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台思想的准备时期

中韩天台宗关系研究

　　天台宗是创于陈、隋之间的中国佛教第一个宗派，至今已近千余年。在这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它与韩国的僧人发生着种种关系：从发正接受《法华经》和观音信仰；玄光从师天台宗二祖慧思学习“法华发乐行”；波若、玄光从师天台宗创始人智凯学习“止观”；谛观返天台教典使天台宗复兴，并著《四教仪》而留名佛教史；义通成为天台宗十六祖，留下著述《宝云振祖集》；直到义天传山家教观，构成了中韩天台宗的关系史。

一、天台思想的准备时期——发正接受《法华经》和观音信仰
　　天台宗依《法华经》立宗，故别称法华宗。天台宗既受到知识分子、士大夫等上层社会的偏爱，又受到农夫、村妇、市井商贾等下层社会欢迎。在上层社会的流传情况，正如南怀瑾先生在《禅宗与道家》一书中指出的那样：“自陈、隋之际开始，经历唐、宋、元、明、清千余年来，凡知识分子，士大夫及爱好形而上学的人士，无不从事天台‘止观’。如唐代的名士梁肃、白居易，宋代的王安石、苏东坡、陆放翁等，以及宋明的理学大儒们，无不从天台‘止观’功夫打过滚来，直到清代的龚自珍仍如此。”在下层社会，天台宗流传更为广泛，民间的“家家念弥陀，户户有观音”便是真实的写照。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境况呢？根本原因在于它以《法华经》立宗。自姚秦弘始八年(４０６)鸠摩罗什译出《法华经》后，在佛界引起强烈反响，人们视它为大乘诸经中的“经王”，是佛陀的最后唯嘱，是开示佛怀的究竟之说。南北朝时，研究《法华经》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研究者竟达七十余家，有的人“搜研皓首”，“不知老之将至”。再加上智凯以其深远的独到见解，通过天台三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对《法华经》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创立了“一念三千”、“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等一系列富有思辨哲理的理论命题，所以天台宗深为知识分子、士大夫等上流社会所钟爱。
　　天台宗在下层民众中广为流传的原因在于观音信仰。《法华经》卷七里的《观世音普门品》，就是专宣扬观世音的。它把观世音描述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又法力无边。信奉者遇难时，只要念观世音的法号，如被推入火炕，则火炕变成池；跌入大海，则波浪不能没；从山峰上跌下，则日月虚空住；如被杀头，则刀刃段段坏。信奉者祈求观音，则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求财发财。观世音的这种神格与法力，自然受欲求不得的下层民众的普遍信仰。按天台宗对《法华经》的解释，法华二十八品中，以第二《方便品》、第十四《安乐行品》、第十六《如来寿量品》、第二十五《观世音普门品》等四品最为重要。《方便品》是迹门的眼目，《如来寿量品》是本门的精要，《安乐行品》是法华修行的规范，《观世音普门品》是化他无究的应用。根据天台宗如此看法，《观世音普门品》成了《法华经》的归宿，因为“眼目”亦好，“精要”亦好，最后都要落实到“应用”。所以智凯专门作《观世音普门品义疏》两卷、《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玄义》(简称《观音玄义》)两卷、《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疏》一卷。智凯在《观音玄义》里还提出了颇有影响的天台性恶说：“阐提不断性恶”、“佛不断性恶”，把佛与众生放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只要难修善，阐提亦能成佛。这无疑又为信仰者多开了一盏绿灯，多添了一分希望。
　　从以上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天台宗的两大基本特征是法华思想和观音信仰，反过来，接受了法华思想和观音信仰，亦就为传播天台宗提供了可能。中韩两国天台宗的关系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韩国的发正接受思想和观音信仰成为中韩天台宗关系的开端。
　　在天台思想的准备时期，古代韩国入华求法的请益僧，是百济的发正。有关发正的生平事迹资料极少，今只见于《观世音应验记》。
　　在《观世音应验记·补遗》中有以下两段文字：
　　在沙门发正者，百济人也。梁天监中，负笈西渡，寻师学道，颇解义趣，亦明精进。在梁三十余年，不能顿忘桑梓，还归本土。发正自道，闻他说，越州界山有观世音堵室，故往观之。欜椽烂近，而堵墙独存。云尚有二道人，相邀入山。一人欲诵《华严经》，一人欲诵《法华经》。各据一谷，筑作堵室。其诵《华严》者，月内可毕。心疑其伴得几，就往候之。曾无一卷。其人语曰：“期已将近，粮食欲绝，置及期至竟之。若不能念诵一部，正可诵《观世音经》也。”便还其室。于是此人心自悲痛，宿因钝根，乃至心诵读，昼夜非懈，谙得半。后数日，其人复来省焉。此人以实告之。其人语曰：“我已诵《华严》矣。奈何如此观世音之物，况经两三日而不谙乎？我若舍汝而去，则负所邀；若待汝竟，粮食欲尽。即于三日不竟，理不得相待耳。将以明复来省矣，其勉勉。”此人至到悲痛，倍前至心诵念，才得竟毕，明旦，其人来省，语曰：“如此观世音之物，尚不能诵，无可奈何。我将舍汝而去也。”此人跪曰：“昨暮才得竟了。”于是其人大喜，欲以相试，乃坐床诵之，四十卷经，一无遗落。次复此人上床诵之，始得发声，即于空中雨中种花，花溢满室，香闻遍谷，气氲满天，不可胜计，于是诵《华严》者即下地叩头，头面流血，忏悔谢过。事毕欲别去。此人止曰：“常有一老翁我食，子可少待。”而久久不来，终别而去。此人须汲水如井间，老人担食，番伏于草下。此人怪而问曰：我伴适来，望得共食，有何事异，窜伏不？”翁答：“彼人者轻我若此，岂忍见乎？”于是始知观世音菩萨。即四体投地，礼拜甚至。须臾仰视，便失所在。此人所观堵墙，至今犹存。沙门法正亲所见焉。
　　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其一，发正来华请益的时间是梁武帝天监(５０２－５２０)初年，根据在华三十年推算，他大约于梁中大通(５２９－５４６)回百济。其二，萧梁时期江南浙东一带已经弘传《法华经》和流行观音信仰，因为文中记载的就是发生在浙东越州(今绍兴)的事。其三，从法华师对《法华经》及《以世音普门品》的看法，以及观世音应化的老翁对华严师的不相容态度，曲折的反映出当时浙东的佛教已有派别门户之见。其四，《观世音应验记》对此事的记载明显地有贬华严扬法华的倾向，而且那么详细地把它发正连在一起，所以不难看出，发正入华所宗的即是《法华经》，并注重于观音信仰。
　　韩国的《法华经》传播和观音信仰流传，即始于发正回国之后。这正说明了发正是传播《法华严》和观音信仰的先驱，有《观音应验记工员·补遗》关于发正的一段文字中就记载着观音信仰在百济流传的情况：
　　即是隔海之事，加后闻见浅薄，如斯感应，实非窥见所迷。但杲云：“后叶好事之人，其惑继之。”自不量力，谨著二条，续之篇末。
　　百济武广王迁都枳慕密地，新营精舍。以贞观十三年岁次已亥十一月大雷雨，遂灾。帝释精舍、佛台、七级浮屠乃至廊房，一皆烧尽。塔下础石中有种种七宝，亦有佛舍利置于水精瓶，又以铜作纸写《金刚波若经》，贮以木漆涵。发础石开视，悉皆烧尽。唯佛舍利瓶与《波若经》漆函如故。水精瓶内外彻见，盖亦不动，而舍利悉无，不知所出。将瓶以归大王，大王请法师发即忏悔，开瓶视之，佛舍利六个俱在瓶内。自外视之，六有悉见。于是大王及诸宫人倍加敬信。发即供养，更造寺贮焉。
　　右一条，《观世音普门品》：“火不能烧。”
　　武广王迁都，营造佛寺，由于雷电引发一场火宅，寺院、佛台、塔、廊房等都被化为灰烬，唯有舍利同外面的精瓶、《金刚波若经》同外面的漆函如故。武广王把舍利和佛经能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功劳归于观世音应验，并引证了《观世音普门品》里的“火不能烧”的作答。
　　从这段短短的文字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以下一些情况：
　　第一，武广王时代的百济已有佛寺、佛塔，寺院有廊房环绕，塔基下放有七宝。
　　第二，《金刚经》、《法华经》和《观世音普门品》单行本已在社会流行，并得到王室的信奉。
　　第三，观世音信仰得到应验，并被王室接受。
　　从这个记载看，发正回国后的百济确实盛传《法华经》和流行观音信仰，并被王室接受。这为天台宗日后在韩国的传播打下了思想基础。