意。由此可见，存在和运用佛典及佛事活动中的佛乐，当然缘起于佛教，并同时庄严着佛教且为佛教的弘扬和传播带来了深远的祝福和激励；另一方面，佛教历来也犹重运用音乐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提倡音乐在服务佛教教义中的作用，所以佛经与佛学文献大多涉及音乐，并多方面阐述了佛教对音乐的诸种看法。

佛乐在中国的传播

佛乐和佛教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白马驮经，佛教传播中华，佛教梵呗也开始在我国流传。早期的中国佛教活动自然完全承袭梵呗形制，即佛教史上称做“西域化”讲经的吟唱方式，梵唱由是冉冉升起于中华大地。佛教史上著名的天竺国竺法兰大师及康居国康僧会大师，犹对佛乐在华夏的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大力推动了佛乐在中国的发展，二人被后世尊称为南北梵呗祖师。宋大相国寺方丈赞宁在其《高僧传·续诵篇》言：“原夫经传震旦，夹译汉庭，北则竺法兰，始真声而宣剖；南惟康僧会，扬曲韵以讽诵”，称赞竺法兰和康僧会为中国南北两地的佛乐的领袖，并道出中国梵呗之南北差异的特点，北以“雄直宣剖”而长，南以“哀婉扬曲”以取胜。而二者佛乐的基本个性的形成，也尊定了佛乐在中国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自东汉佛教的传入，箜篌、琵琶、筚篥、都昙鼓、鸡罈鼓、铜钹、贝等乐器，及许多著名乐曲，如《摩诃兜勒》等，以及鼓吹、饶歌、苏袛婆琵琶七调音乐理论，也相续从佛教国家传入我国，对我国音乐及音乐理论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公元802年，古印度骠国王太子舒难陀，亲率乐队32人及舞蹈团来华访问，并赠送乐器十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佛教音乐的发展，诸多上善因缘，终促使我国唐宋以来更进一步的发展且形成了完善的燕山十八调等著名佛乐。

佛乐的中国化

如佛教传入中国，融会中国儒学和玄学至唐朝最终完成佛教的中国化一样，佛乐也经历了佛教普临东土的需要而中国化的情形，这也是佛教随缘化物的表现。从汉语发音度而言，汉语发音的口型，音乐的长短，音韵的高低，以及文化素养、审美观点，欣赏习惯的不同，其旋律也必然随之改变。梁慧皎法师在其《高僧传》言：“梵音重复，汉语单奇，用梵音咏汉语，则声长而偈短；用汉曲咏梵文，则韵短而词长”。基于这样的语言矛盾，融会中国各种传统音乐，探索新的梵呗声韵以适应弘法需要，成为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和工作。随着人们的不断摄取中国传统音乐来探索新梵呗，并使大量典型的中国传统曲子融入梵曲，其结果也必然导致佛乐的中国化。相传魏曹植赏游鱼山，忽闻空中梵天之响，清雅哀婉，深动其心。曹植独听良久，大有体会，乃慕其音节，结合我国传统音乐典籍《瑞应本起》，创作梵曲三千，流传天下，使得梵曲在传播实践中获得重要的重建和发展，对佛乐“改梵为秦”中国化情形也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后世因此尊曹植为中国梵呗的始创者。

佛乐的发展

佛乐在中国的发展，基本上是佛乐“中国化”的逐步完成和完善。自曹植创作极富中国特色的三千梵曲之后，东晋高僧慧远大师又以“以歌咏法、广明教义”为旨，创唱导制。亦即提倡以俗讲方式宣讲佛教经义，并注重俗讲时唱颂的音乐性，因此大师吸收了大量当地音乐素材编制佛曲，用以俗讲经义，此也为佛乐民间化取得了良好的开端。接蹱慧远大唱导制进一步发展而来的讲经形式，称谓“变文”，其对佛乐的发展更是推波助澜。“变文”主要是讲经通俗化、故事化，融佛教精神于中国古代故事之中，形象生动地宣传了佛教教义。由于“变文”以唱白形式相结合，唱词为韵文体，且唱颂普遍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曲调，这对佛乐的民间化和普及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至唐代，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人心和繁盛发展，佛乐吟唱也随着佛事活动的隆盛而获得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唐宫廷出于对佛教的信奉，不仅将佛乐引入皇室斋天、祈福、报谢、追悼及宗庙祭祀等传统宗法活动中，并在礼娱宴乐中，也演奏佛曲，伴以歌舞助兴。佛乐的地位得以极大地提高，佛曲从而成为唐代的主要音乐体裁；另一方面，佛教活动愈是大众化、地方化，佛乐也就愈来愈要求民间化，用民间曲调和汉语声韵来取代旧的“梵”声已成为必然之势。至宋代，佛乐完全采用民间曲调，并普遍为各寺院采用，这就是最终形成了中国佛乐的最基本的音韵调律，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形成。时至今日，许多名山宝刹，仍是承袭自宋、元、明以来的佛乐曲调，只是由于地方方言之别，各地寺院在具体唱法上自然存在着不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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